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 vs. 完全理性

 

                                                          孙涤  2009年9月

 

《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阿克罗夫和希勒著，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它的及时出版，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从模型方法、前提假设、到决策建议，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同经济运作的现状及经济发展的趋向都发生抵牾，无论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平衡，等各个方面，经济学理论都是步履蹒跚。在本次金融-经济危机震撼下，它不堪重负的疲态更是明显。名教授阿克罗夫（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希勒（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有名的凯斯-希勒房地产指数的开发者之一）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两人都师从MIT的经济学大师保罗.塞缪尔逊），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得多。

 最近英女皇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句教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者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比如，希勒就曾一连几年大声疾呼，狼快来了，被淹没在主流的噪音里。又如，也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希勒的同事基纳考博劳斯（Geanakoplos）发觉现行的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有严重缺陷，并在2000年提出论文，说明“杠杆周期效应”(leverage cycle)很容易就能拖垮市场。

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理论假定，人既然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就能够做理性计算，因此有充分的能力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面，足以指引自利人的理性决策，趋利避害。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把市场大幅改正甚至崩塌的可能性给排除在外了。一厢情愿地盲从模型的计算，认为这类“小概率事件，最多十万年才有可能发生一次”，而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二连三发生过的危机和萧条。就在G.卢卡斯——他占据着经济学理论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说，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不旋踵之间全球的人却都遭了罪。果然，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美联储的、各级政府的，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但没有，连海啸已在肆虐横扫各个角落后，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错误出在哪里？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动物精神》的作者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他们观点的新颖，不在于其见识的高卓——在许多社会学科里，类似的观点早已广被接受；也不在于他们分析的深奥——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及推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略具常识的人也都能一望即知。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派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在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什么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之外，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个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经济行为，非得不削足适履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

“理性市场”（或称“市场有效假定”，EMH）和“理性预期”的假定过去四十余年一直占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对它的批评可以在今年七月出版的新书《市场理性的迷思》里找到。（“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Jostin Fox, Harper 2009。它比较系统地回顾和检讨了EMH的产生和演进历程，及其对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颇值得一读。根据它的价值，估计不久当有中译本面世。）本文的考察则将仅限于人的“理性”和“动物精神”的关系。

“（经济）理性”的概念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石，它的假定由三个层次构成：

1. 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

2. 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

3. 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

 

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的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本作者指正说，上述假定虽然完备但是并没能产生对经济活动的完备指引。

 

亚当·斯密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历数百年而不颓，是因为他对上述第一点做了明确有力地“正名”。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使斯密得出结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受其好友休谟的启发，他不但在事实上，并且从道德和公义上论证，自利的行为不仅在实际经验中可以普遍观察到，而且有效，而且正当。这个石破天惊的发见，使他被公推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他的其他分析，比如分工原理，国家的经济职能，他对经济组织结构的解析，相对均属次要。（事实上，斯密也不可能对现代企业组织有所洞察，其时的市场，由个体户和小作坊构成。）斯密的系统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意识，当时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需有利他的善意在先。道统，尤其是教会，诉求于德性的僵硬主张，贬抑人们的物质追求，既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遏着经济的扩展。斯密提出他的“正名”见解，需要卓拔的勇气。

但是，是否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需是利己的？斯密并没有规定。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能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只是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一个母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在市场上买卖？用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为“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假定还大致没离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并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在逻辑上不难推导出，追求一项任务的效率和任务本身是否值得追求是两码事。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在，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的羁绊和政府的干预之前，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他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更是大大地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这种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可以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经济学家中的哈耶克本人就讲得很清晰，当被人引用时，往往遭到曲解。又如，美国去年出版的一本极为畅销的书，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验调查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是有系统的、结构性的，是可以预测的。那本书对理解人的“动物性”是怎样左右个人及人群的选择和决定，会有许多启发。（中文本由赵德亮、夏蓓洁翻译，中信出版社 2008年。书名“Predictably Irrational”, 译成《怪诞经济学》很不确切， “可预测的非理性”才符合书的主旨。）

新古典经济学派坚持罔顾人的“动物精神”，硬把不具备的“理性”美德强加于人的根由为何，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就本书所及，先来谈谈“动物精神”对经济决定的影响。

受着十九世纪物理科学的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从而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外衣。在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未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而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是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的限度也有清楚的了解。然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后，经济学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在简化的基础上不断“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把他当做先祖“亚当”似的，复制出整个社会的“理性人”，然后据以打造“市场规律”，尤其是税收政策等国家分配利益的机制。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的对象不观察分析所动，全然不同。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他们积极与环境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本质元素，等于把要解决的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就象医学理论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一样，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 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期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及解说，来说明在信息缺失或无从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长期投资的回报——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的。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来自冷静的计算（cold calculation），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能够保有“动物精神”，经常使用而有成效？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详尽的解释，但人们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的。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应用信息系统也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凭信念和直觉积极行动 （proactive on trust, intuition and heuristics），一定是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而得到保存和强化。反过来，游移、畏葸、悲观、被动、得过且过的人，即使曾经有过，也早已被淘汰掉了。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大都属于此类。

我在深圳眺望时，总不免想，能在25年间从一个不足5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较”，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深圳发展的“过热”批评不绝于耳。上海宾馆，一座四层楼的三星酒店，一直是深南大道的尽头，当时周边的地块，尽管价格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却没什么人敢接手开发；深圳的道路系统的规划，也被频频突破，发展的迅猛也都是始料未及的。

仰仗信念积极进取而获得突破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譬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在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个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再如，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四万年前迁移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的一个小部落，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了近三万年，乘着冰河期的高峰期，白令海峡被冰封时，有一支小分队，二十个人左右，硬是闯了过去。目前整个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无不是其中两个男队员的后代。

缔造了人类的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许多推动进步的原创性杰出人物，都是凭信念和直觉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书的作者，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造成大“乘数效应”后，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对同类的互动，即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缘。当人们自主决定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会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平衡得以维持。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恐惧”就会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其中人们的攀比——“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会激励泡沫的可怕泛滥。看看自己的周围，有谁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的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还能按耐得住呢？

而在新古典理论框架里，人被假定成十足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模型中当然无法立足；个人的效用函数又被假定成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从而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标准的理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讲求“公平”、憎恶“腐败”、货币谜象、重“故事”而轻“逻辑”的倾向，等等，也都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罪莫大焉。例如，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创造性的企业精神”就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它是大家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又如，作者在书中批驳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谜象”不可能存在的论述，很值得研读。弗里德曼“漂亮地证明了”货币谜象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但他执意把人性“科学化”的企图，使经济学做了不小的弯路。贯穿全书，作者都在努力说明，数学的逻辑是不能取代“生命的逻辑”的。研究经济行为，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得到验证。实证的研究已经积累得不少了，今后很有可能成为主流。

作者在本书的结论时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能够讨论的经济行为相当有限。在下面四大类经济行为里，主流经济理论有解释能力的可能就只有右上角的那一类：

 

诸多的利益动机 + 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	惟有货币计值的利益动机 + 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
诸多的利益动机 + 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	惟有货币计值的利益动机 + 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

 

 

经济行为

 

                

                  利益动机

   

    通过这次代价惨重的市场崩塌，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实，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缺失表达出严重不满的，早有人在。例如，大师中的肯尼斯.阿罗和赫伯特.西蒙的批评，几十年前就有非常精到的见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两人已有中译本的演讲集：

 《组织的极限》，肯尼斯.阿罗著，万谦译， 华夏出版社 2006年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赫伯特.西蒙著， 孙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久已被人们认识到，却一直盘踞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要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类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了非常可喜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博士课程研修人的“非规范理性”行为作用于经济决策的后果，也都在四、五年以上。但要不是这次金融海啸的突发冲击，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在编辑上的仓促和观点论述上的欲言又止，都相当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极难。T. 库恩的名著《科学变革的结构》对物理学的演进史做了开创性的批评，能加深我们对经济学研究现状的理解。让我们寄望，经济学能够由这次代价惨重的大衰退获得推动力，从基本假设前提着手，来彻底改造它的“范式”。

对此，我们借用经济诺奖得主，天才学者赫伯特.西蒙在他的《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 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