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内容摘要] 2008-2009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先进代表——美国的工业经济社会已经达到极限，在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内，再也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空间和条件，其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在300多年前开始进入工业文明，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任务。2009年，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变革之年，其变革的总称谓，已经有学人定名为“新文明”，并称2009为“新文明元年”。其实，也可称之为“后工业文明”、“第三文明”或“未代化”。名称不重要，关键是人类要在理念与实践上，实现文明的跨越，首先要在理论上指导未来，领导未来，建设未来，人类文明的创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待人类的精英们的努力与奋斗，期望涌现出现代的斯密、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和华盛顿，以及当代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和秦始皇。

[关 键 词] 经济危机   因应挑战   两种文明   创建“新文明”

 

2009年1月16日，联合国在北京发布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增幅将达到极低的1%，比2008年的2.5%以及过去四年的3.5%-4%之间的全球增长率大幅降低。如果，出现悲观的情况，将会下降0.4%。其中发达国家最可能的情况是会下降0.5%左右，如果出现更悲观情况，则会下降更大到-1.5%。  

但是，全球经济增长中仍存在亮点，即中国有望保持8%的速度增长，这将给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一半的力量。而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为9.1%左右，为全球增长贡献了22%。

联合国报告预测，2009年包括德国经济在内的欧盟经济增速，最可能的情况为-0.7%。美国为下降1%，日本为下降0.3%。报告的参与撰写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即使中国2009年经济情况不乐观，仍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增加，“一增(中国)一减(美日德)很明显能看出问题。”

报告指出，如果全球经济紧缩加剧，信心无法恢复，发达国家将在2009年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鉴于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更悲观的结果是完全可能的”。

该报告建议，世界各国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措施，这方面各国之间应该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实现汇率基本稳定。

2009年，是人类百年一遇的危机年，又是重新选择的一年，是人类反思与革新自我的一年。

 

泰德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平先生，在阳光卫视《论衡》节目中说：

①这场金融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也是应该要发生的。

②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不是自然循环经济，而是一个线性的增长型经济。人类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和永不停止地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

③工业文明走向盛极而衰的现状导致了这场危机。政府精英们在联手救市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人们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

④人类的自我修正功能将会促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带领人类走出这场全球性金融风暴。

⑤科学的循环经济文明，能够给人类提供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长空间。这场危机是工业文明这趟增长快车的终点，同时又是科学循环经济文明的起点。

陈平先生的结论是：2009，是“人类新文明”元年。

新文明，“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即是新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更大的和谐。

人类几千年文明史，都是以破坏自然来换取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只是节奏快慢与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尤其是三百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对自然的破坏最为彻底也最为无情。人的自由建立在对自然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分开发利用之上，建立在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的基础之上。迄今为止，人类的科技智慧和社会文明似乎不像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总是与自然相对抗，由此下去，这种“放纵的自由”绝对是难以维持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条希望之路，使人类能真正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目标？虽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显示出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虽然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革命跟上，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阻拦不住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消耗，阻拦不住人类对环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坏，阻拦不住人类如飞蛾扑火一样的命运。幸运的是，绿色技术革命已经产生了；遗憾的是，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其中深远的意义。

人类工业文明，首先是英国创造的，美国把它做到了极致，但美国的社会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生活模式，尤其是消费模式，在世界上，不可复制，地球绝对支撑不了，也不可持续。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典范”——美利坚，它（的“华乐街”与“底特立”）已经失去典范意义，人类需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世界循环经济的革命性发展，预示着世界能源已由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转向可再生的丰裕资源，预示着新文明的出现和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预示着人类物质财富和福利生活的更大改善，预示着人与人的关系更为自由平等，预示着人类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次挣扎，意味着各国可能围绕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展开最后一次哄抢，意味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一次更大的碰撞。两百多年前，当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刚开始出现在英国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全面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没有人会想到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

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的理论核心是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主要论点是：

①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

②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

③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④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

 

农业文明（包括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但不包括刀耕火种的原始文明），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近两千年，发展高度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争议地区，面积为440万km²）为24%。当时，欧洲最强大发达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和意大利五国之和仅占17%。但在这五国中看人均水平，俄罗斯和意大利与中国相近，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已超过中国。

用现在世界通行的GDP数据来计算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下表：

 

 

 时             间         人   口   数      GDP总量（元）  人均GDP(元)          

 

公元元年（西汉元始元年）   59，594，978       890.87               1494.879

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 53，256，229        961.6                1923.2

600年（隋）               46，019，956        817.85               1777.16

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45，431，265        633.5                1198

1015年（宋大中祥符七年） 21，976，965        897.56               1951.2

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 59，848，964        780                  1300

1393年（明洪武二十四年） 56，774，561        958.586              1597.65

1796年（清乾隆六十年）   296，960，545       1307.19               435.73

 

（表中是用RMB为计量单位，以公元2000年的人民币币值计算,转引自“经济学人-经济时评-财经论坛-新浪论坛”）

由上表可得出两条结论：一是中国人口长期在6000万以下徘徊，直到雍正年间才突破一亿人口。二是中国古代人均GDP长期在2000元RMB以下徘徊，到清乾隆六十年跌落到不足500元RMB。可是，清王朝何以封闭自大呢？《康干盛世历史报告》有几个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自大得蔑视一切。

一直到乾隆辞世的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今日的美国，它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不过30%。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直到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也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十年，中国已从康熙盛世的顶峰衰落，但GDP仍占世界总量的29%；印度正在被英国征服的过程中（1848年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战乱中GDP急剧下降，仅占17%。而欧洲五国，英国、法国工业革命达到高峰，德国和意大利完成统一，俄罗斯工业革命开始发展，五国GDP之和占世界总量的29%，与中国相当。但是，五国的人均GDP已大大超过中国，当时英国人口1800万，GDP占世界总量9.5%，人均GDP是有4亿人口的中国的7.3倍。

20世纪开始的1900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6%。而世界形势为美国占23.6%、英国占18.5%、德国占17.9%、俄罗斯占8.8%、法国占6.8%、意大利占2.5%、日本占2.4%、印度仅占1.7%，这种变化就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占世界农业产量一半以上的两大农业国中国和印度仅占世界GDP的7.7%，说明农业时代的结束。美、英、德、俄、法、意、日共占世界GDP总量的80.5%。这一世界格局基本延续至今。其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和日本元气大伤，美国一枝独秀，GDP达381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5%，几乎是半壁江山，欧洲五国加日本之和仅占41%，而中国只占4%。

从1900年到今天，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前9个经济大国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加拿大和西班牙超过了印度和俄罗斯，分居世界第8位和第9位，而2005年印度和俄罗斯分居第10和第12位，从发展潜力来看，2020年以前印度和俄罗斯将重回世界前9名，也就是说与120年前比较世界经济前9名没有变化。

中华民族复兴，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历史赋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这三几代人的义务。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重新认识人类的行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中国人的同时，更要做一个有地球道德的居民。

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修身养性哲学，以及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看来，是地球赋予人类的正确行为。21世纪中共开始推行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理论”、“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等一系列理念，是适应人类无限需求、无限发展的正确选择。

 

工业文明，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工业社会是唯一的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一旦停滞，工业社会就丧失了合法性。由财富的不断增长所要求，工业社会离不开创新，创新是工业社会生死攸关的基础。创新要求，工业社会中的知识增长也是无止境的。农业社会也曾有过发明和改进，有时发明和改进的数量和规模还相当大，但是，进步从来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进步最快的农业社会（如唐宋时的中国），其创新的数量、水平和影响也远远不能和工业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本质要求相当静止的社会和稳定的分工，工业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永远的创新和变化。

工业文明从发源于三百年前的英格兰岛，不列颠王国通过其第一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首先最快的加速了自身的发展，进而称霸了全世界，也把工业文明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三百年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生产的一个飞跃。它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引起了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870年前后，由此产生的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

工业文明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从今天看来，纵观其三百多年的历程，人们不禁赞叹，工业文明是人类科学发展与进步带来的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它将人类从之前的落后和愚昧的现状中的摆脱出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但是，人们在赞叹之余，还会看见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物质的繁荣和丰富，可也带给我新的思想，享乐主义，还有现在无法根本解决的能源、资源与垃圾问题。

人类的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一条能量的转换链之上的。或者说是工业文明新城代谢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以森林、天然水体、矿藏资源为原料吃进工业文明的大肚子，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后，最后成了垃圾排放出去。垃圾中又有固态垃圾、液态垃圾和气态垃圾。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自由交换会增加彼此的财富，所谓的把蛋糕做大。但是之前的理论中，这个蛋糕的大小是无限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现实了。因为蛋糕已经遇到了上限，也就是地球本身。现在，石油、煤矿等等矿藏的价格都在飞涨，因为现在这些能源矿藏已经接近枯竭。但是要维持人类目前的发展速度，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相比于两百多年前，现在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达到了那时候的100多倍，而现在的人口确是那个时候的好几倍。那总的资源消耗已经是那个时候的千倍。要知道，如果现在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能源已经不够用了，而不是说它还可以用多少年的问题。而矿藏资源都是非可再生资源，一旦耗尽，将不会再有补充。现今，解决能源问题，人类只能寄希望于可控氢核聚变的研究，继而能大规模使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崛起，人类开发、利用、改造自然能力加速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人类活动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容量的情况，使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出现严重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5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首脑会议，专题研究贫穷、发展和环境问题。会议制定了包括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在内的千年发展目标，与会各国都承诺要制定相应的综合发展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这表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新出现的环境、社会、伦理、宗教、科学、健康等问题，更使人类对工业社会的前途充满恐惧和迷茫，并面对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进行深刻地反省。人类走过刀耕火种的原始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和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正呼啸而来，那就是生态文明。而从文明要素来观察，生态文明正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比肩的奇峰，越来越醒目地耸立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千山万壑之间，成为独领风骚的“新文明”

近代科学发展，让人类摆脱了愚昧；因应经济危机，应该能够使我们人类清醒，摆脱贪婪；进而摆脱破坏性发展的经济模式；摆脱国家不道德行为，抑制人类自私与妒忌等不和谐心理。

 

新文明，包括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集中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经济基础之中。按现有水平认识的四大文明内容是：

1、生态文明观。工业文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给陷入困境中的人类带来了曙光。

在众多的生态文明定义中，可以归纳为三种生态文明观：纯自然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和广义生态文明观。

（1）纯自然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其内涵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这种生态文明定位于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以实现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是以保护与恢复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完整为奋斗目标的一切进步过程和积极成果。

（2）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协调统一的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观将生态文明概括为人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的协调统一为目标的一切进步过程与积极成果。即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和改造与变革自然的协调统一，是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与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目标的协调统一，也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统一。不难发现，这种生态文明直接揭示了当代自然生态危机的主要成因，即是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之间，或者说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与对立；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解决危机的必然途径，即必须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生态文明概念自身涵盖了纯自然生态文明观。

（3）广义生态文明观。这是一种基于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人与人的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其实质是将人类社会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而构成的广义生态系统的和谐。广义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并不属于并列关系，生态文明的概括性与层次性更高、外延更宽。

　显然，第一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纯生态危机，第二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生态•经济”恶性循环，第三种生态文明观旨在解决广义的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系统危机和社会系统危机）。因此，作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应该采用广义的内涵，即：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观为指导，及时协调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因子矛盾和社会因子矛盾，实现“人•地”共荣。

2、物质文明，是指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况，是改造自然的成果。它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它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成果，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保存的物质成果。

物质文明主要表现为劳动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一定的物质文明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越强，依赖自然的程度就越小，标志着人类的物质文明越高，离开野蛮、愚昧的状态就越远。人们只有解决了必要的生活资料问题，才有可能进行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研究等精神活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3、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道德的进步状态。

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文化方面，包括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的状况，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二是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的状况。

4、政治文明，主要体现在人权、民主和法制方面。

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

民主与法制是辨证的。发展民主必须健全法制，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法制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一个国家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法制的多少，也不在与是否重视法律或者法律实行的状况，根本的区别在于法律是否体现民主的精神与原则。也就是说民主与法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要求。

从现代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角度：

一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也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

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因为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在这里，所谓政治进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

三是，政治文明更意味着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也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与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样，政治也有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评价政治发展与不发展的指标问题。

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大致上可以有以下一些评价指标：

①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

②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提高；

③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从人类发展状况看，上述四个文明，都没有实现，尤其是生态文明。

5、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正在加速追赶

中国，1978年全国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2009年1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终调整数）GDP现价总量为25730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0%。按人民币兑欧元的平均汇率为10.41，以欧元计价的调整过的中国GDP为24717亿欧元，超过当年德国GDP24229亿欧元（中国2007年GDP现价总量约合3.383万亿美元，略高于此前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后者2007年GDP总量为3.321万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位，但与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相比，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以当年平均汇率计算，2007年日本GDP总量为4.424万亿美元，远高于中国的3.395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 1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3.4倍。

但按人均GDP看，2008年中国人均接近3000美元，仍然排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位左右，2007世界人均GDP排名前十位是：1、卢森堡102284；2、挪威79154；3、卡塔尔70754；4、冰岛62976；5、爱尔兰58883；6、丹麦57035；7、瑞士56711；8、瑞典47069；9、美国45594；10、荷兰45429。

6、美国的工业文明模式，遇到挑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9年元月14日发表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说，随着金融危机继续向美国经济基本面扩散，美国经济在去年１１月下旬至今年１月上旬这段时间里继续恶化。报告说，自去年１２月下旬以来，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变得更加疲软，假期商品零售减少，汽车销售显著下降；各地关于服务业的反馈信息总体上是负面的；大多数地区的制造业活动也在收缩；几乎所有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在恶化，多数地区贷款仍在减少或保持在低水平；劳动力市场疲软，许多地区工资出现下降。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

第一，美国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出了问题。美国经济是消费为主的经济，特别以国家和国民的负债消费和负债经营为其基本的经济特征。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 11.5万亿美元，而2007年美国债券市场总存量已达31.72万亿美元，约为当年GDP的3倍；其中，美国国债余额约为9万亿美元，占其GDP的65.5%。可见，美国主要通过发债来维系其的过度发展。截至2007年末，美国全国的消费信贷总余额为25213.7亿美元，其中信用卡透支额度已达近万亿美元。

这种对透支消费和借贷资本的过度依赖导致其发生财政和外贸收支“双赤字”，经济结构不断恶化。2007财年（2006年10月-2007年10月）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已达1615.27亿美元，2008财年（2007年10月-2008年10月）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大幅上升为4548.06亿美元。与此同样糟糕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2007年美国贸易赤字已达7002.59亿美元。

因此，从深层次看，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透支性增长模式是这场次贷危机最终形成的根本原因。美国式的透支性增长方式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及时揭示金融风险方面，市场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掩盖了风险。

次贷危机是自有金融衍生产品以来爆发的第一次重大危机。金融衍生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通过金融市场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通过金融市场交易获利的手段。正是市场及其交易使得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具有了复杂性和隐蔽性。更成问题的是，金融监管者对衍生品风险同样放任自流，听任市场对衍生品风险的一再掩盖，没有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各金融子市场间也没有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正是这种对市场及其作用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及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复杂性与对其风险管理的不匹配，形成了次贷危机迅速升级扩散至各个市场并不断演进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金融结构不平衡的格局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债券和衍生品占据了过多的市场份额，各国投资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大多是美国的债券或金融衍生产品。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末，国际债券市场的债券总值为21.58亿美元，其中美元债券的规模达到7.54万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市场的35%；同样截至2007年末，国际衍生产品市场所有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值为56.24万亿美元，其中，涉及到美元的衍生品合约总值达46.95亿美元，占衍生品合约总值的83.5%。很显然，美国“一极独大”和全球资本、债券等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是次贷危机能够蔓延至全球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美国实体经济中，以汽车工业为例，虽然美国政府给了三大汽车公司，给了一百多亿美金的救助，但开销到1月底就结束，然后奥巴马对于他上台，他会努力去兑现竞选承诺，但是是徒劳的。美国一定会出现三大汽车工业破产，或者是破产保护。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结论是“美国的汽车工业是救不了的”。

 

美国，是当代工业文明程度最先进的代表，但是，其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先驱者，在工业文明建设中，相对落后，但后发优势明显。按汤因比的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两个创造了人类文明颠峰的国家，有义务为人类开辟新的发展理论与人文发展环境。发展经济、为人民谋福利的同时，和谐世界、和谐人类、和谐自然。

发达、后发达、欠发达国家，都是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模式。美、（西）欧、日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中、俄、印、巴（西）是后发经济体，非洲国家是欠发达经济体。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现有工业社会模式下，已经发展到了极限；“金砖四国”的发展模也存在较大的缺限。如果，中美联合发起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共同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未代化”，对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重新定义，给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确立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模式。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看到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的必要性，我们能否从团结互助的角度，创造性地为人类开辟新的文明，创造出人类全新的文化。

1、新文明的内涵：

一国之内的新文明应包括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四大内容，集中于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模式。不同条件下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模式，应该是有区别的，没有任何模式是通用的，通用的只有思想和目标。

例如，美国的政治模式，有其先进性，但不是没有缺限的；中国的政治模式，有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缺限也是明显的。但二者不可能相互取代，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其优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中国的模式，不可能适用非洲。如索马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任何民主措施都不可能发挥作用，只有在当地找到并树立权威，解决当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问题。

政治，首先不是模式正确，而是政治稳定，在稳定的前题下，才有可能发展经济，让贫困地区的人民，稳定地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美国打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就是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稳定，才造成了当地百姓的生存权问题。

老百姓的生存权，大于一切，是人权的基础。解决了生存权，才能谈四大文明。然而，四大文明，也是有差别的，不同经济打件下，其文明程不同。

2、新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中反映。文化是人类创造的、表达人们思想认识内容的文字、数字、符号的总称。文化是民族创造的、表达人们思想认识内容的文字、数字、符号的总称。文化是人们习得的、表达人们思想认识内容的文字、数字、符号的总称。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在《总报告》和《宣言》中，对文化含义做了如此描述：“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共同体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思考和组织生活的方式。文化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虽然没有专门学习但都知晓的知识领域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文化的含义十分广泛，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这一定义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因此，国家一般是民族与文化相结合的统一体，任何文化都有其优秀与局限的一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价值体系。中国的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传承，已扎根于民族的骨髓；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代表美国的文化核心；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是中东地区人民主体价值观。人类进化到工业社会，经过6000年大浪淘沙，只要生存地这个地球上民族文化，必然有其不朽的生命力，可以说，世界上没任何文化能够取另一种文化，只能是兼容并蓄、共存共荣。不同的文化生成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可以巩固和改造出不同的文化体系。

3、新发展模式的内涵：

经济社会发展概念，早期是以“物”为中心，强调以GDP为中心，尤其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物质生产和服务总量的增长，而人类发展战略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至上”到“社会发展优先（1995年）”，从“可持续发展（1992年）”再到“全面综合发展（1999年）”的演变进程。中国对其表述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通过的《宣言》作出了如下承诺：“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达到消灭世界贫困的目标；将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各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事项；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大量增加、有效利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资源。”1999年世界银行在联合国开发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概念及人类发展报告（1990年起每年出版一份）基础上，提出了以人的福利为目标、发展多种资本的综合发展框架。

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首脑会议，制定了以发展和消除贫困为主题的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包括8个方面：

（1）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将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半；将遭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数量减半。

（2）普及初等教育。确保男孩和女孩都能够完成初等教育。

（3）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妇女权益。在所有教育中消除性别歧视。

（4）降低儿童死亡率。将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2/3。

（5）提高妇女健康水平。将女性死亡率降低3/4。

（6）对付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国家政策当中，减少环境资源的消耗；将无法喝到完全饮用水的人口数量减半；显著提升至少1亿贫民窟人口的生活质量。

（8）建立起共同谋求发展的全球合作关系。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21世纪第一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并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峰会将“人的尊严的不可分割性”作为大会的核心，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是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观。

4、新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

国际关系有多种多样，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代表作《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2001年）把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以解读各种影响全球化的力量、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脆弱性，及未来全球化发展将取决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这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合作和国际制度建设相联系，成为该领域中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其核心思想自称为：“‘温和’的现实主义者”。

罗伯特·吉尔平提出“霸权稳定论”思想，认为这一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霸权可以带来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可以带来公共权威(publicauthority)，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商品；霸权必衰；霸权衰弱并非不可挽救。同时，认为这种建立在单极主义基础上的新“霸权主义”理论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国际民主化的日益进步，日益暴露出其矛盾性和与国际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若仍然需要“霸权”，但当经济“霸权自己”（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衍生、新生的现有经济关系模式）出了毛病，是选择“新的霸权”，或者找到“新的霸权思想”与“霸权体系”，二者必选其一，即使是选择“新的霸权”，也有一个“新的霸权思想”与“霸权体系”的设计问题。人类经济关系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应该就在2009。

“新的经济霸权”决不能由“一国中央银行”代替“人类中央银行”，必须有正常、负责、有效的外在监督与管理。国际货币再也不能泛滥成灾。

4、新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

国际政治关系就是国际秩序，它指的是与一定的世界格局相适应的，一定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运行机制。

秩序即次序，是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或者说是表现出一种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也有人把社会“秩序”解释为：左右一个社会的各种准则的总和。

政治秩序，就是遵循某种原则或制度而形成的一种状态。国际秩序则指是国际社会中既相互联系又不一致的国家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它表现各国在国际格局中主次先后的排列顺序，具有相对稳定性。国际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家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解决或者缓解冲突，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所以，秩序，包括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秩序都是缓解或者解决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

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相互关系。国际社会存在形态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次，国际社会体系。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系统，一个有机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应该是最基本的范畴，其次，第二层次是国际政治格局而国际秩序。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政治秩序尽管在含义与范围上有不少重叠之处，但是二者也有所不同。国际格局是国际力量对比的状态规模。政治格局，是指形成某种政治局面的结构和样式。国际政治格局，就是指国际舞台上各类政治实体在一定的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表现形态。如果说国际格局主要反映国际基本力量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模式和态势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秩序则更多地研究相对稳定的国际态势的基本运作机制和位次顺序。从历史上看，每次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都引发一场重建国际政治秩序的斗争，从而建立一种与这一时期国政治格局相一致的国际政治秩序。

国际政治秩序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建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和演变。从其发展进程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五世纪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立即在欧洲展开了新的角逐，形成了以这些国家为力量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并以他们利益分化组合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国际政治秩序。

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秩序仍然是以极少数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在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秩序从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组织，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转变，国际政治秩序处于一个重要的演变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89年底。这一阶段是国际政治旧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萌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不同是，这次战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第一次进行真正的合作，共同反对法西斯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是资本主义列强，而在这次战争中，社会主义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这表明以资本主义统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将会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国际政治秩序即将开始。

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举行了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会晤，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即大西洋公约，提议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常设的普遍安全系统。”从那时起，经过了许多次各国之间的协调和筹备后，终于在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1）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主张依据国际法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2）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3）出金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4）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

1989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冷战局面结束，相应地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旧国际政治秩序开始瓦解，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又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冷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处于新旧国际政治秩序转换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将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

第一、各种政治力量为争夺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而展开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

第二、在国际政治新旧秩序的过渡时期，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

第三、地区一体化进展较快，酝酿地区性的制度安排。

第四、在新旧秩序转化时期，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趋势。

2009年，国际经济秩序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本文力求倡导的“新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必须改变，“美式民主”不是“放之四海而该准”的真理，西方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主宰的主流社会，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中国式权威政治与其社会发展状态，有其适应与适然的一面，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做出了充分的说明，任何一位西方大国的领袖们，在遇到困难时，从心底里无不赞叹中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体制应对危的优越性。

外来的、强加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与模式，不可能比内生的更好，只会破坏社会的稳定。

美、中两国，两种各具特色的文明主体，为了人类的未来幸福，必须联合起来，改造、改善人类社会的秩序。这将考验人类精英政治人物的智慧与能力。有待人类的精英们的努力与奋斗，力争涌现出现代的斯密、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和华盛顿，以及当代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和秦始皇。为人类的未来，奠定发展的基础。

2009年，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变革之年，其变革的总称谓，已经有学人定名为“新文明”，并称2009为“新文明元年”。其实，也可称之为“后工业文明”、“第三文明”或“未代化”。名称不重要，关键是人类要在理念与实践上，实现文明的跨越，首先要在理论上指导未来，领导未来，建设未来，人类文明的创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