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最后我讲一个观点，很多人问我，你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我告诉他们，现在是“123工程”——
第一、我一年要接触100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二、一年要坐150次飞机，基本上全球出差，全国上班，当然书房也在飞机上，在车里面。
第三、我一年要打200场高尔夫球，基本上打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球场，通过打球很多创意是在这个过程中产 生的，通过打球现在我们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者。
第四、一年要睡200张不同的床，我不喜欢住重复的酒店，哪怕是喜来登、希尔顿，他们都是连锁的，而是尽量住有个性化的酒店，中国正在流行主题性酒店，包括悦榕庄，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第五、一年吃300顿不同的饭，我在吃上非常挑剔的，包括这次到广东来，昨天一帮企业家见我，让他们费了很多周折，知道我是一个美食家，特别好吃，特别喜欢日本料理，后来他们推荐一家广州最好的。我当时带话给他们，如果我吃了不是最好的，你们这个生意就别做了，你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吃了是最好，我们合作是可以持续下去，因为你们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我吃了之后当场表态，这个不仅是广州，而且是中国最好的日本料理，从日本东京北海道运过来的鱼生，寿司、清酒都是非同一般。
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挑剔？我说人生有限，体验无穷，一个人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体验无限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重复，就是创新，包括生活、吃饭、打球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图书阅读史和生活阅读，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刚才王志纲先生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把自己一年365天用几个数字来代替，尤其一年要吃300顿不同的饭菜，说到昨天对于日本料理的看法，站在我旁边的5、6个同学，问了同一个问题，它在哪里？而站在我旁边那位女同学立刻小声说，我知道它在哪里。我们非常感谢王志纲先生前一个小时时间中梳理了他自己的阅读史，告诉了我们三句话，应该说是三个词组：读书、读人、读社会。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要用互动的方式来读王志纲先生。
提问：王先生你好，我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很多，我提出一点值得商榷的问题，您说到早年的读书经验，我也算一个读书人有所体会，包括您说文革前读不同类的书，我觉得读书首先有一个信仰，中大老一辈学者对文化有信仰、有温情、有敬意、有同情之理解才读好。中国文革举国若狂的时代，您当时是一个翩翩少年，年纪很小，有很多人可以看透时代的荒谬，您读书受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包括刚才您所说读的书，哪怕文革中的畅销书，《三侠五义》，在中国经典里面完全不入流，中国讲经史子集。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您的错误，这荒谬时代您后来怎么弥补是很困难的。
文革您读《马克思》，70年代末当时时代从荒谬时代慢慢转到稍微正常的时代，我相信你读《马克思》会很有启发，也许对早年有所纠偏，这是我的感悟。
另外一点你说的知识分子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先生，卖肉大学生之类，易先生、余先生从学术来讲完全是不入流，中国有一些很好的学者，有一些很有智慧，我不能以他们为代表。中国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就人文科学而言，社科院北大和中大，民间有很多高手和高人，文化是灭不绝的还有传承，我希望您在这方面有所发现，读书不要尽读反面的东西。
第三点我想问一下您，您自己以知识分子自居，目前难免做商业策划，在利益之间怎么能够保持对知识分子有所超越呢？怎么能保持作为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某些集团得益者或者合伙人？您今天的题目是知行合一。孙中山先生国父是一个革命家，他说知要靠执行力，知难行也不易，我以此向您提出，在以上两个问题中又如何处理好知和行的关系呢？
主持人：一个很有难度的提问，引经据典。
王志纲：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第三个问题听清楚了，从事这个行业作为知识分子独立立场，怎么保持同流而不合污的问题。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很多人认为当一个知识分子用知识跟市场博弈的时候，肯定逃不掉勾结的问题，这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由此我的书《第三种生存》里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认为在官和商之间，在财和权之间，还有第三种生存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知识之路。说这个是有本钱的，因为我走通了。
在中国今天怎么处理跟这些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做任何项目都有一个原则叫“三老满意”。第一个是老头子要满意，领导要满意，但是不能唯领导是从，从了就成了长官意志和形象工程，可能是以损害其它利益为代价的。第二个领导满意还不行，还有老板要满意，企业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没有市场化的参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唯老板是从，就可能会损害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第三个还有老百姓满意，按照这个原则做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任何业务的前提，也是我们坚守任何一个战略项目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按这条路走下去以后，现在好了，不仅是企业认我们的账，政府也认我们的账，民众也认我们的账，所以很多人把我们叫做变压器，把不同电流和电压变成统一，变成预警飞机，所以我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当然在生活会遇到很多潜规则，有人是被迫接受潜规则，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诱惑。在深圳的时候，有一天办公室人员来跟我讲，有一个人来找我们工作室，说全中国现在做房地产的都想找王志纲，但是找不到你们，我们可以把你们引见过来，但是没有利益不行，你告诉王志纲先生只要按照行规给一个点数，保证所有生意都是你们的。我们内部进行争论，我坚决拒绝这种东西，我们下海就是要走一条清流之路，我不信这条路走不过来，到现在走过来了，到今天可以说王志纲工作室没有行过一分钱的贿，没有拿过一分钱额外的财富。所以会安安稳稳睡觉，我为什么睡觉这么好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要走通这条路必须是卖方市场，如果不是卖方市场就必须接受潜规则，没法发展，但是要成为卖方市场必须是奇货可居，就必须舍得，把很多身外之物全部抛弃掉，就像登山一样，只有你上得去，商人是很实际的，当你能够带他从这个地方上去可以少走1万公里的时候，人家怎么不找你，不求你呢？关键还有一点，当你持这种心态企业家反而更尊重你，因为你站在全局利益上，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找我，甚至希望打包把所有的业务全部给我们，有很多人讲你挣钱太辛苦了，赶紧把设计、规划、代理、营销都给你，你没有人我帮你推荐人。如果我接了这个活，你们就不会这么尊重我，今天你们这些企业把这些业务都给我，因为我是站在全局角度来考虑问题。当周边的人都相互不信任的时候，他必须找一个最信任的人，这个最信任的人就是王志纲。这个时候要吃日本料理，要睡最好的酒店，这简直太小菜一碟了，当然会给你做到，包括要打最好的球场，这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第一这条路走得通，第二要舍得，要腾出手来，真正做成卖方市场和稀缺资源，就可以行。
主持人：前面两个问题是对你主旨演讲心声的感慨，非常认同您的看法，读书要有信仰。
提问：王志纲先生你好，非常荣幸能够听您的讲演，我是一个《谋事在人》很早的读者，总结顺德和温州的模式，非常有感悟。现在您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还能总结出类似这两种经典模式吗？你怎么看待这种发展趋势？
王志纲：一个模式产生的时候，肯定是一花独放的时候，当大地一片茫茫，它就叫模式，所以广东先行一步的时候，不管广东是否承认都叫模式。因为你先行了一步，现在商业上也叫模式，广东这些领导不承认是模式，是错了，你偷跑了，先走了，就叫模式，不然怎么跟你。所以为了有效概括某一个区域的特点，我们就用模式来概括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单纯是顺德，我在中国总结5个模式：一个是珠三角模式，以广东四小龙为代表，顺德、南海、东莞和中山；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温州模式，纯粹的市场化；第三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第四个是胶东模式；第五，还有其它的模式。当时总结广东和山东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想到不幸言中了，广东人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广东人是敏于行而拙于思，所以改革开放的前半程广东人领跑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广东人不用解放思想，只是要发财，广东人就开始了，根本不用发动群众。但是到山东去发财，那不行，非礼不是，非礼不听，是姓社还是姓资，广东相当于日本小轿车一踩就走，很敏捷，山东相当于一辆载重大卡车启动很难，一旦启动起来非同一般。山东是大脑发达，小脑稍微差一些，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错误路线下面也是模范，像水浒里面，替天行道所有兄弟们全部去，大哥说招安，李逵他们都不想去，但是大哥说了去还是都去了。
广东和山东一个适合打前半场，一个适合打后半场，今天这个已经表现出来了。广东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中国做战略感受特别深，上海、山东包括东北、中西部很多省市领导都愿意花钱来请我们做战略，唯独广东不出这个钱。广东不缺这个钱，但是他以为这个东西不就是吃个饭指指路不就完了，战略就是明天的事情，广东人看不到太远，看到才做，看不到不做。这个事情跟整个中西部和中国其它省份相差了五年。到今天终于广东才醒过来，最近有广东两三个市长来找我们，我选择两个，选择的时候讲，第一必须付钱，第二必须付到位，没有规则就会乱套，最后经过两三轮探讨，有两三家政府终于付钱，付的很辛苦，其实是随便吃饭的钱，但没有这个意识。
下一步我可能会真正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策划，认认真真搞一个样板，真正实现腾笼换鸟，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腾笼换鸟？光喊没有用，一旦案例成功，就像当初帮碧桂园，杨国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原来知识分子在我这里就是写字的，一般来说2000、3000元就可以雇很多人。王老师我给你3、5万元，就觉得很高了。但是最后碧桂园成功以后，整个广东的老板们200、300、500万都愿意花，因为他承认这个行业，承认对社会的作用，包括广东政府也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成都就不一样，成都战略做完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问成都市委书记，他说我跟王志纲工作室合作完了以后有一个感受，要重提“四化”，原来当官员只搞“三划”。谋划，到了一个地方干五年开始琢磨干什么，这种东西自己认为是很在行，殊不知别人也在琢磨。接下来就是规划，天下文章一大抄，同质化。现在讲“四化”，第一个是谋划做事，第二个要策划，找一个外脑机构把全世界全中国搞清楚，像卫星定位系统一样，找到一种唯一性、排他性、错位经营发展之路，最后坚定不移，把策划落实到规划，规划完了以后再是计划，分解各级干部进行考核，就是这样走过来，这点到广东基本没有实现。今天广东大多官员都在拍脑袋，全世界一看，都是拿来主义，你会拿别人也会拿，最后的结果是同质化。
所以今天的广东就面临模式的问题，的确是前半程走完了，必须要开始着眼于思，敏于行还要勤于思，这的确是摆在广东各级官员最重要的问题。(未完待续)
第一、我一年要接触100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二、一年要坐150次飞机，基本上全球出差，全国上班，当然书房也在飞机上，在车里面。
第三、我一年要打200场高尔夫球，基本上打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球场，通过打球很多创意是在这个过程中产 生的，通过打球现在我们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者。
第四、一年要睡200张不同的床，我不喜欢住重复的酒店，哪怕是喜来登、希尔顿，他们都是连锁的，而是尽量住有个性化的酒店，中国正在流行主题性酒店，包括悦榕庄，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第五、一年吃300顿不同的饭，我在吃上非常挑剔的，包括这次到广东来，昨天一帮企业家见我，让他们费了很多周折，知道我是一个美食家，特别好吃，特别喜欢日本料理，后来他们推荐一家广州最好的。我当时带话给他们，如果我吃了不是最好的，你们这个生意就别做了，你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吃了是最好，我们合作是可以持续下去，因为你们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我吃了之后当场表态，这个不仅是广州，而且是中国最好的日本料理，从日本东京北海道运过来的鱼生，寿司、清酒都是非同一般。
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挑剔？我说人生有限，体验无穷，一个人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体验无限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重复，就是创新，包括生活、吃饭、打球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图书阅读史和生活阅读，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刚才王志纲先生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把自己一年365天用几个数字来代替，尤其一年要吃300顿不同的饭菜，说到昨天对于日本料理的看法，站在我旁边的5、6个同学，问了同一个问题，它在哪里？而站在我旁边那位女同学立刻小声说，我知道它在哪里。我们非常感谢王志纲先生前一个小时时间中梳理了他自己的阅读史，告诉了我们三句话，应该说是三个词组：读书、读人、读社会。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要用互动的方式来读王志纲先生。
提问：王先生你好，我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很多，我提出一点值得商榷的问题，您说到早年的读书经验，我也算一个读书人有所体会，包括您说文革前读不同类的书，我觉得读书首先有一个信仰，中大老一辈学者对文化有信仰、有温情、有敬意、有同情之理解才读好。中国文革举国若狂的时代，您当时是一个翩翩少年，年纪很小，有很多人可以看透时代的荒谬，您读书受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包括刚才您所说读的书，哪怕文革中的畅销书，《三侠五义》，在中国经典里面完全不入流，中国讲经史子集。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您的错误，这荒谬时代您后来怎么弥补是很困难的。
文革您读《马克思》，70年代末当时时代从荒谬时代慢慢转到稍微正常的时代，我相信你读《马克思》会很有启发，也许对早年有所纠偏，这是我的感悟。
另外一点你说的知识分子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先生，卖肉大学生之类，易先生、余先生从学术来讲完全是不入流，中国有一些很好的学者，有一些很有智慧，我不能以他们为代表。中国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就人文科学而言，社科院北大和中大，民间有很多高手和高人，文化是灭不绝的还有传承，我希望您在这方面有所发现，读书不要尽读反面的东西。
第三点我想问一下您，您自己以知识分子自居，目前难免做商业策划，在利益之间怎么能够保持对知识分子有所超越呢？怎么能保持作为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某些集团得益者或者合伙人？您今天的题目是知行合一。孙中山先生国父是一个革命家，他说知要靠执行力，知难行也不易，我以此向您提出，在以上两个问题中又如何处理好知和行的关系呢？
主持人：一个很有难度的提问，引经据典。
王志纲：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第三个问题听清楚了，从事这个行业作为知识分子独立立场，怎么保持同流而不合污的问题。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很多人认为当一个知识分子用知识跟市场博弈的时候，肯定逃不掉勾结的问题，这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话题，由此我的书《第三种生存》里面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认为在官和商之间，在财和权之间，还有第三种生存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知识之路。说这个是有本钱的，因为我走通了。
在中国今天怎么处理跟这些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做任何项目都有一个原则叫“三老满意”。第一个是老头子要满意，领导要满意，但是不能唯领导是从，从了就成了长官意志和形象工程，可能是以损害其它利益为代价的。第二个领导满意还不行，还有老板要满意，企业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没有市场化的参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唯老板是从，就可能会损害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第三个还有老百姓满意，按照这个原则做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任何业务的前提，也是我们坚守任何一个战略项目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按这条路走下去以后，现在好了，不仅是企业认我们的账，政府也认我们的账，民众也认我们的账，所以很多人把我们叫做变压器，把不同电流和电压变成统一，变成预警飞机，所以我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当然在生活会遇到很多潜规则，有人是被迫接受潜规则，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诱惑。在深圳的时候，有一天办公室人员来跟我讲，有一个人来找我们工作室，说全中国现在做房地产的都想找王志纲，但是找不到你们，我们可以把你们引见过来，但是没有利益不行，你告诉王志纲先生只要按照行规给一个点数，保证所有生意都是你们的。我们内部进行争论，我坚决拒绝这种东西，我们下海就是要走一条清流之路，我不信这条路走不过来，到现在走过来了，到今天可以说王志纲工作室没有行过一分钱的贿，没有拿过一分钱额外的财富。所以会安安稳稳睡觉，我为什么睡觉这么好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要走通这条路必须是卖方市场，如果不是卖方市场就必须接受潜规则，没法发展，但是要成为卖方市场必须是奇货可居，就必须舍得，把很多身外之物全部抛弃掉，就像登山一样，只有你上得去，商人是很实际的，当你能够带他从这个地方上去可以少走1万公里的时候，人家怎么不找你，不求你呢？关键还有一点，当你持这种心态企业家反而更尊重你，因为你站在全局利益上，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找我，甚至希望打包把所有的业务全部给我们，有很多人讲你挣钱太辛苦了，赶紧把设计、规划、代理、营销都给你，你没有人我帮你推荐人。如果我接了这个活，你们就不会这么尊重我，今天你们这些企业把这些业务都给我，因为我是站在全局角度来考虑问题。当周边的人都相互不信任的时候，他必须找一个最信任的人，这个最信任的人就是王志纲。这个时候要吃日本料理，要睡最好的酒店，这简直太小菜一碟了，当然会给你做到，包括要打最好的球场，这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第一这条路走得通，第二要舍得，要腾出手来，真正做成卖方市场和稀缺资源，就可以行。
主持人：前面两个问题是对你主旨演讲心声的感慨，非常认同您的看法，读书要有信仰。
提问：王志纲先生你好，非常荣幸能够听您的讲演，我是一个《谋事在人》很早的读者，总结顺德和温州的模式，非常有感悟。现在您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还能总结出类似这两种经典模式吗？你怎么看待这种发展趋势？
王志纲：一个模式产生的时候，肯定是一花独放的时候，当大地一片茫茫，它就叫模式，所以广东先行一步的时候，不管广东是否承认都叫模式。因为你先行了一步，现在商业上也叫模式，广东这些领导不承认是模式，是错了，你偷跑了，先走了，就叫模式，不然怎么跟你。所以为了有效概括某一个区域的特点，我们就用模式来概括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单纯是顺德，我在中国总结5个模式：一个是珠三角模式，以广东四小龙为代表，顺德、南海、东莞和中山；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温州模式，纯粹的市场化；第三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第四个是胶东模式；第五，还有其它的模式。当时总结广东和山东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想到不幸言中了，广东人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广东人是敏于行而拙于思，所以改革开放的前半程广东人领跑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广东人不用解放思想，只是要发财，广东人就开始了，根本不用发动群众。但是到山东去发财，那不行，非礼不是，非礼不听，是姓社还是姓资，广东相当于日本小轿车一踩就走，很敏捷，山东相当于一辆载重大卡车启动很难，一旦启动起来非同一般。山东是大脑发达，小脑稍微差一些，山东人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错误路线下面也是模范，像水浒里面，替天行道所有兄弟们全部去，大哥说招安，李逵他们都不想去，但是大哥说了去还是都去了。
广东和山东一个适合打前半场，一个适合打后半场，今天这个已经表现出来了。广东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中国做战略感受特别深，上海、山东包括东北、中西部很多省市领导都愿意花钱来请我们做战略，唯独广东不出这个钱。广东不缺这个钱，但是他以为这个东西不就是吃个饭指指路不就完了，战略就是明天的事情，广东人看不到太远，看到才做，看不到不做。这个事情跟整个中西部和中国其它省份相差了五年。到今天终于广东才醒过来，最近有广东两三个市长来找我们，我选择两个，选择的时候讲，第一必须付钱，第二必须付到位，没有规则就会乱套，最后经过两三轮探讨，有两三家政府终于付钱，付的很辛苦，其实是随便吃饭的钱，但没有这个意识。
下一步我可能会真正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策划，认认真真搞一个样板，真正实现腾笼换鸟，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腾笼换鸟？光喊没有用，一旦案例成功，就像当初帮碧桂园，杨国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原来知识分子在我这里就是写字的，一般来说2000、3000元就可以雇很多人。王老师我给你3、5万元，就觉得很高了。但是最后碧桂园成功以后，整个广东的老板们200、300、500万都愿意花，因为他承认这个行业，承认对社会的作用，包括广东政府也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成都就不一样，成都战略做完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问成都市委书记，他说我跟王志纲工作室合作完了以后有一个感受，要重提“四化”，原来当官员只搞“三划”。谋划，到了一个地方干五年开始琢磨干什么，这种东西自己认为是很在行，殊不知别人也在琢磨。接下来就是规划，天下文章一大抄，同质化。现在讲“四化”，第一个是谋划做事，第二个要策划，找一个外脑机构把全世界全中国搞清楚，像卫星定位系统一样，找到一种唯一性、排他性、错位经营发展之路，最后坚定不移，把策划落实到规划，规划完了以后再是计划，分解各级干部进行考核，就是这样走过来，这点到广东基本没有实现。今天广东大多官员都在拍脑袋，全世界一看，都是拿来主义，你会拿别人也会拿，最后的结果是同质化。
所以今天的广东就面临模式的问题，的确是前半程走完了，必须要开始着眼于思，敏于行还要勤于思，这的确是摆在广东各级官员最重要的问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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