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美国继续恶化的失业状况

孙 涤 2009年11月7日

昨天（11月6日）美国披露的官方就业数据再次令世界市场不安：失业率自1983年（其实自1943年）以来再度突破10%，十月份的失业人数比九月新增56万；失业人员的结构也糟糕了些，平均待业时间达到27周，比衰退开始时增加了十个星期。一般来说，失业时间越长，重返工作的机会就越渺茫。就连10%，也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按国际劳工组织的口径来统计的，在美国通常称作U3。

若全面一点，即 按U6来测算，失业人口已达到17.5%左右。U6是U3加上“因为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而沮丧，中止寻找工作的劳动力”（U4），再加上“因不能找到工作会退出找活行列的劳动力”（U5），再加上“无法找到全职工作的临时工” （据布鲁京斯的报告，仅这样的临时工群体就超过了930万人）。美国有一些民间组织，按其所谓“影子官方统计”（SGS）认为，美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22%以上，相当骇人。

失业数字在政治上向来极敏感，当政的往低压甚至捂，在野的则往上抬甚至猜，出入显著自是寻常事。民主党目前当家，态势同一年前正好调了个儿，奥巴马那时言之凿凿指责布什，现在却不得不冒当初饱受批评的共和党的责难炮火。而幕僚们也很吃瘪，过去几个月的灿烂预测被捅破，跨政府连任的柏南基可能是唯一不太需要改口的官员，他至今还在坚持失业率不会越过10%。

其实，美国就业状况的每况愈下，肇因是结构性的，哪个政党都难扭转。奥巴马政府以为刺激大企业帮助解套就能改善失业，太乐观甚至有点轻率。短期提振民气的效果或许有，要长期提高就业水平，美国人不痛下决心，尤其是民间的艰难转型，不可为之。

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就目前而言，对企业减低成本和亏损会有帮助，但对就业的人数绝对是不利的。至于企业恢复赢利，甚至扩大经营之后，会不会有力推动就业还很难讲，即使可能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何以见得？

笔者九月初在本栏目发的一篇评论“衰退完结了吗？”里指出，美国第二季度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了前所未有的6.3%，内涵其实不容乐观。生产力的计量用的是产值除以劳动成本得到的分值，生产力的“提高”既可以由扩大的分子除以同等的分母来获得，也可以由同等的分子除以缩减的分母来获得。高速增长的产值除以也在增长但增速较缓的劳动成本，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大好事；但停滞的分子除以萎缩更快的分母则是大坏事，这种生产力的 “提高”是各国都避之唯恐不及的。

昨天美国劳工部发表的数字证明，笔者的疑虑果然没错：美国第二季度的生产力（每工作小时的产值）按年率增加的6.9%是怎样的来的呢： 实际的产值下降了1.1%，同时工作小时数则下降了7.5%,而单位小时的劳动成本更下降了6.1%!  令美国的政府和民众深感担忧的“丧失就业的复苏”（jobless recovery）, 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模型里，这种现象是不用解释的——非自愿的失业不可能存在，假定前提已将其舍象掉了——它压根儿就不可能存在。理由是，难道有谁宁愿饿死而不愿减薪？但无论员工或雇主，只要略食人间烟火，就知道现实生活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偏门的”经济解释不少，从各个角度试图说明原因：市场受着各种羁绊，无法彻底施展威力，以“均衡的”价格来结清工作机会和求职劳工。政府常是挨批评的靶子，被认为是市场扭曲的最大根源。

但是既然政府通过民选产生，理论上，它就应该服务这成千上万个“小老板”。特别是当经济衰退，失业剧增，失业者及其家属汇集起来的声音和能量是任何官员不敢怠慢的。用公权力有系统地维护选民的就业和收入，乃是天经地义之理。事态严重到一定地步，用税收、法规、行政干预，外交摩擦、甚至战争，都会被采用，历史上也曾再三出现过极端的手段。

若论环球竞争对美国就业和收入结构的影响，有两种是显而易见的：

1、 美国劳工的比较劣势越来越难以招架，假如没有政府力挺的话。以前是纺织服装业，现在是各行各业，包括可以外包的低端服务业。人们会纳闷，凭什么底特律的一个汽车工人，活干得比西安的工人差，薪酬却是后者的十倍？问题在于，底特律的工人不可能减薪十分之九来恢复他们的竞争力。同时，企业却要趁衰退带来的机遇来避免工会和社会的杯葛，解聘它们不愿承担的高薪人员。作为替代，它们或者更新技术或流程，或者干脆转到低劳工成本的海外去作业。因而，要企业按原有规模（且不谈扩增）雇佣本国员工，要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很难再做到了。这也是失业率——检验政府救市的刺激措施成败的分水岭——居高不下的结构性原因；

2、 金融服务业已成为并将继续是美国的主要盈利来源。事实上它的功能——为全球数钱、管钱、分配钱和资源——迄今还无人有本事取代，其比较优势大家不得不承认，虽然它总是多吃多捞，还不时兜售一些“三鹿奶粉”。应该说，金融服务业过去二十年来的收入占了美国GDP和企业利润越来越大的份额，是它（从全球）“赚出来的”，并没有捞国内其他行业的。

从上述的认知，我们可以推论，1、美国搞社会财富重新平衡的趋势将有增无减；2、美国会加强干预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转；3、美元会贬值 （相对增税的难度，美元贬值更容易为社会接受，来促进转移分配和稀释债权）； 4、市场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博弈规则不会大变，现有体制更符合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的利益，美国也许会谈一些改革，但不会认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