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背景：法属阿尔及利亚
早在十九世纪，阿尔及利亚已经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种版图的改动，埋下了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日后内战的导火索。
阿尔及利亚本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半独立行省。1830年，法国借一起外交事件悍然入侵。可是，战争并不如法国人想象的那般顺利，他们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即使使用了焦土政策，仍延至1879年才宣布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新领土被正式吸纳到法国行政体系之中，划归“大法兰西”的三个省。在这里，法国人实行“同化”与直接统治制度，为了消弭本土意识，先后有100万欧洲移民来到800万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始终不曾忘记土地是祖先的土地，仇恨既经种下，对抗情绪便一天天积聚，蔓延，终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重新爆发。
早在二战结束时，当地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在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游行中遭到镇压，还有许多人在随后的骚乱中被警察打死。此后，对法国行政官员和移民的袭击，便同殖民主义者的报复性暴力构成了恶性循环。1954年，多个阿尔及利亚抵抗团体组成总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简称“阿解组织”），暴力斗争进一步升级。仅从10月30日至11月1日两天内，阿解组织向法国士兵和警察发动的袭击便多达60余次。
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日趋激烈的暴力，法国在加强对阿尔及利亚实施军事法和新闻审查的同时，不得不建立自治政府，在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融合”政策，包括同意在学校教授阿拉伯文，同意任用更多的穆斯林为政府雇员，在各地建立穆斯林自治机构等，希望能够同原住民达致某种妥协。法国政府一方面要对付信仰欧洲基督教的移民，在当地享有特权地位的法国定居者；一面又要对付反对外来势力的信仰穆斯林的阿拉伯人，结果，它的种种怀柔措施使双方感到不满，穆斯林认为做得不够，而法国定居者又认为让步太多。
战争残酷地进行，恐怖活动在后期变得愈加频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动用空降兵，电网，酷刑，各种强硬手段，仍然无法阻吓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在地方委员会选举之后，即有100多名在职官员被他们杀害。直到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武装部队已经大大超过50万人，而和平的到来却遥遥无期。
数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和数千法国人在战争中死于非命。阿尔及利亚像一个溃疡的创口，使整个法国陷于痛苦、惶恐、焦躁不安。法国政府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开始表示愿意同民解组织谈判。可是，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和右翼都反对谈判；在阿尔及尔和巴黎，不断发生反对谈判的示威游行。法国移民强烈要求法国政府对民解组织采取严厉态度，法国内部则分裂为两大派：或者支持欧洲人，或者希望谈判。由阿尔及利亚定居者派遣，法国伞兵空降考斯卡；在那里，他们建立公共安全政府，完全是一副公开挑战的姿态。在空降行动的威慑下，法国也成立了一个保卫共和国的国家行动中心。裂痕在扩大，危机在加深，一个又一个政府在危机中倒台。
要不要把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进行下去？镇压，还是撤出？这是在保卫国家的统一呢，还是破坏大革命以来的共和、自由与人道的原则？形势迫使法国人给出理性的回答。
宗主国：知识群体的介入
对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知识分子最敏感，而且这些人都是天生的好事者，不但搜寻有关信息，而且尽量设法进行干预。1955年秋天，一支小小的先锋队伍已经出现，莫里亚克、加缪、让松等开始发表文章，这些文字大体上在于揭露事实真相，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暴力和痛苦，态度比较客观、温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法国正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运动，事情将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告终。
几个月过后，情况迥然不同。知识分子的介入不断扩大，而且迅速分化为两极。左翼加强了对政府的批判力度，成立反对继续北非战争行动委员会，发起签名运动，声称“反对殖民战争的原则本身，并赞成人民权力的原则本身”。少数人如萨特等更为激进，他在1956年1月的一次集会上声明：“我们唯一能做并且应该去做的——但也是今天的重要之处——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进行战争，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专制中解救出来。”由于战后对依附法西斯的知识分子进行清洗和清算，十年间，右翼知识分子相当沉寂，这时，正好打着维护“民族利益”和发扬“爱国主义”的旗帜走向前台。一批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团体应运而生。著名的右派巴代什，左派苏斯戴尔，“不加盟文学”的“轻骑兵”，竟都加入到了支持所谓“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混声合唱之中。
忠诚还是反叛？邪恶还是正义？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考验着整个法国社会。
左翼知识分子得力于一批勇敢的媒体。《法兰西观察家》、《快报》、《基督教见证》充当了政府的最坚决的反对派；《世界报》、《鸭鸣报》则是另一个反对派的代表。《现代》和《精神》继续揭露殖民主义的罪行，因此，在阿尔及利亚经常被查封。这些报刊重在揭发被政府方面掩盖的反人道的事实，一些法国军人使用的野蛮手段，陆续刊登一系列犯罪证据，发行专刊，还有爆炸性的政治小册子。苏斯戴尔在议会指责《世界报》、《法兰西观察家》、《快报》和《基督教见证》为“法国四大反动报刊”，政府对它们也相继采取查封和追捕行动。
各种团体、委员会纷纷成立，特别在大学里，继知识分子反对继续进行北非战争行动委员会之后，诞生了精神抵制委员会，很多左翼天主教徒，著名的人物都加入了这个阵营。杰出的法学家卡皮唐在听到他的学生、一名阿尔及利亚律师“自杀”的消息，决定罢课；他发表谴责政府的公开信，引发了巴黎大学左翼和右翼学生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的分裂。全国学联在这场反对“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发生了“奥丹事件”。这是左翼运动中的一支音调激越的插曲。奥丹，这个阿尔及尔的年轻教师于1957年6月11日被伞兵逮捕，押解到埃尔比亚尔中心，从此音信全无。官方说他越狱逃走了，而事实上，人们在几个月后得知，他在经过几天的酷刑之后遭到杀害。11月，“奥丹委员会”成立，次年5月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奥丹事件》一书。与此同时，又创建了一个信息与协调中心“朗迪中心”；萨特等人用《现代》、《精神》杂志为其担保。这个中心发行《见证与资料》，还有曾经被禁出版的《问题》等。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斗争之外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战斗组织，它重新采用抵抗时期的地下斗争方式，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斗争提供了新的论坛。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行动，就像德雷福斯时代一样，在反对军人威权与暴力的斗争中复活了。
除了文字之战，知识分子还不断集会，上街游行。1957年6月，莫里亚克、萨特们的一次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的游行，就是冲破官方的禁令进行的。
然而，凡是左派聚集的地方都有右派在活动。一个新党——“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由新左派组建而成，这个党的大学生分部在巴黎组织学生与法共一起上街游行；但当时，法共已经向右转，拒绝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斗争。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除了集会游行，还四处出击，绑架和监禁左翼报纸主编，甚至袭击报贩，监视、检举、斗殴，无所不用其极。显然，“爱国主义”的口号是有号召力的，何况有军队和政府的支持。连二战时的法奸，解放时的失败者，也都一时成为对“伞兵”着迷的新一代滋事者眼中的英雄。
有关战争的消息——交战、伏击、阵亡者名单、伤员和增兵的人数等等——不断传来，左翼知识分子无力阻挡形势的恶化。右派和军人势力庞大，咄咄逼人。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沉重的压抑的气氛之中。
加缪、萨特与阿隆
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具有独立的社会影响力，一个人便相当于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有“萨特的党”、“萨特战争”之说。所以，专制政府不容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动辄就用监禁、流放、暗杀对付他们；当然，最省事的做法是加上“叛国”的罪名，公开杀害了事。
法国不愧为“共和国”，即使“军管”，下了种种禁令，毕竟还有知识分子说话的地方，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政府的意见，仍然可以公开言说并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在知识界，加缪、萨特和阿隆的观点，以及他们之间的论争，具有代表的意义。
加缪是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视这块北非土地为故土。所以，此间发生的战争，最早引起他的关切，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了解当地阿拉伯人的苦难，坚决反对法国政府“盲目愚蠢的镇压”，而作为法国人，又要维护法国的根本利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反抗。他发表文章，呼吁双方成立一个联合会，停止流血事件。在构想联合会的时候，加缪提到了各个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同化主义的组织，就是绝口不论阿解组织，而此时，这个组织已经吸收了所有现存的反对团体。他不顾阿尔及利亚暴动的真实意图，也无视现实政治中的发展变化，惟寄希望于法国政府，在给予阿尔及利亚人以赔偿之后，最终取得他们的接受，实现平民休战。在政治体制方面，他曾经有过一个改革方案，就是向阿尔及利亚的每一个社区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但决定权在法国议会，而且军事、警察、经济及外交政策等关键方面仍然由巴黎掌握。对此，他自以为综合了一体化和联邦制的优点，亲自向政府有关方面推销。他从来回避核心问题，不触及暴力背后的殖民制度本身，当然更不可能提到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十分关键的词：“独立”。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当有人问及他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时，他的回答是：“我相信正义，不过，在正义与母亲之间，我首先要保护我的母亲。”这里的“母亲”就是祖国母亲：法国。
加缪的这种论调，被萨特未指名地称作“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阿隆则称为“善良的殖民主义者”。虽然，加缪在此后一段长时间保持了沉默，然而直到1960年1月车祸丧生为止，始终得不到他的知识分子家族的理解。他们孤立他，无论左翼和右翼，都不能原谅他的中间立场。
萨特一开始介入阿尔及利亚战争，便以激进的姿态出现，指出“殖民主义是一种制度”，并把这种制度当作主要的攻击目标。他有一个“地狱循环”的说法：殖民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被殖民主义塑造成形，依照殖民体系思考、说话、行动；他们的生命核心是种族主义，制造出一个“愚昧”的阿尔及利亚人，再用“愚昧”证明剥夺阿尔及利亚人的基本人权的合理性。“殖民者没有好坏之分。殖民者就是殖民者。”他认为，是殖民给殖民者培养了敌人，除了武力解决别无选择。非此即彼的哲学十分简洁：法国的殖民暴力只能靠阿解组织的暴力来克服。
自1951年加缪发表《反抗者》之后，萨特与加缪便从朋友变成了论敌。此后，两人继续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展开公开或隐蔽的论争。加缪批评萨特的“介入”观，他谴责在一份反战请愿书上签字的知识分子，签名者之中就有萨特。而萨特在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评论，就是针对加缪的批驳。加缪谈到“改革”，萨特则嘲笑说，这个天真的殖民主义者“竟还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操控殖民主义制度”；加缪希望战争的双方达致“团结”，萨特则把他为之斡旋的方案称作“改良主义神话”；加缪谈到殖民主义增进被殖民者的人格尊严，萨特则认为，阿尔及利亚人只有在反对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人格；加缪希望通过经济改革以提高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则坚持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法国的强加的统治。他指出，所有富于同情心的法国人都不应促进殖民主义的延续和软化，而是为了“助其死亡”。他在一篇被认为过于暴力而遭到报纸拒用的文章中，谈到任何不谴责军队罪行的人的“不负责的责任”时说：“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恐怖，我们的恐怖：我们不能坐视不顾，要把它从身上撕下来，撕个粉碎！”
阿隆，这位以保守稳健著称而一贯偏右的学者，同样批评加缪。1957年夏初，他出版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书，叫《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他没有把问题停留在对酷刑的道德质询上面，而是用了统计学的方法，指出无论从经济或是人口的角度来看，要使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领土都是不现实的，无法实现的。在知识分子中，他几乎最早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认为穆斯林过去没有国家，现在想要创建一个国家的诉求是正义的，合理的，“就像一切革命诉求那样，它产生于对殖民状态和贫困的反抗”。在另一部题作《世纪的希望和恐惧》的书中，阿隆还坚定地表达了关于殖民主义周期已经结束的信念。他说，他是从“一种历史的角度”来论述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它不会放过任何帝国。
对于阿隆，当时有不少攻击的声音，称他“枯燥乏味”、“形式冰冷的统计学式的禁欲主义”、“干巴巴的现实主义”、“大资本家的奴才”，等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在《世界报》、《快报》这些有名的媒体上面，人们顶多在谈论如何谈判，却丝毫没有阿隆这种维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思想。阿隆是明智的。不管动机如何，介入程度如何，在这里，他同萨特这两个早已形同陌路的朋友倒是走到一起来了。
左翼与右翼的激战
直到1959年夏天，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仍然没有大的变动，战争在一个为军人所操控的强大的制度下继续进行。随着阿尔及利亚冲突国际化，以及关于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第四共和国危机爆发，摇摇欲坠。这时，军人发出威胁说，如果不能按照他们的愿望重新组阁，就要在巴黎夺权。议会里的共和主义者说是人民的代表无权向军人的威慑屈服，但是处于下风，无力抗衡，只好恳请戴高乐将军复出。
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一致反对戴高乐组阁的决定。《现代》周刊的态度最坚决，它发表社论，说他是“军事政变将军”。萨特在题为《青蛙呼唤国王》的文章中，鼓动说：“今天，谁都不能再投戴高乐的票，因为，你们赞成的将是法西斯主义。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把大权交给一个人的方式来让国家走出衰弱。”而莫里亚克是支持戴高乐的，阿隆也认为，戴高乐是唯一能够驯服军队的人，他比任何人更有可能为法国人找到一条出路，甚至断言，他虽然应极端分子和军人之召复出，但将实行一种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的政策。事实上，阿隆的判断是准确的。长期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战的左翼，到了后来，还是支持了戴高乐。
在具体问题的判断方面，左派出现了错误；但是，必须看到，他们始终坚持捍卫共和和民主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从根本上与一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生死攸关。
在左翼知识分子中，让松一直同激进的萨特站在一起，甚至走得更远。他曾经出版过多种哲学著作，是《现代》和《精神》周刊的合作者，瑟伊出版社的发行人之一。1955年，他与妻子合作出版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著作《无法无天的阿尔及利亚》。丹尼尔评说这本书“是革命者的《日课经》，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和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出生证”。法国作家雷威这样评价让松，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是那些除了个人荣誉之外，还拯救了他们的国家的荣誉的知识分子之一。”
让松说，他的感觉“是法国背叛了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官方政策背叛了法国的价值观”。他不能容忍法国政府以法国人民，包括他个人的名义禁止另一国人民说话。虽然他讨厌暴力，但是对于阿尔及利亚人选择暴力，他表示理解，确信在那里没有别的选择。他开始采取反对自己国家的立场，穿越巴黎，为民解组织人员提供会议地点，提供住房和交通工具；后来，又组织偷越边境，设法制造假证件；再后来，进入地下状态，建立一个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网络，人称“让松网”，用各种方式帮助民解组织，譬如进行募捐，把捐款存入外国银行，等等。此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刊物《真相》，目的是搜集和传播有关情报，他确认情报对于民解组织斗争是重要的。
1960年4月，让松在被追捕的情况下举行了一次地下记者招待会。《恐惧的代价》的作者阿诺在《巴黎—新闻》上报道了实况，并发表了他的讲话，结果被捕，并受到审讯。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萨特和一批左翼朋友出庭作证，公开支持阿诺。这时，让松又出版了一个叫《我们的战争》的小册子，立刻遭到查封。让松的地下活动使左翼知识分子走向分裂，萨特坚决站在他一边。9月，对让松网的审判在常设军事法庭开庭。让松逃往瑞士，他的爱侣受到指控并被逮捕。有人盗用萨特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被告的“彻底声援”，由律师在庭讯时公开宣读。萨特得知此事，并不出面否定信件的真实性；后来与让松重逢时，他再度明确表态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可以随时利用我……”
“脚夫”——那些向阿尔及利亚输送资金的法国人——案件之后，《现代》和《新文学》联合发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享有不服从权利的声明》，谴责殖民战争和使用酷刑，论证抗议国家政权的意义，鼓励放弃以武力对付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民族主义偏见，呼吁在一切官方党派之外推进自由运动。这个声明最初由121人签名，又称“121人宣言”。当时，这份宣言发表不出来，《真理－自由》一度刊登，却立即遭到查封。但是，宣言不胫而走，重新激活了整个法国社会的反抗情绪。而这时，右翼知识分子被激怒了，他们集合在爱国主义的大纛之下，利用中央电台、报刊、学校，以及所有的官方资源进行反击。
作为对“121人宣言”的回应，几百名作家、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包括7名法兰西学院院士，发表了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宣言》。这篇宣言声称拒绝“把代表法国知识界的权利给予那些为背叛辩护的人”；又说，“最卑鄙的背叛之一是一天天地毒害法国人民的意识——腐蚀国家的大众舆论——并且让外国人以为法国想抛弃阿尔及利亚，想让领土变得残缺不全。”在宣言上签名的人数很多，超过300人，而且是知名人士，这对满怀爱国热忱的年轻的大学生无疑起了很大的盅惑作用。
左派人士接着发表第三份声明，虽然语调相对较为温和，但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态度依然坚定而鲜明。也有人认为，它的打击力量，比“121人宣言”更为强劲。
因为支持“脚夫”，并加入“121人宣言”签名运动，萨特成了反对国家政权的力量的象征性人物。右派攻击他“公开的背叛”，嘲讽他“为了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某种意义而像圣热内一样追求殉道者的光环”；此外，他还受到直接的死亡威胁。老战士在凯旋门前的一次反对“121人宣言”的示威活动中，就把萨特当成国家的敌人，沿途高喊：“枪毙萨特！”
其实，“枪毙”并非口头上说说而已。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本土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作为《现代》杂志主编的萨特，必然成为首选的目标。1961年5月，杂志社被炸。随后，萨特在波拿巴街的寓所也两次被炸。他从巴西回来以后，立即把母亲转移到旅馆，自己也不得不躲进在路易—布雷里奥街租用的套房里。环境十分恶劣。连处事谨慎的阿隆，这时也得到秘密军组织的恐吓信，声称这是对他“最后的警告”。
阿隆肯定受到了惊吓。对手太强大了。阿隆对巴黎大学的学生们讲话，请求他们不要为“盲目的狂热”所诱惑，因而去反对站在对立面，即同情秘密军组织的人。他自称经历了“悲剧的全过程”，感觉到这出悲剧有“把法国人引向相互争斗”的危险。“只要狂热一旦被煽动起来，那么炸药的影响可能比语言更大。”所以，他恳求道：“在巴黎大学，我们理所当然是使用语言而不是使用炸药的人。”
萨特的态度不同，他丝毫没有因为面临死亡威胁而停止社会活动。直到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为止，他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顽强的战斗：参加群众大会，示威游行，还有出庭作证，等等。仅仅限于言辞，还是有必要使用炸药？在强势者面前，萨特无法遏制他的义愤。当《黑皮肤，白面具》的作者法农让萨特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时，萨特充分肯定暴力的作用，说：“当农民手里拿起枪的时候，那些古老的神话就会变得苍白无力，禁条就会一条一条被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在反抗初期，必须杀人……”言辞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法农，让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是左翼知识分子也感到震惊。他强烈谴责法国人，以至欧洲人，说：“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都从殖民剥夺中得到过好处。”他举起解剖刀，再次指向民族集体；他认为，每个人都负有责任，就像原罪一样，只有拯救，不可逃避。
独立：战争的终结
1958年，戴高乐将军复出政坛。
通往阿尔及利亚的和平之路依然漫长。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巡回考察之后返回巴黎，立即着手制定新宪法。这部宪法，其实是按照他的某种政治意图设计定做的。这是一次结构性的变动，执法权力优先的原则代替了原来的赋予议会最大权力的“共和模式”，目的在加强政府的权威。宪法通过以后，戴高乐随即宣布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与此同时，他又大力宣传他的“法兰西共同体”，并且第一次说出了“独立”的字眼。但是，将军的用心被右派军人和知识分子忽略了，只有一个叫丹尼尔的记者看出：他对军队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说了谎。
果然，戴高乐很快便从掩体中走了出来。他提出三种选择：脱离法国，法国化，或者成为一个与法国保持联合的自主的阿尔及利亚，让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居民投票。选择继续留在法国，还是独立？公民投票将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起义“有效”结束后四年内举行。戴高乐的许诺终于使他同那些支持他上台的右翼盟友，以及坚定的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分裂了。他一意孤行，接着表态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应当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极端分子发起叛乱，民族主义狂潮迭起；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有四次险遭暗杀。返回法国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宣布颁布阿尔及利亚前途备忘录。经过为期三周的公民投票，结果是：人民赞成独立。
1962年3月19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实现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
不可否认戴高乐身为总统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个人作用。他所以作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定，首先在于他能坚持人民主权（人权）高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理念，坚持博爱、自由、平等的观念，坚持共和的原则，是一个能够继承大革命传统的政治家；而且，当付诸政治实践的时候，他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行使类似“公投”一样的民主手段，遵从公民的意愿。至于注重斗争策略，比如修宪之类是次要的，辅以军事手段同样是次要的。
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德雷福斯知识分子”——干预主义者——对戴高乐的带决定性的影响。在法国，自由、真理和正义通过大革命而成为人们普遍的信仰，构成为整个国家宪政的基础，社会运作的动力。从启蒙运动开始，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热情投入社会改造运动的事实，奠定了他们作为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传播者在法国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尊重民意，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潜规则，不但有利于知识分子履行自身的责任，也给戴高乐一样的政治家的政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殖民主义者同被殖民者的斗争，是长袍对军刀的斗争，同时也是长袍内部的斗争。他们不是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不是流于纸上空谈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怀抱着祖国和人民命运，并且力图去扭转这命运的知识分子。然而，就在这里，出现了国家至上抑或人民主权至上的分歧。事实上，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是完全契合的，相反是常常排斥的、分裂的、冲突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把人民主权放在优先的地位加以考虑，把人们普遍的自由、尊严和幸福当成唯一的真理，并为之奋斗不息。正如在论战中所看到的，他们最终挣开了党派的紧身裤，而以批判者和反抗者的独立的面貌出现，他们不是以向权力者戴高乐“建言”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主动进入公共领域，诉诸公开的宣言。他们既代表自己，也代表民意，唯因观点的一致而终至于走到一起，构成对法国政府的“压力集团”。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他们可能是政府的有条件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不会随同权力者一起进入“凯旋门”。其中，不排除少数被“招安”如马尔罗、莫里亚克，但绝大多数仍然自动留在旷野之中。
法国知识分子是自由的知识分子，英雄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团体，说到底是耦合集团，用美国社会学家卢因的“集团动力学”的概念来说，他们正是通过斗争中不断的分化和组合，构成为一种张力，一种“集团动力”。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斗争的双方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右翼也就没有左翼，其实右翼也不失为动力的一部分。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介入的、多元活跃的知识分子集团，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就不可能获救，而自由、人道、共和的法兰西也同样不可能获救！
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