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国家财政税收太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的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国家手里了但是没有到老百姓的手里面。
编者按：中国人比世界大多数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为什么却还是不富裕？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用一本名为《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新书回答了这一问题。近日，陈志武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李光的专访。
工时越长的国家，人均收入越低
青年周末：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了这本书的名字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勤劳却还是不富有？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我们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里面有几个小时首先是为了对冲这种制度成本，然后才是为自己赚的钱。我在书里面讲到，我能找到的大概26—30个国家里面，总体上的情况是工作的时间越长的这些国家反而是人均收入越低，其中中国是工作时间最长的，而收入差不多是最低的。
第二个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老百姓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的起点要提高。
青年周末：您觉得提高到多少更加合适？
陈志武：至少到5000，最好是提高到8000、或者是10000都是应该的。只有民富了，才能更好的拉动内需。
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需求的下降已经很明确的给中国一个警告，过去这种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做调整，转移到依靠国内的民间消费的增长带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不证明不借钱花就好
青年周末：美国GDP中消费占70%，过去几十年中，他们这么膨胀的内需是怎么产生的呢？
陈志武：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比如住房按揭贷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让人提前消费。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
青年周末：可美国这不也出问题了吗？
陈志武：美国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反过来说明中国必须得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不能够说一个人有一次发烧或者是生病了，就把这个人扔到大街上就不要了，中国人也应该看到的是不能够因为有金融危机所以不要利用金融，不要去发展金融市场。不能说有的人借贷了还不起钱了出了问题，所以所有的人都不能去借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说美国的这一次次贷危机就证明中国人不借钱花的方式更好。
青年周末：按照你的理论，是不是说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创新相对还不够？
陈志武：从某一简单的层面来说是这样的，更极端的一个比喻就是朝鲜和古巴，它们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比中国还要更小，但是大家是更愿意接受朝鲜的模式和生活水平，还是更愿意接受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呢？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想象这个答案的。
青年周末：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关于中美老太太买房的这个故事又被很多人拿了出来，很多人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过度消费的后果，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个看法是很不对的。过去在没有金融产品、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也没有汽车按揭贷款的时候，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是年轻的时候最没有钱，尽管那个年轻的时候最能够花钱，而以往的文化和观念还是鼓励年轻人要存钱，所以到老了以后钱是最多的时候，可这时恰恰是一个人一辈子中最不想花钱、对花钱兴趣不大的阶段。
一般来说个人收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的，这个消费意愿是随着年龄的上升而降低的，这就是一个矛盾。只有通过不同的借贷产品，还有其他的金融产品，才可以帮助每一个中国人把这两个曲线带来的矛盾给它平滑掉，让整个一辈子中间的幸福能够最大化。
青年周末：所以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到今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陈志武：（点头）是更有借鉴意义。利用金融来使得一个人一辈子幸福最大化，意义非常大，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你们年轻人谈恋爱很多人都以对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来作为谈恋爱的基本条件，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没有汽车贷款等其他的金融产品的话，那不同收入阶层出身的子女，他们在谈恋爱市场上面对的竞争优势是很不一样的，差别太大了。但是现在，多谢住房按揭贷款和汽车按揭贷款等等，让那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也能够通过不同的按揭贷款和其他的金融品种买到房子和汽车，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在这些方面，就让那些中低等收入，或者是普通家庭出身的那些年轻人不至于在找女朋友找男朋友上面落后于其他的更富有的家庭出身的人，是不是？
从很具体的角度来看的，我们会发现，金融市场提供的支持，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会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跟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相关。有些人因为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就要放弃这种金融借代消费的模式，这是非常短视的、不理性的结论。
应该量一辈子的“入”为出
青年周末：中国人的量入为出的理念才是更合适的。
陈志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更落后呢？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人总体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呢。
中国人讲量入为出，但对这个“入”的概念要做一个调整。中国人对量入为出的“入”的理解是今天和过去的收入，但是在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美国社会，这个“入”被延伸到不只是包括现有收入，同时也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这样的话就把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来作为你可以花的钱的总量，所以这个量入为出是量一辈子的收入为出，而不是量今天的收入加过去的收入来决定你可以花多少钱。
青年周末：所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己不会花钱，所以总是感觉自己不富有？
陈志武：一个是不敢花钱，一个是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太少了，所以这样的话，让更多的中国人没办法敢花钱。
希望爱思考的年轻人去改进制度
青年周末：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以为我看了这本书就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富有，然后我就能知道自己怎么能富有起来，但是书看完了，感觉好像这个主要责任不在于我自己，我也做不了什么。对于我们这些个体来说，为了让自己更富有，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笑）我觉得在个人方面就是个人立志，讲诚信，从小的事就开始给自己建立一些基本的做人的原则，不要去脱离开那种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就是在商业模式方面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和文章，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幸运多了。
青年周末：您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
陈志武：我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那些有兴趣了解一个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人，特别是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出生的年轻人，让他们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达到高收入、财富型水准的话，最后有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还一些基础性的传统观念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否则的话，实现财富形式改善人们生活的基本的良好的愿望非常难以实现，换句话说，是针对那些喜欢思考的人而写的。
我一直在倡导在中国的财富所有权结构上进行民有化改革，让中国社会能够通过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进行民有化的改革，让中国的老百姓更多的变成这些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的个人所有者，这样他们就能在未来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中分享到更多的好处。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国家手里了但是没有到老百姓的手里面。
希望看了这本书的年轻人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建设做出贡献。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