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败了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结束政治人物的崇拜。然而，中国还有一种崇拜，这种崇拜比个人崇拜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更大，并且，这种崇拜表现得远比个人崇拜更加隐蔽，隐蔽到常人无法查觉的程度。这种崇拜古已有之，但却从来不曾有人批判过他，这崇拜就是“思想崇拜”。“思想崇拜”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对儒家思想的崇拜，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使得中国社会2000年思想无进步而言，只是到了近代，西方文明带着坚船利炮把泱泱中华文明打得满目疮痍，于是，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盘的否定中华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的吼声响彻华夏大地。

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缺乏批判精神的民族，这种民族性格与中华农业文明的专制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直接摧生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崇拜，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批判精神是十分活跃的。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对中国文人的性格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开始之初，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可能是慑于统治者的权威，那么到后来，对儒家的思想的崇拜则纯粹变成了中国文人的自觉，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与中国的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每个读书人心理深处不可逾越的界限。没有一个读书人敢批判、否定、怀疑儒家的思想和理论，每一个读书人致力于的无非是进一步的注解圣人学说。“我注易经，易经注我”成为了中国文化2000年的主弦律。

在当代，这种思想崇拜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崇拜”，不敢批判、不敢怀疑、不敢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崇拜的根源有以下三个：

1、马克思主义崇拜是中国2000多年来形成的文人性格的延续，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主义取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人新的崇拜核心是一种必然。

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领导人面对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出于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需要，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在文化政策上，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政治等社会各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别说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勃的思想依然遭到了封杀，马寅初本人也遭到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新时期的文人学者的性格造成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人对统治集团主导意识形态的崇拜。对于新时期中国文人批判精神的发育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种西方理论与学说相继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一下子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中国文化界一下子接收各门各派的西方学说，在这股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一部分中国文人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一下子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文化界这股潮流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风暴”。以反腐败为突破口，意图改变中国政治方向甚至推翻现行政权，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走全盘西化之路（天安门广场塑起的“自由女神像”是这场运动性质的最好说明）。“六·四风暴”没有取得成功，那些参与了“六·四风暴”的学者要么被抓、被共产党改造，要么就逃到了海外。中国共产党接受“六·四风暴”的教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宣传，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潮”。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否定风波之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崇拜的轨道上来。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批判中包含否定，但否定（尤其是全面的否定）不等于批判。

步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新发展机遇，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巨大成就，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也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进一步增强，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地位的充满了自信。这些信心的增强，为中国社会步入21世纪后，文化进一步走向开明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将走向开明与民主，中国的文化将走向进一步的繁荣。但是，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崇拜依然存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慑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慑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敢去从事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探索，或者有这方面思考和察觉，却不敢去深入研究，对自己前途的担忧阻止了对真理的探索勇气与意志。

2、受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的影响，在内心深处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崇拜，由于长期的教育，以及封闭的文化生活空间，没有接触到更多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及相勃的理论与思想，使得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坚定的认可与信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根本就不会去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地问题和不足，而自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事理论研究，或把精力投入到了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去了。

3、官方成立有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机构，以图用马克主义的发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用“发展”的观点替马克思主义辩护。官方机构研究的目的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将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与领导地位等同起来，本身是非党错误的。并且官方研究机构的这种研究误导了学术界和民间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认知和态度，用“发展”观点替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辩护是不可取的。某一种理论与思想之所以称之为某某理论思想，有其不同于其他理论与思想的核心特征与优势，这种核心理论与优势是其生命力的表现，是其社会价值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改变后，这种核心与优势必然成为此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不跳出这种核心特征与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经历2000年的发展仍没有跳出其核心特征一样。如果我们仍然用发展的观点来替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与缺陷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注我、我注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中国2000年来“易经注我、我注易经”的继续，注来注去，中国文化最终又得被“注穷”。

4、马克思主义崇拜造就社会一部分人的逆反心理，从一个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崇拜的反证，正是因为社会马克思主义崇拜的存在和盛行，使得社会缺乏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将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批判、否定的人推向了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极端。

批判中包含否定，但否定（尤其是全面的否定）不等于批判。批判与继承是分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要建立在对马克主义历史功绩的认可之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与局限性，认可他的历史功绩，认可他理论中正确合理的部分，只有抱着这种态度，我们才可能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创造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合理、进步的理论思想与学说。打败马克思主义崇拜，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在新的世纪里，中华文明要走向伟大的复兴，我们也需要一次“文艺复兴”。介时，我们不仅批判马克思主义、还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和现代的科学进步等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吸收现代科学进步成就等文明成果，集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文造化、中华传统文化等人类文明成果与一身的优秀文化，在这一文化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将创造一种比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更加发达、更加符合人类期望的优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