《老子》一书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因为其又不是个别现象，而几乎是普遍地存在，作为专论哲学道理之书，这就很成问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著作是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愚民终极目的所致。而其论道、谈德，只是进行愚民的一个手段。而欺负天下的老百姓不懂哲理，不懂逻辑思维，因而也就顾不得逻辑上混乱，讲一些弯弯理以推销其歪理邪说，如此，就必然造成不能自圆其说。唯因如此，我读《老子》一书时就总是在想，这位老先生的胆量也真够大的了！黎民百姓乃国家之基，社会之本，正是他们之中世世代代孕育、培养、成长着国家栋梁、社会英才，以及多方面的圣人、贤士，何以大胆而行愚弄？但是，老子还就是这样做了。

 

      《老子》一书的逻辑混乱情况，是随处可见的，此略举几例以作分析。

 

       例一，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上述数语，从其一开头，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讲统治者要居安思危，谋以长治久安之策，当天下稍有不安定的迹向时，就要断然采取措施，将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接着就举以浅显例证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几人合抱那样的参天大树，它一开始也不过是生毫末；九层高台，它也是起自于一筐一筐土（蔂土）的不断积垒；千里之行，也开始于足下所迈出的第一步。——这是言统治要有所作为的话，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但是，这种话要是老百姓也认识到了，而有所作为，那可就糟糕！老子主张愚民而治，所以，著书行文是不会时刻忘记愚民的。接下来，就是针对黎民百姓而言了：“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并且不忘记再将“圣人”拉出来作证，“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然后，又举民间做事时常遇到的相对事例而作“必然规律”以为论：“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最后做出结论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又同其“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以及“绝学无忧”的一贯谬论相呼应了。

 

        劝统治者居安思危以有为，告诫黎民百姓“为者败之”而不要为，这中间就形成了逻辑矛盾。

 

        例二、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里，是以正确的哲学命题，加以错误的成份为转机，然后推导出一连串的误国、愚民谬论，最后以捏造出的“圣人”之语，再行兜售其“无为”的愚民理论。从整章行文上说，就又陷入了逻辑混乱的自相矛盾之中。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至理名言，但却并不是老子的发明，而是自古就有。至少，在老子之前，轩辕黄帝、风后、吕望、管仲等都有论述，至于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论述就更多。什么叫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呢？此处稍作一个极简要的解释：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无形、无物、视而不可见，听而不可闻，然而又无处不在，其本身不是想有所作为，但却客观上又无所不为的自然规律，是由不同的物质之性和物与物之间所存在的特有关系而引发出来，其作用是随着时间过程而显现出来的。因此，历经仰观、俯察、取远、稽近的研究总结，将万物高度集中、概括之后，分为阴阳两大类型。又认识到举凡阳性事物，都表现出刚健、强壮、主动、显性等特点；而阴性事物，正好与阳性事物相反，一般都表现为柔顺、主静、被动、隐性等特点，这就是事物的相对性。而阴阳异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动交流、互相向对方渗透、因而呈现出互为补充、互为依赖、互为自己存在的根本性关系，故在哲学上就提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哲学命题。所以，阴与阳的交流、互动，是产生新生事物，使世间事物不断保持其生命力的根源；而举凡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的是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相互削弱、以及能够完全和合而为一体的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也正是这种同性事物相互排斥、竞争，以及因其性质相同而能各全为一体而壮大竞争能力，这就又使得事物得以不断地增强自身能力，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古典哲学提出“和为贵”观点的哲理依据。同时，同性相斥与异性相引之间，又形成了更高一级的事物的相对性，正是这种事物的相对性，才使得世间事物在生生不息的发展、竞争之中，看似纷纭复杂，实际则存在着一定的有序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运用对于阴阳相交而命生，以及同性相斥以竞争的规律为指导思想，制定治国与用兵方略的纲领性政治术语。

 

        以正治国，理论上完全与中医治病道理一致，就是以道制定法律，以道理产生社会道德，以法律和社会道德不断地调整阴阳事物之间的关系，使夫与妻、父与子、兄与弟、家与国、君与臣、工与农、城与乡、公与私、供与求等各个方面，始终处在一种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依存的平衡之度上，使其和谐、有序、生生不息地得到健康发展；同时，以法度、道德为左右手，调整工与工、农与农、商与商、人与人等各种同性事物之间的关系，使其都在同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科学的法律与道德范围中作自由竞争，并对于按法律、道德规范竞争优秀者，给以表彰、奖励；对不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者，视其情节，给予一定的处罚。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引伸为道德，就崇尚“中庸之道”，中医治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哲学理论上应用“中庸之道”，依照或泄、或补，或扶正、或祛邪，以调理人体各部分器官的功能得到阴平阳秘、以保持其旺盛的生机。所以，中国古代治理地方之官就称作“尹”。尹字，就是以医生以三指持针而行剌穴治病之形  ^①、^②而成其字，尹字的字义就是“治理”。尹字下面加口，表示懂得以客观事物

 

 

 

 

规律而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者，就是君子。这种古代社会文化上的同一性，显示的就是古典哲学的普及性认同。所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在古代已是人所共知之理。

 

       若再以具体而明确的例证说明，则可以依至今人们还存有某种模糊认识的公私关系处理为证。此处就依现代工业企业发展与工人收入为例，以作简单分析：

 

       在一个国营企业中，这个企业的整体利益即为“公”，它以企业的总资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为标志；而工人的个人劳动收入就是“私”，它以工资、奖励等多寡和增加速度、幅度为标志；而整个企业的行政管理便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关键性机制。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人以其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方法，向企业这个“公”进行渗透：工人为获得个人利益而付出给企业的劳动工时越多、工效越好，则企业的产品生产就越多，产值越大，所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的这个“公”也就越来越壮大。当工人从实践中认识到，企业的这个“公”共利益正是个人“私”利赖以存在和扩大的根本，便会努力增加生产，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消耗，处处爱护设备，爱护公物，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为提高产品质量、数量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说，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私利，向企业渗透的私利性劳动贡献越多，则企业这个“公”共利益的蛋糕就越大，在同行业中竞争中的能力也就越强。企业的管理者，如果明白了公私互依的哲学道理，将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个“私”视作企业这个“公”发展壮大的根本、基础，那么，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工人的思想水平、劳动技能，鼓励工人多劳动，以增加工资收入，并且会制定奖励发明创造的条例实施，以及伴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始终保持对工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相反，如果广大工人都将“公”与“私”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事物，根本不把企业这个“公”看作自己“私”利赖以存在的根本。那么，他们在生产之中，也就不会关心产品的质量，不爱护公共财物，见到损公肥私的行为也不会与之斗争，甚至还会为了分得一杯羹而与之同流合污，以损公而达肥私之目的。其结果是，当企业这个“公”随着大、小“老鼠”们的不断啃咬而变得千疮百孔后，其工人们的个人“私”利也就越来越小。企业倒闭之日，也就是所有这个企业里的职工“私”利死亡之时。同样，如果工人将企业当成自己利益的命根子，而企业的管理者则以“批私”、“斗私”、“灭私”为指导思想，在企业管理之中，不是以不断更新设备、实行产品更新换代、节约原材料的消耗、降低产品成本等措施，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是处处以牺牲全体工人的利益为代价，降低工人工资，或者用转嫁企业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强迫工人“集资入股”、“以产品推销”代替发工资、以及拖欠工资等手段来保企业这个“公”，则工人在企业这个“公”失去了对他们的吸引力之后，不是消极怠工，便是愤而离去，使这样的企业最终不得不走向破产。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误解，我们还必须再说几句题外话：在思想教育中提倡“去私立公”、“公而忘私”是正确的。因为人的自私之性是同其社会生存直接相联系的，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性的自然体现，不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只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管理上正确地处理公私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不然，就会使人类社会变得物欲横流，社会公德败坏，犯罪率增加，社会便无以维持正常的秩序，人们的社会生活便不得安宁；但是，社会公德教育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管理等，则属于“以法治国”的范畴。“德治”与“法治”也是阴阳互依关系，缺一不可，不能互相取代。用属于“德治”范畴内的“去私立公”、“公而忘私”之类社会道德提倡代替法律、政策和具体的生产管理，就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全社会陷于科技落后，人民贫穷；以“法治”范畴内的具体管理取代“德治”，忽视社会道德教育的功能，必然造成全社会的道德沦丧，世风败坏。所以，轩辕黄帝治国，就提出了“刑德相养”的著明论点：“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① 这，也就是以正治国，明民以治的基本道理。

 

中国古典哲学又将阴阳相对称谓之“偶”，对阴阳不对称者谓之“奇”。故所谓“以奇用兵”（请注意：是“用兵”，而非“治兵”）。就是利用事物同性相斥规律，用奇谋，出奇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②尽一切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尽一切可能大量消灭对方的战斗能力，战争中的一切方面都是要欺骗敌人，诱使敌人上当、做出错误判断，造成敌方损兵折将为目的。如此，通过同性相斥事物中所存在的极反规律，由量变到质变，最后达到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的终极性目标；但治兵则同治国一样，同样是“以道而治，以正而治”：颁布法规、条令、纪律，公之与众，使每一个将士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

 

 

 

 

 

而老子所讲的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义，不尚贤，使民不争，要人们无欲、无为，则不是以道治国之法，而是一种统治权术。不是以正治国，而是以“奇”治国，是千

 

方百计愚化人民，只有利于独裁统治者巩固其特权，而不利于天下人民的权术。他所描绘的愚民之治下的社会状态，就是典型的乌托邦。

 

正因为是如此，此章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语，是个诱人上当的幌子，所以就再加上一句他的私货“以无事取天下”作为过渡语，然后就推导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核心性结论来。强调治国就是要愚民，要搞暗箱操作，而不能彰明法律，让黎民百姓什么都明白。

 

老子引“以正治国”之语，却要把人们的正常思维搞乱，以兜售他的以奇治国歪道，故逻辑上不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之中，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正直的人，讲明白话而直截了当之理，耍阴谋、搞权术的人，总讲些弯弯理，这大概也是一条规律。

 

老子为了推销其“无为”的愚民思想，在一个章节里多有逻辑混乱而自相矛盾之处。在全书中，这种情况就更多。在我们所分析这一章中，是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为开头的，这就给人一种肯定“以正治国”道理的印象，但在其它章节中，则是大反而特反中正思想的。

 

例三、第五十八章中，就这样说：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中“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为反对黄帝明民以治观点，而兜售他的愚民统治术，而自己编造出来的论点，并不是客观真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推导出一个“其无正”结论服务的。这就是对“以正治国”的一种坚决否定。如此，老子又在这一段话中，前后的言语、语义上就又产生了逻辑混乱。

 

        至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有其一定的哲理的。《黄帝经·经法·道法》篇一开头，讲以道立法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言其为“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但福变祸、祸变福，是有其一定的主客观两方面具体条件的。而绝不是说祸绝对要变成福，福绝对要变成祸，它因有具体条件的限制，就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就不是普遍真理。而只要是按客观自然规律行事，就可以趋利而避害。要不然，古人何以要尊道而贵德？今人何以要重视学哲学用哲学？哲学没有用，学它干什么？然而，在老子看来，“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此一事物可以毫无客观条件限制地变成与之相反的事物——这又是什么哲学？什么逻辑？

 

      《老子》一书的逻辑混乱，举不胜举，我读其语总感到老子似乎神经上有毛病、或者像喝醉酒一般，颠三例四，语无伦次。对此我们也没必要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进行检索与分析。

 

        当我们仔细地研究所谓的“老子哲学”理论，发现其著逻辑混乱，除了反对黄帝治国思想理论，刻意宣扬愚民而治等荒谬思想造成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其哲学理论上的致命缺陷——由其所了解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不全面、不完整所造成。而哲学思想，其理论体系上的任何不全面、不完整，就是不科学。失去了科学性，也就失去了真理。任何著作不讲真理，不说真话，陷入歪理曲说之中，其逻辑混乱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中，再从哲学思想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角度进行一点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