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作为现实手法的巨匠是无与伦比的，他文思高卓、文气磅礴，文体清朗、文字雄健，与雨果、莎翁有如三座高峰并肩雄峙。《战争与和平》从第三卷开始，有托翁对历史动力和权势互动的大段夹议，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如法文大师福楼拜对此就哭笑不得，以为全属累赘；托尔斯泰本人也曾游移不定，在书的各种版本里前后几度取舍这部分的内容。后来我才明白，按以赛亚·柏林的著名论文《狐狸和刺猬》的见解，托翁是一头多智的狐狸，尽管他愿意自己是只深邃、执着、追求单一目标的刺猬。我却以为，即使托翁本人有心成为刺猬，也必不局促于一只作家刺猬，他的终极关怀和博大胸襟必不止于文学，小说不过是他目标的一个载体而已。他在答复英国评论家罗斯顿的信中曾说，“我对自己是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一百年后，为他的文字所折服、为他的精神所感召的，决不止像我这样一个失学失业而濒临病死的青年。我特别喜爱他的议论。托尔斯泰对历史伟人（以拿破仑为典型）的评述中认定帝王们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权威越高，越受制于各种力量的摆布，越不自由。而他的论断“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各自目标的工具，”也一再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当时的我所要追求的固然不只文字的伟力，而当时的处境，又何尝允许人们憩享文字一端呢？从《战争与和平》开始，我对托翁的文章可说是有一篇读一篇，引为精神的北辰，他的“天国在你的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铭。终其一生托翁致力验证“上帝与人父子般的关系，人与人兄弟般的关系，” 假如没有天父，何来人和人的兄弟般的关系？总之，在父子反目、夫妇成仇、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陷罪以求自保已成为通例的当时，人莫可奈何地堕入到无赖的境地，我从托翁的文章中汲取了莫大的信念力量。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书尚有几本，再举一例以为追忆。开放前的信息钳制真如铁桶般严酷，稍不慎，即可堕入囵圄。偷听国外新闻，所谓“敌台”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狱之灾。而在乡间务农，地处偏远，能逃避城市里的严密电波干扰，所以知青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来突破障碍获取信息。我当年自制四管（晶体管）的收音机，并绕制了一个短波线圈，以便在农村的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之类的“敌台”。因为是众知青合住的集体户，唯恐室友们觉察，故意把短波线圈少绕数圈，靠手捏紧一根拖线才能补足电容校准到目标电台，手一松，电容随即变更。夜阑人眠时带上耳机，捏紧引线，“美国之音”就清晰传来；一有状况只需手一松，电波便跳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波段上去了。如此这般，在文革中的几年里，竟能持续接收“反革命信息”而未遭祸害。我打着哆嗦听到的诸如“林彪元帅在外蒙坠机”和“毛泽东的遗孀在政变中被囚禁”之类的特大消息，都比大众早得多。

“美国之音”每天晚上在教授“英语九百句”之余辅以阅读节目，由何立达女士朗诵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汤姆为了逃学被波丽姨母拔掉牙齿，到诱人刷墙赚取利润初具领导人气质，到与哈克一同和印第安老约斗法，到获得意外之财被法官收养，最精彩的是哈克在密西西比大河上遨游和探监老父亲，在在令人神往。何女士清新曼妙的声音至今历历在耳，我也曾因之遐想她皎好的面容。后来到美国留学，才有人告知，何女士已是六十上下的老妪，觉得颇为有趣。但不经意间，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1981年底留学，在美国补考 TOEFL，我的考分几乎到了六百，在同校百余名大陆留学生里是仅有的高分，不能不说是远程电子教学的一项副产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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