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增加经济中的创新流量
傅家骥、雷家驌,写于1995年,刊发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本文系由PDF文件拷贝而来,如有文字或数字错误,望告知。
一、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中要注意经济增长质量
多年来, 我国一直维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我们关心的主要也是增长的速度, 而对于增长的质量却关心不够。盲目求“ 热”、求“ 快”就是一个例证。“ 热、快”的本质就是偏重速度而忽视了增长的质量。所谓经济增长质量, 简单讲, 就是在经济增长中, 有多少是实质性的增长, 有多少是新创造的财富, 今天的增长能不能维持今后一段时间的持续增长。事实上, 近年来, 我国经济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超出了我们固有的资源能力、技术能力、经济组织能力与经济体制效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中, 以技术创新为实现过程的技术进步起到的作用才占300%左右(发达国家约为60-70%), 这并不足以支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要追逐过高的增长速度, 就只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质量作为代价, 就只能反复地经受大起大落的折磨, 我们已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中, 能否保持我国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自主性与竞争力,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较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因此,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中, 必须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作为长期的基本的战略目标。
所谓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就是指在有限的增长中, 实质性的增长内容多, 新创造的史无前例的财富多, 老百姓得到新的实惠多, 目前的增长能够使今后若干年有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与质量。具体而言, 有如下特征在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 人均国民收人有较快增长, 同时国民收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企业产品创新速度加快, 同时新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例提高到适当比重个人消费品和公共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及质量与国民收人的增长水平相适应, 创新性消费品的生产与老百姓的实际消费能力的变化相适应在物质财富再生产的过程中, 整个经济的制度效率、经济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积累、资源动员能力、产业结构及环境改善程度与物质财富再生产的能力及效率要求相适应。
目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 旧体制的残余相当顽固, 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相当艰难, 适应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新体制的建立有一个艰难的实践性探索过程。随着社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社会利益关系分散化, 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调控能力降低。由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暂时性困难, 如国有企业亏损比例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率居高同时全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社会蕴藏着一定的非稳定因素。在外部环境得到一定改善的同时, 国际上一些非友好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持刁难态度, 如“ 复关”受阻等等。因此, 越是改革开放, 加快发展, 我们越是应该注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近13亿中国老百姓已经蒙受了低质量、高速度增长的种种磨难, 因此, 必须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作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看待。
二、科技长入经济、创新植入增长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 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是大大提高了, 但是提高的程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并没有达到老百姓希望的程度, 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更远, 国内不同地区亦存在着较大的质量势差。这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率较高, 人均国民收人仍处于国际上较低水平新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仍然较低, 难以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社会利益关系尚未理顺, 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以上的国有企业亏损并存, 相当的企业职工还未从改革中得到本应、本可得到的利益和实惠经济制度及组织效率仍然较低, 企业技术积累速度过慢, 全社会的资源动员能力不高, 产业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改观, 环境质量仍然很低, 在这些方面还难以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 经济政策设计和实践中, 我们还没有足够地重视增长的质量问题理论上, 还没有基本弄清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实现机理, 因此, 从机理上解释清楚如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般而言, 决定经济增长状态的主要是五类要素, 即人力资本、社会资产、科技进展、生态环境与制度效率。消耗性地使用人力资本、社会资产与生态环境资源, 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甚至会有惊人的速度, 但增长的质量必然是低劣的。因为在消耗性的经济增长中实质性的增长不会多, 增长中的科技含量不会高, 亲新创造的财富不会多。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正是这样。那时, 经济增长的多是靠人财物力的高投人实现的。真正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是科技进展与制度效率。在我国,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规范, 制度效率日益提高。因此, 能否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愈来愈取决于科技进展能否实质性地贡献于经济增长, 即取决于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但必须明确的是, 科技进展作为第一生产力还只是“ 潜在”的, 要把它转化为“ 现实”的第一生产力, 首先需要经过“ 科技长入经济”的过程。这就是企业的率先创新活动。率先创新是企业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去开发新商品, 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 高效率地创造新价值、新财富的过程。没有企业的率先创新使科技长人经济之中,一国拥有无论多强的科技实力都是无用的。置而不用, 只能更多地浪费资源, 更多地拖整个经济的后腿。在科技活动中投入资源再多, 科技与经济还是“ 两张皮”。经济上不去, 巨额的科技投入也难以持久。因此, 要改进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首先要诱导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去率先创新, 通过诱发率先创新使科技真正长入到经济之中。但是,有能力率先创新的企业毕竟是极少数, 有限数量的率先创新对于改进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只能是微乎其微的。要使有限的率先创新产生更大的作用, 需要经过“创新植人增长”的过程。即当少数企业率先创新之后, 有更多的企业学习它的经验, 改进他所采用的技术, 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商品, 在生产中采用更有效率的工艺。这就是“ 模仿创新”。模仿创新, 并不是简单的仿用或仿制, 而是强调创新。企业间的模仿创新愈是活跃, 率先创新引发的经济增长愈是深刻, 科技进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愈是大, 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愈是高。可见, 只有模仿创新持续活跃, 创新才可能真正地植入经济增长, 科技才可能规模性地长人到经济之中。
我国以往经济增长质量过低, 在相当程度上, 正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过差, 率先创新不足, 尽管已进人世界科技“ 十大强国”之列, 但科技并没有深层次地长人到经济之中模仿创新不够活跃, 从而有限的率先创新没有实质性地植入到经济增长之中, 没有对改进经济增长质量做出规模性的贡献。当然, 要以少数企业的率先创新引发较多企业的模仿创新, 还需要创新扩散机制在两者之间架起桥梁。创新扩散本质上表现为率先创新企业创新信息的传播, 创新技术的转移, 以及技术使用权的让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兼有科技强国和经济穷国双重特征的大国, 率先创新、创新扩一散、模仿创新三者活跃与否, 根本地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近年我国沿海早期改革、开放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已明显地高于内陆省区, 即是这方面的佐证。形成这一区域性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相对于内陆省区, 沿海早期改革开放省区企业的率先创新、模仿创新、企业间的创新扩散皆更为活跃。尽管沿海早期改革开放省区先前并无强于陕西、湖北等内陆省区的科技实力, 但企业一旦从某个渠道获得了适用的先进技术, 即将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地用于商品开发和生产过程, 与外引内联同步的企业间的创新扩散和模仿创新十分活跃。应该说, 这对内陆以至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然, 沿海早期改革开放省区企业率先创新、创新扩散、模仿创新的相对活跃, 是以那里改革开放形成了促进企业创新的经济制度机制为前提的。
三、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政策思路
高速增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如若再忽视经济增长质量, 我们将失去在整个国际上的底线竞争力。在现阶段,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400美元多些, 而据国际经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正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频繁并发的时期。我国近年的发展历程正是这样。同时, 通货膨胀、大起大落仍将较长期地威胁我国经济。经济增长质量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上的后果是, 一方面, 这会诱发社会中的非稳定因素, 减弱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另一方面, 会减弱我国在国际经济大市场中的自主性与竞争力。因此, 应该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必须确定合理的政策思路。采用适当的财税政策和金__融手段固然有可能使整个经济稳定适速增长, 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多年来, 我们强调调整产业结构, 以期实现整个经济的协调稳定增长。采用的办法主要是存量生产能力的关停并转, 增量生产能力的阶段性倾斜追加即倾斜投资。其实, 一方面, 单纯采用这些办法并不可能使产业结构真正趋于合理另一方面, 即便采用这些办法使产业结构“ 合理”了, 也只可能实现低水平的“ 合理”。整个产业结构低水平的“ 协调”运转, 同样不可能解决增长的质量问题。股市再涨, 房地产再炒, 期货市场再热, 亦无助于新财富的创适, 仍然不可能解决增长的质量问题。更何况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还只是投机性市场, 而非投资性市场。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还是得靠促进企业的率先创新, 使科技实实在在地长入到经济之中靠活跃企业间的创新扩散与模仿创新, 使有限的率先创新实质性地植入到经济增长之中, 从而根本地增加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 创造更多的新增物质财富, 从整体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近年我国轻工业的发展, 正是依靠技术创新改善行业增长质量的典型例证。从改革开放始至1994年, 轻工业产值增长3倍, 每年上市新商品万种左右, 涌现出了一大批名牌优质产品, 全行业商品品种由10万种增至20万种, 轻工商品生产已由“ 数量供给型”变为“ 质量供给型”, 基本满足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 整个轻工商品供求已由“ 卖方市场”转化为“ 买方市场” , 老百姓可以任意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特别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基础的家电行业, 企业之间的创新扩散、模仿创新、商品升档竞争, 形成了一批可以经受住“ 复关”冲击的拳头产品, 更是对轻工业的高质量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走技术创新之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千方百计地活跃企业的技术创新, 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唯一途径, 否则, 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仍将继续徘徊在较低水平。为此, 需要解决好如下问题:
(一)深化和规范企业改革, 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
深化和规范企业制度创新, 建立多层次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只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建立了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的企业, 才是真正的企业。真正的企业才可能基于利润动机和市场竞争压力, 主动地去追逐技术创新。改革是否成功, 唯一的标志就是看企业是否会主动地追逐技术创新。
完善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核心是承认和保护创新者的“ 创新产权” , 允许创新者凭借创新产权从企业分得利润, 得到高于多数人平均水平的个人收益建立企业家的“ 市场选择机制” , 逐渐改变由主管部门决定企业家去留的办法。让市场竞争将有创新、创业精神与经营能力的企业家推上经营领导岗位。
内化企业创新的技术源。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 创新的技术源应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因为只有企业最清楚市场“ 冷暖”, 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创新所需的技术源。我国目前62.1%的研究开发人员在企业之外, 企业只占到37.9%, 而工业化国家80%左右的研究开发人员在企业内部。为内化企业创新的技术源, 一方面, 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 另一方面, 要按照“ 建立产权联系, 形成利益互依、经营融为一体”的思路, 使游离于企业之外的科研机构直接服务于企业, 为生产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技术源。
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本。企业要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必须有能力实施创新, 创新能力的核心是有适应创新要求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值得重视的是, 在我国企业8000万青工中, 仅20%的人达到高中级技工水平。为此, 应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诱导科技人员, 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到企业建功立业, 另一方面, 应加强企业员工的在职培训, 即通过“ 外部移人”和在职职工的“ 干中学”来改善企业的人力资本。
(二)提高政府为企业创新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理顺和规范政府职能, 强化其中为企业服务的职能。政府存在的必要, 是为了为社会提供公正、安全与服务。在现代社会, 企业作为现实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因此, 在纷杂的政府职能中, 应首先强化为企业服务的职能。企业的常规经营可主要通过企业的“ 自组织过程”来实现, 而创新经营具有探索性, 更需要政府的指导、诱导、扶植和保护。因此, 政府为企业服务的重心应是为企业创新服务。
保护和扶植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 灵魂” , 是企业创新的发动者、决策者、风险承担者和组织者。企业创新能否成功,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勇气、智慧和努力。推动中国企业创新, 增加经济中的创新流量, 需要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家。因此, 政府要采取措施, 培育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 保护企业家的安全和应得利益, 为企业家排忧解难。
采取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公共政策。这包括相应的法律与政策。国家应制定促进企业创新和创新扩散的法律法规政府应完善相应的科技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创新产权保护与交易政策, 技术引进政策和企业家保护政策。特别应注意的是, 为配合企业改制, 基于现时股资公慕的股票上市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融资, 政府主管部门宜主要批准创新能力较强、创新效益较好的企业通过公慕融资, 应允许创新效益较好的股份公司优先上市。同时, 应加大企业创新的信贷投放与信贷优惠。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市场经济是强调效率的经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创新必须是有效率的。是否有效率的标志主要体现为企业实施一项创新的周期, 即从发动创新到实现创新所历经的时间。创新周期长短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 又取决于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效率。因此, 政府要提高为企业办事的效率。政府的效率源于自律、廉洁、公正、职能的规范化和良好的公务员素质, 而这只能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规范政府行为来解决。
(三)采取适当的国家创新战略。
动员国家力量解决企业创新的技术源问题。目前, 企业创新中普遍受阻于技术供给不足, 因此, 应动员国家力量解决企业创新的技术源问题。可行的办法是从人力和资金上积极扶植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加快科技体制改革, 督促院所按照“ 建立产权联系, 实现利益互依、经营融为一体”的思路长入企业由政府出面协调企业从国外引进有长远竞争力的技术将一些军工先进技术适时解密投人民用引导企业采用现有适当的专利技术。
从行业层次抓技术积累。技术积累匮乏是企业创新的一大障碍, 故应花大力气加快企业的技术积累, 但企业技术积累的水平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本行业的技术积累, 因此, 有必要由主管部门出面集中力量抓行业层次的技术积累, 通过加速行业技术积累来触发行业性集群创新。可行的办法如, 由主管部门动员资金, 组织产学研各方共同解决企业创新中遇到的行业性技术难题由主管部门协调, 引进能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国外先进技术由主管部门统筹, 组织力量解决行业通用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创新。
选择若干技术扩散较快, 技术积累带动作用较强的行业重点扶持。能否根本地增加中国经济中的创新流量,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技术积累的水平。因此, 政府宜从国民经济各行业中选择一批技术扩散较快、技术积累带动作用较强的行业给予重点扶持, 促其快速发展。这类行业的选择应依据精细的技术流动矩阵分析提供的信息、, 而不能仅以原始的投入产出分析为依据, 更不能只听少数权威的“ 高见”。
实施引导与服务于企业创新的国家信息工程。目前, 企业进行创新决策时普遍受阻于信息短缺, 因此有必要实施引导与服务于企业创新的国家信息工程。可将各国家级和主管部门的信息、中心联网, 允许企业免费使用或只交少量机时费各国家级和主管部门的信息中』臼亦应主动免费为对口企业提供专业信息、服务。我国刚刚进人市场经济,市场运作极不规范, 市场信号往往给企业以误导, 如不实行国家信白、工程, 企业的创新决策仍会“ 在黑暗中摸索” , 到头来还是国家和民族吃亏。
用好和追加创新投人。企业创新投人不足已为众人共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抓好多个环节。如, 清楚创新投入包括研究开发、试制、试产、批量生产的整体投入从法律上规定每年全国的创新投入应随国民收人水平确保在那个比例范围堵塞国家计划的创新投人在投放中的“ 流失”现象, 督促综合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平抑山头、搞好协调, 用好国家赋予的稀缺的创新投人。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追加创新投人政府和企业都应注意优化配置创新投入。
(四)采取适当的企业创新战略。
现阶段多数企业宜以模仿国外创新为主。技术创新分为率先创新与模仿创新。由于我国企业普遍技术积累缓慢, 技术能力不足, 多数企业并不具备率先创新的必备能力, 因此, 除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追逐率先创新之外, 多数企业宜以模仿国外创新为主, 以提高企业创新的档次和竞争力, 同时在模仿创新中加快本企业的技术积累, 日后再追逐率先创新。沿海早期改革开放省区发展走的正是这一创新路子。从合作创新中寻找新的出路。我国多数企业技术积累落后, 资源动员能力不足, 市场占用率低, 因此, “ 借船渡江” —组织合作创新是一可行的出路。可基于共同利益, 从资源互补、优势互补出发合作创新亦可基于共同利益, 从开拓和占领同一市场出发合作创新。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 可实行国内产学研合作亦可实行国际产学研或企业间合作, 合作中应注意实施并行工程。在合作方式上, 可采取基金制、项目制、合同制、基地制或公司制等。合作才能产生源于共生经济效应的超常规的共同发展。
注重创新中的技术选择。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是适当的技术选择。技术选择要有战略眼光, 瞄准近期和远期市场需求技术新度上要上档次, 能够培育企业的技术积累、核心能力与竞争力, 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同时, 要与企业能够达到的组织效率, 可动用的资源, 以及企业的外部环境相适应。
在资产重组中注重技术重组和追加新的技术。目前, 一些企业正在进行资产重组, 重组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是广义上的创新。但应注意的是、如果只进行存量资产的重组和追加新的资本, 而忽视技术上的重组和追加新的技术, 企业仍然不可能跳出困境。一些企业资产重组后仍难跳出困境即是例证。值得重视的是, 技术重组与追加必须瞄准国际市场, 而反过来打国内市场, 即立足于选择国际先进技术。一些老企业重组后焕发了生机则是这方面的例证。
(五)注意构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氛围。
建立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工业社会, 最为直接、规模性地创新财富的是企业家或者说, 在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额中, 企业家创造的财富比例最大。由此可见, 一个缺少企业家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这一民族利益出发, 我们必须建立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为此, 国家应制定保护、扶持、维护企业家利益、规范企业家行为的专门或相关法律并切实付诸实施政府所掌握的舆论工具, 应将宣传企业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学校教育亦应向学生灌输当企业家光荣的思想。
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规范的市场经济具有优胜劣汰的机能。我国刚刚由集中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还未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 市场运作还未形成优胜劣汰的机能, 甚至由于非规范的市场交易, 还存在“ 劣贷排斥优贷”的现象。要真正激励和促进企业创新, 就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各个方面规范市场交易, 抑制市场交易中的“ 润滑剂” , 抑制非正当竞争, 以逐步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采取有效办法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企业创新需要一定的社会服务, 条件差的中小企业和陷人困境的国有企业更是如此。因此, 应采取政策和措施逐步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如市场研究、信息服务和决策分析机构, 创新产权评估和交易中介机构, 创新商品促销机构, 以及企业家研修机构。日本将本国企业高效率的创新归因于形成了全国性的创新促进体制, 我国更应注意这一问题。
理性地看, 根本地解决这好上述五个问题, 才有助于我国经济真正地走上高质量增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