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行：交流篇（下）（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续前）
8、货币供应量
24日晚上聊天的时候，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话题，尤其是此前的下午与晚饭期间，主要都是与年轻人交流，吴鲜平作为负责人，为了让年轻一辈多些机会，他自己却一直只是在旁相陪，没有提问。这时我便主动对他说：“他们都问得差不多了，该到你了吧？”于是那晚上的聊天，主要就是回答他的问题。
吴鲜平先是问了几个关于《经济解释》中的细节，然后很快就转到他专业所在的货币理论之上。我觉得他跟我聊起的关于货币的话题都很重要，值得一一记述下来。
先是，他提到张五常教授在文章里说过，银根而非M2是央行应该控制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教授的那篇文章里罗列了中国近年来银根增长的数据，那其实是我给他从人民银行的网页上找来的数据，并作了计算之后提供给他的。吴鲜平说，他看了那篇文章之后，也跟着去找来有关的数据重做了一次，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M2的增长率虽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但CI（货币发行量，即央行印出来的钞票数量，这个数字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可以找到，与M0的数字略有出入。M0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与CI的区别应该是在于CI中肯定会有部分是银行的库存现金，扣除那部分之后才是流通中的M0）的增长率却是相对较为稳定，而去年以来呈现略有下降之势，这与同一时期的M2的增长率受央行推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大幅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吴鲜平还发现，这CI若有所波动，往往是CG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的先行指标，即比CGPI提前半年变动。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关于CI增长率变动的陈述有一个直觉的解释，就是去年以来CI增长率下降，会否是受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主张央行控制钞票增长率的影响。但再听下去，吴鲜平又提到教授之前有一篇名为《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的文章，里面引述到汤姆逊提供的一个信息，是美国的M1虽然上升了，但M0却是下跌的。这种现象似乎跟他发现的中国的CI与M2的变动不一致类似。
听到此处，我忽然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CI或M0很可能是一个客观地反映经济状况变动所相应需要的货币量变动，不是央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去主观地改变的东西。一个经济体如果在增长，即实物经济中商品的数量或质量提升了，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持交易的进行，这种货币量的增长是不会跟实物经济脱节的，不会引起通货膨胀。CI或M0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量，经济有增长，对货币量的需求就自然地增长，所以吴鲜平观察到CI的增长率是较为平稳的。而去年以来略有下降，不正是反映了去年以来经济有所收缩的事实吗？而M2的数量却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果，央行可以不管经济现状而强行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通过信贷扩张在相同的货币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存款货币），但如果经济的客观现状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那么M2虽然是增加了，但真正被人们使用起来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感到吴鲜平这一观察很重要，便在从自贡回来后教授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事跟他说了。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关于CI是一个客观反映经济增长、而不受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观取向影响的猜测抱谨慎的态度。他说，按理说央行是可以主动地多印钞票来影响这个CI的数量的。但我说，如果经济体内的经济活动确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货币，那很可能即使央行把钞票印出来了投进市场，人们仍然不会积极地把这些货币用于实物经济的活动，而可能又把它们存回到银行里去，钞票就只是躺在银行的库存里睡觉。所以强行逆经济现状而行的货币政策未必能真正地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如果我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地客观反映经济现状的货币量应该还是M0（即从CI的数字中扣除了躺在银行库存里睡觉的钞票量）。事实上，《汤姆逊》一文中汤姆逊提供的信息确实就是，虽然银根（钞票量，应该就是相当于这里所说的CI）和M2都增长了，但M0还是下跌的。
9、存贷利差是交易费用吗？
吴鲜平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存贷利差的。他说，张五常教授曾在文章里指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反映的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但他对此感到有些疑惑。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可能受到扭曲，不便用来反映纯利率（即扣除了风险因素之后、纯粹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利率），于是他选择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来大致地反映纯利率的水平。但他发现这个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
我问他，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不受管制的吗？他回答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充分的竞争的，因为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大，单家金融机构不能左右其利率的变动。而除非是为了搞宏观调控，央行对这个市场也甚少干预。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应该是反映纯利率的一个比较好的标志。至于它跟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存款利率受管制的缘故。不妨可以找香港这种没有利率管制的市场来作对比，看那里的同业拆借利率是否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一致。通常来说，同业拆借利率应该与存款利率的变动大致一样，但有两个因素会导致它们二者有所分离。一个因素，是存款利率即使没有管制的因素，也会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便像同业拆借利率那样随时变动（因为存款利率面向储户，经常变动存款利率，会让储户觉得无所适从，因此存款利率在一段时期之内需要相对稳定，也就是存在着所谓的“价格粘性”，其实这是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的缘故）。另一个因素，是香港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如果遇上像97金融风暴那样有炒家刻意地殂击港币，大量借入港币抛空的话，就会因为一时的供求失衡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明显地与存款利率脱节。但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港币是否能守得住而感到疑惑的反映，也就是信息费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大幅上升了，因此这时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扩大反映的是信息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不能再把这时的同业拆借利率看成是不含交易费用因素的纯利率。
吴鲜平经过一番思考，也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他说，当银行需要一笔资金的时候，它可以选择从存款储户那里拿到这笔钱，也可以选择从同业拆借市场上借入这笔钱，因此存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是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
10、币值上升与通缩的关系
吴鲜平还问了另一个与汇率有关的问题。他说，张五常教授曾说，币值上升会导致通缩，这个推理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不是很明白。我说，这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是张教授提出的什么新观点。一国货币对内通胀，就是对外贬值；反之，对内通缩，就是对外升值。这是同一回事来的。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我更进一步地举了个数字例子来作示范。例如一国有100单位的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这样该国的物价水平就是平均1单位货币购买1单位商品。假设这就是人民币吧，对外币——例如美元——的汇率也是1比1，这时美元的发行量应该也是100单位。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例如现在是1元人民币兑2个美元。若美元的币值是稳定的，即100美元仍能购买那100单位商品，那么相对来说，50单位的人民币就已经能把那100单位的商品买下来，这时显示出来的以人民币标价的物价就是0.5元，也就是发生通缩了。简而言之，国内的物价水平（通胀情况）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都是交换比率，所以本质是同一件事。
吴鲜平又问，那这是不是就是教授所说的通胀（或通缩）与物价上升（或物价下降）不是同一回事的区别？
我说，也不是这样。还是看刚才的例子，我们是假设了币值稳定的是美元，是人民币升值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了？在上述的条件下，原因一定是因为央行收回了一半的人民币，使市场上人民币的数量从100单位减少为50单位，所以才会出现一单位商品只值0.5单位的人民币的情况。这种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物价的变动就是通胀或通缩。这就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那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与实物经济的变动没有关系。
但是，物价变动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一种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还是刚才的例子。这个经济体内有100单位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就是1。如果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多发了货币，增加为2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会上升为2，这是通胀。但如果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变化，而是因为商品的质量上升了，这等同是现在的商品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商品，商品的属性都发生变化了，那它的价格当然是要跟着变化的。商品质量上升，它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这时的物价上升根本不是由于多发了货币而导致的，怎么能算是通胀呢？这种质量上升所带来的物价上升，反映的是实物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我们应该是感到高兴才对的，怎么反而要以货币政策来压制它呢？所以现行的物价指数无法反映质量的变动，把一切的物价变动都归为通胀因素，是有很大的偏差的，是夸大了通胀的。
由此上述的分析，又可以引申出两个话题。其一是上一轮的所谓通胀，张五常教授认为不是通胀，因为分析CPI的结构，会发现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扣除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其它领域的产品的价格水平是相当平稳，甚至有些是有所下降的。这说明那所谓的通胀，其实是农产品对其它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因为如果是通胀，那是货币供应量普遍地增加，会普遍地影响所有商品，应该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上涨的。而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应该去压制的，否则那就成了物价管制了。因此，见到CPI上升就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通胀，犯错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个可以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国的宏观调控》中提到的，即如果是由于美元供应量大增导致美元币值下降，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物价上升，中国不该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失控而导致的通胀，自然是不该运用货币政策去调控的。还是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吧。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1上升为1:2，但原因不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变动，而是美元增加了供应量，使美元贬值了。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供应量还是100单位，国内还是有100单位的商品，那么物价水平是不变的，只是美元的供应量现在是200了，变成每单位商品的美元价格是2美元，看起来是物价上升，但这跟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很多商品（主要就是原材料）是要从国外进口的，美元又是国际通用的标价货币，会导致这类商品的价格传递信息失真，进而导致物价指数失真。所以教授才主张要计算一个剔除这些因素（类似于输入性通胀）的通胀率。事实上，美国也会计算一个剔除石油等主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核心通胀率，应该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说起这些货币理论方面的话题，我就禁不住大发感慨，回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这类的科目，就是因为觉得里面的东西混乱不堪，远远不如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这类的科目清楚明晰。但自从张五常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货币制度的文章之后，我简直是爱上了货币理论。回想起来，与需求定律、生产理论、利息理论等相比，货币理论实在是太容易了。例如，国际金融的课程里关于汇率决定的理论，足以把人看过晕头转向，其实都是多余的，购买力平价说一个理论就足够了。
有一次，我有某位亲戚也是在人民银行的某地方分行工作的跟我说起，最近人民银行关注的课题是“汇率形成机制”，当时我心里就在暗自的嘀咕：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可研究的？吴鲜平听了我这话，也笑了起来，大有同感。
在汇率理论方面，购买力平价说是唯一正确、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理论。虽然看起来现实中有很多现象不符合这理论，但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实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人为地扭曲了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购买力平价说就是错的，作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铁律，人力可以压制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它总会换头换面地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并惩罚违反了它的人。这就跟价格管制实际不能推翻需求定律，只是使它通过排队轮购、走后门等形式表现出来。掌握了有关的局限条件之后，根据需求定律，经济学家仍然能百发百中地推断出人的行为会是怎样的。类似地，掌握了国家干预是如何扭曲市场的局限之后，根据购买力平价说，我们也能百发百中地推断汇率、乃至与之有关的许多事物将会如何的变动。
11、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的回报率
前已述及，因为吴鲜平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因此他提的问题往往是很实在的，这里谈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问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教授谈及计算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时能得到12％的回报率，虽然不高，但可以接受。他想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向他承诺了回去跟教授问这事情，于是在一回到家、教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教授也很详细地给予了答复。
原来教授是用工人的收入来大致地当作增值额的大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增值额主要就是来自劳力的贡献）。他的计算方法大致上是这样的。以容积率0.8计算，一亩土地大概是660平方米，乘以0.8之后，再乘以每平方米厂房之内可以容纳多少进行工作的工人（不同行业的数字不尽相同，例如制衣业可以坐的人比较多，但教授说他已经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数字），这样就计算出一亩土地上可容纳的工人人数。再把这个人数乘以人均工资（这个数字当时教授写这文章时是1600元，但现在已经不同了），这样计算出来的，就是一亩土地的生产增值额（以工人收入来代表）。
在此基础上，乘以17％的增值税率，再乘以25％的地方分成率，得到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以9万的土地成本（3万补偿农地，6万把土地从农业用地改造成工业用地），得到的就是那个他估计出来的12％的回报率。
教授在回答之后还特别强调，在这计算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外部效应（即《经济解释》里称为“界外效应”的），一方面是这个数字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来，二来不同情况大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一般化的估计）。如果地方政府招进来的是一个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效应的项目（如飞机制造的项目），那即使远远达不到12％的回报率，地方政府也会义无返顾地免费送地兼给补贴。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教授还提及，虽然名义上工人工资在某个数字以下的不用交税（这是指个人所得税），但其实在增值税这里已经收了工人工资的税。
另外，吴鲜平还问及《中国的未来》系列中《再覆侯运辉》那一篇里有一段话，说县以零地价招商的底线，是投资者每亩的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以容积率为0.8算），他不明白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又以此问了教授，他说这个是投资者支付的建筑费，与县政府的那个12％的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没有关系。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建筑费在中国的厂房建筑里是公价（现在可能略为上升至900元一方），以一亩为660平方米算，0.8的容积率，即是800元乘以660再乘0.8，算出来大概就是四百万元的建筑费。
12、从经济史到行为学
在24日晚的聊天，及其后的一些散乱的聊天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提起的，就是用经济学去研究历史。我个人爱好历史，吴鲜平也是喜欢历史的人，因此我们对此常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我提到，我翻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的皇朝灭亡，几乎都是源自通货膨胀：先是由于穷兵黩武或挥霍无度而引起财政危机，然后为了容易地解决财政危机而人为制造通胀，最后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这时只要再来一个天灾，加上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人祸，农民起义就几乎是必然的最后结果。
以往，我认为例外的只有宋朝和隋朝。宋朝这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发展到相当合理的程度，政治上比较宽松，经济上更是相当彻底地推行私产制度，对内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对外则贸易往来极其发达。若非是赵匡胤因为借“陈桥兵变”而获得政权，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在军事上推行频繁的轮换制，使得宋朝的军队过于积弱，又适逢其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终于在这个方面导致亡国，否则从很多笔记野史等提供的迹象来看，宋朝若能一直传续下去，当时的中国很可能自行地发展出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我举了有一位学历史的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个例子，是在《梦笔溪谈》记载的一个故事里，显示出当时已经在民间出现了集资从事海上贸易的情况，而这在西方，正是现代的股份公司的雏形。
隋朝似乎是另一个例外。我之所以觉得隋朝是例外（即不是亡于通货膨胀），是因为从史料上看，隋灭亡时仍留下大量的国家财富，几个主要的粮仓里堆放的物资之多，据说足够接下来的唐代用上好长一段时间。从这史料来看，似乎隋朝末年并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也就应该没有必要搞通货膨胀。但后来我在一份关于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史料里，看到有明确记载隋末发生过通货膨胀。那份史料的大概是陈述为什么要铸造开元通宝的诏书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大意是说，由于隋末朝廷滥发货币，导致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现在要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如此等等。虽然我早就知道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隋炀帝三征高丽，而且动用的军队人数之多是数以百万计的，一定会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很可能成为财政危机的导火线。但因为此前在正史的记载里一直看到的都是隋室如何富有、如何财力雄厚，便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有必要搞通胀。
吴鲜平听我说到这里，提出异议，说，会不会发生的其实是通缩？因为如果政府把财富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上，民间缺钱，那发生的可能是通缩。但我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那史料里明确地说隋末发生的是通胀。
这个问题我从自贡回来之后，还一直在想，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点是，我忽然想到，唐室要铸造属于自己朝代的开元通宝，并不一定是因为隋朝的货币不行，而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既然要新铸货币，总得说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于是故意把隋末的货币状况说得不堪，也是大有可能的，只怕不能轻易地尽信。毕竟，除了这条史料之外，我实在不怎么有见到关于隋末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记载，见到的反而都是隋末之时朝廷仍是极为富有的记载。
另一点是，现代所说的通缩，在古代称为“钱荒”，即铸币数量不足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导致物价的普遍下跌。我在网上随便地搜了一下关于“开元通宝”的资料，就发现倒是唐代中期发生过钱荒。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通过丝绸之路又与国外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很多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也认可“开元通宝”，接受其在国内流通（就如同今天美元的情况），导致大量唐室铸造的钱币外流，中国国内反而是不够钱用，于是出现了钱荒。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勒令地方禁止铜钱出境，另一方面民间则出现了“飞钱”这种钱币的替代物来满足交易之中的汇兑需求。
其实除了货币史之外，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史也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目前看到的很多货币史、经济史之类的书籍，大多都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掌握很充分，钻研得很细，但他们没有经济学素养，不懂经济学理论，只满足于堆砌大量而琐碎的史料，以致遮蔽了真正重要的、有经济学意义的事实。我个人是比较期待能以经济学为工具来清理史料，反过来能得出一些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意义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政府是有意识地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干预经济，扭曲了不少经济现象。但古代社会的政府没有这个意识，往往更容易看出一些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们的优势都是比较注重事实的收集，劣势却是它们其实并没有一套真正的理论框架去整理这些海量的事实。经济学的情况与它们恰好是相反：有强大的理论工具，事实调查方面却比这些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要马虎草率得多。如果能以经济学的理论为工具去审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里积累下来的大量事实，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吴鲜平听了我这种看法之后，笑说我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我回应说，其实我觉得“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有误导性的，让很多人——甚至是学经济学的人——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行为。以经济学理论的性质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是一切在局限之下进行选择的行为，因此更准确应该叫“人类行为学”。我再想一下之后，又再补充：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甚至不仅仅只是人的行为，就算是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因此，经济学最准确的名称大概应该是“行为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