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在温州，《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加之今年的物价上涨，工人普遍要求加薪，企业的用人成本平均比去年要高出五六千元。而在人事管理、生产经营等各种规章制度等并不健全甚至根本无从谈起的中小企业里，工人的工资待遇有了提高，保障也比以前健全，与此同时，他们的就业自由度大大增加，可以随意炒老板的鱿鱼。在民工紧缺的情况下，老板们，似乎又成了相对的弱者。
“什么时候，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能给我们更多的保护呢？”对于王老板的质疑，记者觉得似乎也很有道理。毕竟，像王老板这样的生意人，经营也十分不易。招用工人，也是帮助国家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多少也是为社会做了贡献的。
到最后，记者问起王老板有没有资金困难时，王老板的话匣子再一次打开:“现在还好，没有资金难题。不过，现在国家允许我们温州搞小额信贷公司，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这是国家给我们温州人开了个口子。对于我们小企业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小企业嘛，即便资金遇到困难，也不会是很大的数目，有时多的不过十万八万，少的也就三万五万，或者是两万而已，需要的时间也不长，可能也就十天八天，这个星期急用，下个星期客户钱打过来就OK了，不再需要了。可是你要急用时，找银行贷十万八万时，银行嫌你是小数目，理都不会理你，更不要说三五万了。况且，银行贷款还要这手续、那手续的，要好多人批呢，急死人也拿不到。现在有了小额信贷公司，那以后我们小企业急用钱就方便了。”王老板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好感超乎寻常。记者也祝愿，小额信贷公司以后能真正给像王老板一样的生意人更多的便捷服务，帮助他们度过一时的资金难关。
“少赚就少赚吧，总比关门好，一旦关了门，再重新开张就不那么容易了。”就在记者为王老板的二分薄利担忧时，王老板的嘴里又蹦出了这样一句话。看来，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利。但愿，王老板能够坚持得更久。
临行前，记者再次回望这个高楼林立、略显拥挤但处处充满着浓郁商业气息的城市，想象着像老邓、王老板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小企业老板们，依旧不知疲倦地在拼搏、在坚持、在奋斗。国际经济形势衰退、国内经济运行速度放缓、物价上升、油价上涨、原材料上涨……每一样他们都真真切切地亲历、体会，离他们这么近；然而，政府大力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自主品牌、科技创新……似乎又离他们那么远。在每一次震荡剧烈的经济转型期，总有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这其中，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市场永远的不二法则。曾经创造出温州经济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中小企业老板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没有了他们，温州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呢？
活着就是胜利
没有特别的保护和优待，民营企业往往最先受到政策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文本刊记者马丽
走进华尔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层，记者一行本能地走向电梯口，发现电梯停用，上面粉纸黑字赫然写着“节能降耗，电梯停用，敬请谅解”。“看到这个牌子，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很抠门了”，公司总经理张贤延说。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年产值7个亿的集团公司的境况。
年产值同样为7个亿的另一家公司，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的日子也没有更好过，因为“说出来比较难听”，总经理王茂法不愿告诉记者泰昌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别以为华尔达和泰昌是温州中小型企业中最凄惨的两个，事实上规模优势已经赋予了他们强于一般中小型企业的抗击打能力。根据中小企业促进会的调查，温州30万家企业中，有6万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难过的一年”
温总理预告了2008年会是难过的一年。怎么样的难过法，温州的华尔达和泰昌深有体会。
不能说所有的金属都在涨价，部分金属在降价，有的还降得很厉害，但是对泰昌来说黑色金属就是一切。作为铁塔制造企业，泰昌加工的就是黑色金属。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黑色金属价格将近翻一番。
在此情况下，同行中有的将中标的订单扔掉，因为亏不起。泰昌还是如期把各重点电力建设工程的订单交掉，如2007年拿下的中国首条1000kV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线路工程订单，拿下这个订单时泰昌风光无限，交订单时就体会到了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
王茂法没有告诉《法人》记者原材料涨价给泰昌带来的损失，却说了“我知道做一天要亏多少钱，我非常清楚，但我们还是勇往直前的把所有用户的订单完成。”王茂法用了“勇往直前”一词，听着颇有壮士赴汤蹈火的味道。
根据浙江省的统计，由于通货膨胀影响，今年一季度原材料和动力燃料的购进价比去年同期上涨11%，而工业产品出厂价仅上涨4.2%，两者涨幅相差已从去年12月的5.7个百分点扩大到今年一季度末的6.7个百分点。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合伙人曲向军认为，由于中小企业市场议价能力有限，在上游成本增长的同时，不能提高产品价格造成利润被大幅度压缩。
黄德奇是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他告诉《法人》记者，根据瑞安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对瑞安31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仅原材料、能源提价这一项，31家企业2008年比上年预计要多支出3亿多元。
华尔达也是位于瑞安的企业，主业是漆包线。最近一段时间，与其他企业饱尝原材料涨价之苦不同，有色金属的掉价让华尔达头痛不已。
事实上，有色金属铜的价格浮动恰恰是华尔达遭受损失的个性化原因。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原来铜价是每吨6.6万元，现在是6.3万，每有一吨铜就跌3000元，资产掉价了。今年前两个季度，华尔达的跌价损失在500万元以上。
“铜线价格如此波动，如果我们有专业成熟的期货套期保值技术，也是可以规避风险的，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还相对欠缺，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风险损失，我们今年就是吃了这个苦头。”张贤延无奈的表示。
除铜价波动的个性化原因外，本轮宏观调控的共性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华尔达。华尔达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如果银行收3000万以上，华尔达的日子就会很难过。”再以财务成本为例，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去年上半年以前，华尔达的利息一般不超过50万元，现在的水平已经达到150万元左右，翻了两番。
根据上述对瑞安31家的抽样调查，由于利率和准备金率一再上调，这31家企业2008年需增加利息支出3550余万元。据统计，2008年1至2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财务费用增长35.5%，其中利息支出增加43.3%，超过银行贷款增幅20.9％。
“目前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张贤延坦承的表示。
活着就是胜利，不只是华尔达，对泰昌，还有更多的在当前困境中努力寻找活路与发展机遇的民营企业都是如此。
没有救世主，只能自救
没有特别的保护和优待，民营企业往往最先受到政策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世界没有救世主，我们还是要靠自己。”这是温州企业家们最信奉的一句话。
自救方案一：向管理要效益
华尔达于今年六月份提出了“增收、节支、降耗、管理”的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发动员工提合理化建议，目前华尔达已收到100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且已经落实到责任人。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电梯就是这次活动停掉的。
记者抬头，发现会议室天花板上只有两个角灯亮着，中央吊灯和另外两个角灯都是关闭的。彩灯收起，纸张两面用，空调不低于27°，降低接待标准，华尔达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气派和排场。
“积少成多，这些措施汇集起来的效果是相当可观的。”张贤延说。
据其介绍，这次活动预期3个月，每半月要督促检查汇报一次，最后会对增收节支项目有成效的给予奖励，合理化建议优秀的给建议优秀奖，推行好的给予绩效奖。华尔达希望通过这三个月的突出推行，将期间形成的有效方案变成长效机制。
进入困难期以来，泰昌也是在节能减排方面下功夫，机器本来需要开两台的，争取开一台，把效率提高。
王茂法认为，在电力产品行业，靠前台已经不可能了，大家投标非常透明，只有靠后台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但是他也指出，不管你怎样节约，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人可以不用米就能煮饭。
为此，在节能降耗之外，泰昌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做精品市场，尽量缩短产品在自己企业里的周转时间，加速资金回笼，以此拓展利润空间。
自救方案二：向员工要效益
根据瑞安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上述调研，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年平均劳资成本比上年增加支出为4000元/人至7000元/人，仅劳资成本一项，被调研的31家企业年增加支出8800余万元。
劳动力的价格猛涨，作为企业除非选择违法，否则“不赔本”的作法就是让“物有所值”。“我们要从员工素质中要效益”，张贤延说。
华尔达搞素质教育主要是坚持培训，渠道有三个，一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一晚上两个小时的常规培训，第二个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专题培训，第三个是新员工上岗培训。
同时华尔达积极鼓励产业工人参加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考试，为参加技能考试的员工提供培训渠道和优惠政策。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对获得等级证书的工人，华尔达除给予物质奖励外，还会向他的家人发喜报。
泰昌也非常重视工人的素质。与华尔达不同的是，泰昌为员工设计了一套企业内部的等级考试，人力资源部有一整套制度，负责对员工的培训和考核。
泰昌还积极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以员工的名字命名小发明小创造，并对好的发明，经评估合格后，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这个措施实施后，先后已有“世袍放样法”、“欧阳联板号料法”等30多项小发明、小创造得到命名。“这只是初期，我们一直在探讨更完善的员工激励制度，使他们更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王茂法表示。
王茂法认为，向员工要效益，首先要善待员工，善待员工就是善待自己。据其介绍，泰昌在温州是最早鼓励员工参与保险的。
王茂法曾经把一个辞职员工骂得哭起来，被骂哭的这位员工已经在泰昌工作了七八年，他辞职后把养老保险的个人部分退走，“我们企业交十八块钱，他个人是八块钱，他退走一万元的话，就要废掉两万多，我为员工感到痛心。”这就是他骂员工的原因。
“不是说劳动合同法出台你要对员工好，不出台你也要对员工好”，王茂法说。正是这种善待员工的制度让泰昌受《劳动合同法》冲击的程度相对轻微些。
在洗牌中转型
如果只是简单的自救，还不足以让华尔达和泰昌在这场大浪淘沙中生存。他们都清楚这次困境带来的是一次洗牌，要从中脱颖而出，转型是关键。转型说白了就是资源整合和产业提升。
在温州会开厂办企业的大有人在，把企业当成事业的人却为数不多，华尔达董事长叶挺宁就是其中一位。
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达于去年八月份组建无区域集团。集团由核心企业集团公司和5家全资（控股）公司、15家参股（挂靠）公司组成，经营范围涉及铜业、漆包线、汽车电子、汽车空调、数控设备、精密机械等领域，产值规模逾15亿元。
叶挺宁明白要产业提升就要舍得在研发上投入。所以电梯可以不开，彩灯可以不挂，技术和研发投入却一分都不能少。
据张贤延介绍，在技术改造上，华尔达集团公司前后斥资2000万元，进行主机设备升级换代，先后购置10台国内一流漆包机生产线和30多台新型拉丝机，淘汰置换了落后设备。原来华尔达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180级以上的高等级漆包线所占的份额不到5%，现在已经达到25%以上，以后会继续增长，产品结构的优化为企业产品档次和赢利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在研发投入上，华尔达旗下汽车电子企业，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强力推进汽车发动机电喷系统（ECU）、汽车电子喷油嘴、氧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产品和控制技术的开发研制项目，取得了全面成功，开拓了汽车电子产品的产业领域，其中多数产品项目已经形成生产能力，走向市场。集团近年来取得了10多项国家专利。
张贤延特别告诉《法人》记者，与其他董事长不同，叶挺宁不仅是个管理者，他在汽车电子研究方面也是专家，叶挺宁有创新的激情，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
目前，华尔达牵头十多家企业与中国汽车集团合作筹建瑞安汽车电子研究院，集团副总裁陈德明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法人》记者，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温州市和瑞安市两级政府的支持。
未来是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转型是早晚要遇到的问题，对泰昌来说也是走产业提升之路。
自2001年以来，泰昌不断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并花巨资研发应用前景广阔的电力产品。2007年，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工程就是证明，因为这是中国首条1000kV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2008年中标世界首条±800kV直流输电工程——云南至广东±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又是一个证明。
今年九月份，泰昌要上马一个高端的双回路钢管塔新产品。这实际上是泰昌的市场策略，选择高技术含量、市场稀缺的高端产品。
泰昌有自己的电力技术开发中心，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记者采访的下午，王茂法就要参加一个科技扩大会议。
无法解决的困境
对温州企业来说，靠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土地和人才。
温州不能没有制造业，产业结构可以调整，但是却无法调整到不用地的程度，因此只能把制造业的层次提高。
“温州大部分企业在发展空间上都遇到土地瓶颈，我们公司毫不例外”，王茂法说，“虽然温州市政府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锐，这对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泰昌正在筹划租用温州二产用地，而早在五年前，泰昌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近160亩的工业园区。
温州一度要打造“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温州新模式，华尔达副总裁陈德明对此颇感委屈。“我们民营企业心都寒了，自己都没地，还去招商引资。”在陈德明看来，民营企业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管理技术也提升了，对地方经济也做出贡献了，政府没有理由不扶持当地企业。
让陈德明欣慰的是，这届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对瑞安汽车电子研究院的扶植就是很好的例子。2008年更是被温州市定为“政企联动，攻坚克难”的一年。
人才方面，温州留不住人是让当地企业苦恼不已的问题。华尔达已经逐步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体系，除本部研究中心外，又与北京、无锡、广州三地的科研院所合作成立了三个研发中心，而华尔达的博士研究员都在外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才问题仍然是温州要着力解决的头等问题。
王茂法指出，不只是高端研发人员，技工也很匮乏，不只温州这样，从全国范围来讲也是这样，作为人大代表，王茂法每年都在呼吁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华尔达和泰昌，一个主打漆包线，一个主打铁塔。除此之外，他们有更多的相同：都是温州中小型企业，年产值都是7亿元（华尔达仅计算集团公司产值），都拥有中国驰名商标，都经历着宏观调控引起的阵痛，都在阵痛中蜕变。
最有借鉴意义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到了困难期才图谋转型，而是在压力来临之前已经思变。这就是华尔达和泰昌在这次洗牌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活着就是胜利”，现在回过头来体会张贤延的话，会有不同的感受。他口中的“活着”绝不是苟延残喘的活，而是活出质量。
温州融资破冰
一直是“暗”河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有了政策突破口。然而，面对苛刻的政策限制和海量的融资需求，温州小额信贷试点是否如杯水车薪
文本刊记者吕斌
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使浙江成为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后，全国首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条件及管理制度的法规。
该办法首次通过制度正式承认了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详细规定了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所需具备的各项要件，同时明确了工商部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各项职能。
该《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再生出一个新的民间贷款力量，作为现有信贷制度的重要补充，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温州作为浙江省内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盛行的民间借贷早已名声在外。由此，外界普遍认为，浙江省的小额贷款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温州企业和遍布温州的民间游资。
然而，鉴于《办法》中苛刻的准入条件、借贷程序以及利息和金额限制，有可能会导致借、贷双方都丧失积极性，此次《办法》的出台会否如杯水车薪？
钱！钱！钱！
“第一缺土地，第二缺资金。”——这是在温州采访时，《法人》记者听当地企业家所谈到自己企业面临的最多的问题。
一直以来，名震全国的温州模式催生了无数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资金投入。漫步温州城区，各种大小银行的营业厅遍布街头，从全国性到地方性、从国际的到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在温州安营扎寨，可见温州企业资金需求量之巨大。
然而，随着近来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萎缩，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温州企业普遍面临着原材料上涨、职工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被动局面。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急需资金“过冬”。
另外，美国经济萎靡以及下调出口退税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又造成中国外贸出口情况不容乐观：今年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
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温州企业来说，外贸缩水的冲击显得更为明显。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80%至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然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数量已经从一年多前的600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几十家，该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
2008年5月底，位于浙江台州、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典范的缝纫机领军企业——飞跃集团突然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其创立者兼掌门人邱继宝甚至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其余中小民营企业的惨状由此可见。
相关资料显示，近来的“银根紧缩”政策已使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浙江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高。
除金融机构渠道外，温州中小企业一直盛行民间借贷，但随着银根收紧、企业成本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的问题暴露无遗，其高额的利率甚至使很多企业雪上加霜。由于长期处于“暗箱操作”状态，这些地下钱庄监管相对无序。
“温州民间借贷利息过高，我们企业从来不去碰那个。”温州华尔达集团总经理张贤延对《法人》记者表示，企业即使贷不来款也不会考虑民间游资。
小额信贷温州破局
温州，中国民间资本的聚集之地，即使没有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缩的影响，这里的民间借贷也一度十分盛行，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在各企业之间流动，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之困，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
“除银行的贷款支持外，温州的民间借贷也是很发达的。”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虽说利息偏高，但确实能解决不少企业的短期融资问题。
但民间借贷毕竟没有合法身份，无论借、贷双方均没有法律上的相关保障，加上缺乏监管，利率越涨越高，很多企业也表示担忧。
2008年7月14日，几乎与浙江省同步，温州市宣布放行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这一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民营企业和民间融资机构一下子炸开了锅。
当天清晨一上班，位于温州乐清柳市的华仪电器集团，第一个向市政府递交了申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申请报告。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在外。”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诞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规范金融市场。
按照温州市的公布的细则，温州六县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起点为2000万元，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争取达到、但不超过1亿元，股东人数规定不超过200人。
同时，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不得低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
在准入条件上，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的名优、骨干企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申请地为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6县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此次《试点》还明确了小额贷款的设立、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监督管理和终止等。而对于拥有充裕资本的温州人而言，这就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大门。
专家普遍认为，温州民间较为成熟的金融生态，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解决民间资本充裕与企业融资矛盾成为可能。另外，“招安”民间资金，国家更易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地下钱庄能否招安
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之巨。
相对于6000亿的民间游资，小额贷款试点每年不超30亿的上限，使得此次试点“招安”民间游资的效果令人怀疑。
另外，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实质就是试图开辟一条以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合法渠道。但拥有海量民营企业的温州只有16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显然僧多粥少。
仅有的16席名额将使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争夺异常激烈，也使小额贷款公司可能不具备对民间游资的吸引力。
按照浙江试点方案，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而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1月对400多户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监测对象的监测显示，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2007年12月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月利率达到11.096‰。“招安”后的借贷利息显然不具备吸引力。
同时，为防止小额贷款公司出现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相关部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也设计的非常严格。
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这种低利润、严监管的局面，使不少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具备收编地下资金的可能。
“小额贷款公司与其说是政府放行民间金融公司的尝试，不如说是政府管理民间资本的艰苦努力，”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撰文认为，“试想，民间资本怎么可能放弃地下钱庄的高利率，转而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受制于人，在银行利率的碗里分羹呢？”
而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么多企业来抢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不是冲着暴利来的，是冲着这个壳来的。能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虽说利润减少了，但风险也减弱了，借贷资金也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虚拟经营：制度创新的一个路径
原材料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悬在温州企业头上的五把尖刀对森马几乎没有影响，这要归功于森马采用的虚拟经营模式
文本刊记者马丽
虚拟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外包，企业专管产品的设计和营销；二是销售外包，通过特许经营合同，让加盟商成为该企业“虚拟营销网络”的成员。
虚拟经营的魔力
原材料上涨，但森马没有生产业务，只做品牌营销，涨价对品牌影响很小；《劳动合同法》实施，但森马没有蓝领，有的是一千多名的白领和金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森马的用工制度已经很符合这方面的要求，新法出来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冲击。
“上述因素对我们的上游供应商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好在我们一开始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选择的就是比较正规的有抗震能力的企业。从供应链上说，外界因素对森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森马集团行政管理中心副主任江海波表示。
温州服装协会会长郑晨爱告诉《法人》记者，进入2008年，服装业的增长速度从原来的25%回落到17%，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差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运转。
森马显然不在郑晨爱所说的企业之列。
2008年上半年森马依然保持着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速度，预计年底能够达到60个亿的终端销售收入。如果说年初的时候，森马对这个目标额还没有多大把握，现在经过年中核算，60亿已经胜利在望。“至于税收，突破两亿没有问题，努力点的话，2.5亿差不多。”江海波向《法人》记者透露。
有个学者看到森马的表现会倍感欣慰，他就是郎咸平。
郎咸平这些年一直在传播自己的“6+1”学说。“6”是产业链上软的生产环节，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六个非制造业，这六个部分处在产业链的高端，“1”是硬的生产环节即生产制造，这部分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郎咸平认为在全球进入产业链战争的今天，谁掌握“6”谁就能胜出，就能赚钱。
其实郎咸平所谓的掌握“6”的企业就是搞虚拟经营的企业，森马在普遍面临困境的企业中大放异彩无疑是对郎先生“6+1”理论的佐证。
以生产芭比娃娃为例，郎咸平说，浙江的制造企业每生产创造一美元的价值，就为掌握“6”的美国沃尔玛创造9倍的价值。这就是虚拟经营的魔力。
今天的森马就处在沃尔玛的位置，虽然实力不能同日而语，但走的路子是一致的。“在虚拟经营方面我们还在继续摸索”，江海波表示。
虚拟经营的先行者
虚拟经营不是新生事物，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风生水起，耐克、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但是在中国，如果一个企业今天要做虚拟经营，他仍属于先行者。而森马于1996年就开始起步。
森马董事长邱光和并没有炫耀自己的眼光超前。事实上，走虚拟经营路线对森马来说是一半是眼光，一半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
1996年，邱光和带着做家电行业赚来的第一桶金，准备进军服装行业。当时的邱光和并没有虚拟经营的意识，但是有一点他明确又坚定，做品牌。但是当时又做品牌，又搞车间，走大而全模式的话，邱光和的资金积累是不够的。
邱光和的第一桶金不少，也有几千万，但是如果按照他的理想规模，办个车间就要上亿元。怎么把这些钱省出来用在刀刃上？邱光和当时想的最主要的是这个。
经过考察，邱光和接触了虚拟经营，可以把生产外包，也可以把销售外包，自己集中精力搞研发和品牌营销，这完全符合邱光和的理念。森马的虚拟经营模式由此而生。
在产品生产上，森马选择有较大规模、技术实力强的生产企业作为OEM伙伴，并通过ISO9000认证标准考核和现场派QC人员督导来保证产品质量。在销售方面，森马实行特许连锁经营方式，通过契约将特许权转让给加盟商，提出“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营思想，推出“两个满意度”工程建设，销售市场得到迅速扩大。
将品牌营销作为重头，森马的这一策略抓住了虚拟经营的核心。
品牌的力量让森马迅速走上了规模经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07年，森马已经成为拥有“森马”和“巴拉巴拉”两大在线品牌，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3600多家专卖店，年销售额40亿元的全国性无区域集团。江海波还告诉《法人》记者，森马正筹划在内地建立第三个生产基地，从欧美引进第三个品牌。顺利的话，这两个目标年底就可以实现。
2008年4月13日，首届“浙江省十大品牌创新先锋奖”揭晓，森马以没有一条生产线却有40亿元的销售额的虚拟经营模式，作为温州惟一品牌获“虚拟经营品牌创新先锋”殊荣。
在中国很多企业谈品牌会遭到郎咸平的嘲笑，因为他们是在没有掌握“6+1”中的“6”的时候谈品牌。郎先生显然不会嘲笑森马，因为它不但掌握了“6”，而且掌握得还不错。
在产品设计这一块，森马采取技术联盟战略，先后与法国、日本、韩国以及上海、浙江等地的一批国内外高水平研发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成立森马技术设计研究中心，做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完美结合。目前，森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T恤、衬衫、牛仔等30个系列5000多个规格。
对于其他五个环节，森马已经通过智能化管理，实现了供应商、采购、物流、分析、客户关系、专卖店等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和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的决策效率、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
任重道远
“国外的劳动力比我们还贵，国外也是没有退税，能源涨价是全球的，人家国外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有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郑晨爱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
在郑晨爱看来，现在遇到困难也是好事，政府一直强调要产业提升，但是在过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动力。这个时候倒逼企业加快调整，通过这次洗牌，可以加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
如何帮助服装企业实现结构调整？温州政府给出三条指导意见，走精品化、虚拟化、联合化之路，其中两条与虚拟经营有关。
虚拟化，向虚拟经营的企业学习，许多企业在积极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低端的OEM的制造加工向研发型、商贸型企业靠拢、转型。
郑晨爱告诉《法人》记者，服装也有二、三产业之分，做衣服是二产，卖衣服是三产，研发、设计都是三产。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看他第三产业的比重，服装业也应如此，法国意大利服装业很发达，因为他们都是三产的服装业。
“虚拟经营企业是三产的服装业，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向虚拟经营转型。”郑晨爱说。据他介绍，温州大小服装企业有3000多家，走虚拟经营路线的有几十家，这几十家中又属森马和美特斯·邦威做的最成功。
第二个与虚拟经营有关的对策是联合化，这里的联合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制作型企业、商贸型企业和虚拟经营企业的合作。郑晨爱强调，联合不是生产制造上的简单合并，而是产业链上的整合。
实现生产制作型企业和虚拟经营企业的合作，也就是虚拟经营企业本土化经营。作为温州虚拟经营企业中的佼佼者，森马几年前就作出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因为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至今没有结果。
首先，温州缺乏土地资源，虚拟经营企业需要大规模现代化的物流配套，物流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而温州最缺的就是土地。据温州中小型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现在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飚到200万一亩，这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土地价格，已经超过了上海。
江海波告诉《法人》记者：“森马正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面积达160多亩，虽然温州总部不会搬过去，但是原本主体在温州的物流中心要转移过去。”虚拟化本土经营尚未实现，物流中心却提前出去了。
其次，温州生产企业普遍存在低小散问题，而实现本土化生产需要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必须要有一批大型的服装生产型企业带动，形成产业集群的力量，生产实现国际化，规模化，从而减少虚拟经营企业的管理成本；
再次，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温州的运输、物流、印刷、印染、水洗等相关产业比较薄弱。
最后，没有国际级服装检测机构。珠江有国家级检测机构，温州没有，省级检测机构在杭州，而作为品牌发展型企业，需要更高级别的检测机构。
在这轮原材料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和宏观调控引发的压力下，虚拟经营型企业卓尔不群的表现，让温州企业看到了希望，也被委以重任，但是目前还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什么时候，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能给我们更多的保护呢？”对于王老板的质疑，记者觉得似乎也很有道理。毕竟，像王老板这样的生意人，经营也十分不易。招用工人，也是帮助国家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多少也是为社会做了贡献的。
到最后，记者问起王老板有没有资金困难时，王老板的话匣子再一次打开:“现在还好，没有资金难题。不过，现在国家允许我们温州搞小额信贷公司，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这是国家给我们温州人开了个口子。对于我们小企业还是很有用的。我们小企业嘛，即便资金遇到困难，也不会是很大的数目，有时多的不过十万八万，少的也就三万五万，或者是两万而已，需要的时间也不长，可能也就十天八天，这个星期急用，下个星期客户钱打过来就OK了，不再需要了。可是你要急用时，找银行贷十万八万时，银行嫌你是小数目，理都不会理你，更不要说三五万了。况且，银行贷款还要这手续、那手续的，要好多人批呢，急死人也拿不到。现在有了小额信贷公司，那以后我们小企业急用钱就方便了。”王老板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好感超乎寻常。记者也祝愿，小额信贷公司以后能真正给像王老板一样的生意人更多的便捷服务，帮助他们度过一时的资金难关。
“少赚就少赚吧，总比关门好，一旦关了门，再重新开张就不那么容易了。”就在记者为王老板的二分薄利担忧时，王老板的嘴里又蹦出了这样一句话。看来，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胜利。但愿，王老板能够坚持得更久。
临行前，记者再次回望这个高楼林立、略显拥挤但处处充满着浓郁商业气息的城市，想象着像老邓、王老板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小企业老板们，依旧不知疲倦地在拼搏、在坚持、在奋斗。国际经济形势衰退、国内经济运行速度放缓、物价上升、油价上涨、原材料上涨……每一样他们都真真切切地亲历、体会，离他们这么近；然而，政府大力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自主品牌、科技创新……似乎又离他们那么远。在每一次震荡剧烈的经济转型期，总有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这其中，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市场永远的不二法则。曾经创造出温州经济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中小企业老板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没有了他们，温州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呢？
活着就是胜利
没有特别的保护和优待，民营企业往往最先受到政策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文本刊记者马丽
走进华尔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层，记者一行本能地走向电梯口，发现电梯停用，上面粉纸黑字赫然写着“节能降耗，电梯停用，敬请谅解”。“看到这个牌子，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很抠门了”，公司总经理张贤延说。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年产值7个亿的集团公司的境况。
年产值同样为7个亿的另一家公司，温州泰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的日子也没有更好过，因为“说出来比较难听”，总经理王茂法不愿告诉记者泰昌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别以为华尔达和泰昌是温州中小型企业中最凄惨的两个，事实上规模优势已经赋予了他们强于一般中小型企业的抗击打能力。根据中小企业促进会的调查，温州30万家企业中，有6万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难过的一年”
温总理预告了2008年会是难过的一年。怎么样的难过法，温州的华尔达和泰昌深有体会。
不能说所有的金属都在涨价，部分金属在降价，有的还降得很厉害，但是对泰昌来说黑色金属就是一切。作为铁塔制造企业，泰昌加工的就是黑色金属。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黑色金属价格将近翻一番。
在此情况下，同行中有的将中标的订单扔掉，因为亏不起。泰昌还是如期把各重点电力建设工程的订单交掉，如2007年拿下的中国首条1000kV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线路工程订单，拿下这个订单时泰昌风光无限，交订单时就体会到了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
王茂法没有告诉《法人》记者原材料涨价给泰昌带来的损失，却说了“我知道做一天要亏多少钱，我非常清楚，但我们还是勇往直前的把所有用户的订单完成。”王茂法用了“勇往直前”一词，听着颇有壮士赴汤蹈火的味道。
根据浙江省的统计，由于通货膨胀影响，今年一季度原材料和动力燃料的购进价比去年同期上涨11%，而工业产品出厂价仅上涨4.2%，两者涨幅相差已从去年12月的5.7个百分点扩大到今年一季度末的6.7个百分点。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合伙人曲向军认为，由于中小企业市场议价能力有限，在上游成本增长的同时，不能提高产品价格造成利润被大幅度压缩。
黄德奇是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他告诉《法人》记者，根据瑞安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对瑞安31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仅原材料、能源提价这一项，31家企业2008年比上年预计要多支出3亿多元。
华尔达也是位于瑞安的企业，主业是漆包线。最近一段时间，与其他企业饱尝原材料涨价之苦不同，有色金属的掉价让华尔达头痛不已。
事实上，有色金属铜的价格浮动恰恰是华尔达遭受损失的个性化原因。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原来铜价是每吨6.6万元，现在是6.3万，每有一吨铜就跌3000元，资产掉价了。今年前两个季度，华尔达的跌价损失在500万元以上。
“铜线价格如此波动，如果我们有专业成熟的期货套期保值技术，也是可以规避风险的，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还相对欠缺，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风险损失，我们今年就是吃了这个苦头。”张贤延无奈的表示。
除铜价波动的个性化原因外，本轮宏观调控的共性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华尔达。华尔达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如果银行收3000万以上，华尔达的日子就会很难过。”再以财务成本为例，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去年上半年以前，华尔达的利息一般不超过50万元，现在的水平已经达到150万元左右，翻了两番。
根据上述对瑞安31家的抽样调查，由于利率和准备金率一再上调，这31家企业2008年需增加利息支出3550余万元。据统计，2008年1至2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财务费用增长35.5%，其中利息支出增加43.3%，超过银行贷款增幅20.9％。
“目前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我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胜利。”张贤延坦承的表示。
活着就是胜利，不只是华尔达，对泰昌，还有更多的在当前困境中努力寻找活路与发展机遇的民营企业都是如此。
没有救世主，只能自救
没有特别的保护和优待，民营企业往往最先受到政策的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生命力更加顽强。
“世界没有救世主，我们还是要靠自己。”这是温州企业家们最信奉的一句话。
自救方案一：向管理要效益
华尔达于今年六月份提出了“增收、节支、降耗、管理”的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发动员工提合理化建议，目前华尔达已收到100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且已经落实到责任人。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电梯就是这次活动停掉的。
记者抬头，发现会议室天花板上只有两个角灯亮着，中央吊灯和另外两个角灯都是关闭的。彩灯收起，纸张两面用，空调不低于27°，降低接待标准，华尔达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气派和排场。
“积少成多，这些措施汇集起来的效果是相当可观的。”张贤延说。
据其介绍，这次活动预期3个月，每半月要督促检查汇报一次，最后会对增收节支项目有成效的给予奖励，合理化建议优秀的给建议优秀奖，推行好的给予绩效奖。华尔达希望通过这三个月的突出推行，将期间形成的有效方案变成长效机制。
进入困难期以来，泰昌也是在节能减排方面下功夫，机器本来需要开两台的，争取开一台，把效率提高。
王茂法认为，在电力产品行业，靠前台已经不可能了，大家投标非常透明，只有靠后台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但是他也指出，不管你怎样节约，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人可以不用米就能煮饭。
为此，在节能降耗之外，泰昌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做精品市场，尽量缩短产品在自己企业里的周转时间，加速资金回笼，以此拓展利润空间。
自救方案二：向员工要效益
根据瑞安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上述调研，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年平均劳资成本比上年增加支出为4000元/人至7000元/人，仅劳资成本一项，被调研的31家企业年增加支出8800余万元。
劳动力的价格猛涨，作为企业除非选择违法，否则“不赔本”的作法就是让“物有所值”。“我们要从员工素质中要效益”，张贤延说。
华尔达搞素质教育主要是坚持培训，渠道有三个，一个是雷打不动的每周一晚上两个小时的常规培训，第二个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专题培训，第三个是新员工上岗培训。
同时华尔达积极鼓励产业工人参加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考试，为参加技能考试的员工提供培训渠道和优惠政策。张贤延告诉《法人》记者，对获得等级证书的工人，华尔达除给予物质奖励外，还会向他的家人发喜报。
泰昌也非常重视工人的素质。与华尔达不同的是，泰昌为员工设计了一套企业内部的等级考试，人力资源部有一整套制度，负责对员工的培训和考核。
泰昌还积极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以员工的名字命名小发明小创造，并对好的发明，经评估合格后，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这个措施实施后，先后已有“世袍放样法”、“欧阳联板号料法”等30多项小发明、小创造得到命名。“这只是初期，我们一直在探讨更完善的员工激励制度，使他们更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王茂法表示。
王茂法认为，向员工要效益，首先要善待员工，善待员工就是善待自己。据其介绍，泰昌在温州是最早鼓励员工参与保险的。
王茂法曾经把一个辞职员工骂得哭起来，被骂哭的这位员工已经在泰昌工作了七八年，他辞职后把养老保险的个人部分退走，“我们企业交十八块钱，他个人是八块钱，他退走一万元的话，就要废掉两万多，我为员工感到痛心。”这就是他骂员工的原因。
“不是说劳动合同法出台你要对员工好，不出台你也要对员工好”，王茂法说。正是这种善待员工的制度让泰昌受《劳动合同法》冲击的程度相对轻微些。
在洗牌中转型
如果只是简单的自救，还不足以让华尔达和泰昌在这场大浪淘沙中生存。他们都清楚这次困境带来的是一次洗牌，要从中脱颖而出，转型是关键。转型说白了就是资源整合和产业提升。
在温州会开厂办企业的大有人在，把企业当成事业的人却为数不多，华尔达董事长叶挺宁就是其中一位。
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达于去年八月份组建无区域集团。集团由核心企业集团公司和5家全资（控股）公司、15家参股（挂靠）公司组成，经营范围涉及铜业、漆包线、汽车电子、汽车空调、数控设备、精密机械等领域，产值规模逾15亿元。
叶挺宁明白要产业提升就要舍得在研发上投入。所以电梯可以不开，彩灯可以不挂，技术和研发投入却一分都不能少。
据张贤延介绍，在技术改造上，华尔达集团公司前后斥资2000万元，进行主机设备升级换代，先后购置10台国内一流漆包机生产线和30多台新型拉丝机，淘汰置换了落后设备。原来华尔达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180级以上的高等级漆包线所占的份额不到5%，现在已经达到25%以上，以后会继续增长，产品结构的优化为企业产品档次和赢利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在研发投入上，华尔达旗下汽车电子企业，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强力推进汽车发动机电喷系统（ECU）、汽车电子喷油嘴、氧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产品和控制技术的开发研制项目，取得了全面成功，开拓了汽车电子产品的产业领域，其中多数产品项目已经形成生产能力，走向市场。集团近年来取得了10多项国家专利。
张贤延特别告诉《法人》记者，与其他董事长不同，叶挺宁不仅是个管理者，他在汽车电子研究方面也是专家，叶挺宁有创新的激情，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
目前，华尔达牵头十多家企业与中国汽车集团合作筹建瑞安汽车电子研究院，集团副总裁陈德明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法人》记者，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温州市和瑞安市两级政府的支持。
未来是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转型是早晚要遇到的问题，对泰昌来说也是走产业提升之路。
自2001年以来，泰昌不断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并花巨资研发应用前景广阔的电力产品。2007年，晋东南－南阳－荆门线路工程就是证明，因为这是中国首条1000kV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2008年中标世界首条±800kV直流输电工程——云南至广东±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又是一个证明。
今年九月份，泰昌要上马一个高端的双回路钢管塔新产品。这实际上是泰昌的市场策略，选择高技术含量、市场稀缺的高端产品。
泰昌有自己的电力技术开发中心，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记者采访的下午，王茂法就要参加一个科技扩大会议。
无法解决的困境
对温州企业来说，靠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土地和人才。
温州不能没有制造业，产业结构可以调整，但是却无法调整到不用地的程度，因此只能把制造业的层次提高。
“温州大部分企业在发展空间上都遇到土地瓶颈，我们公司毫不例外”，王茂法说，“虽然温州市政府也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锐，这对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泰昌正在筹划租用温州二产用地，而早在五年前，泰昌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近160亩的工业园区。
温州一度要打造“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温州新模式，华尔达副总裁陈德明对此颇感委屈。“我们民营企业心都寒了，自己都没地，还去招商引资。”在陈德明看来，民营企业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管理技术也提升了，对地方经济也做出贡献了，政府没有理由不扶持当地企业。
让陈德明欣慰的是，这届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对瑞安汽车电子研究院的扶植就是很好的例子。2008年更是被温州市定为“政企联动，攻坚克难”的一年。
人才方面，温州留不住人是让当地企业苦恼不已的问题。华尔达已经逐步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体系，除本部研究中心外，又与北京、无锡、广州三地的科研院所合作成立了三个研发中心，而华尔达的博士研究员都在外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才问题仍然是温州要着力解决的头等问题。
王茂法指出，不只是高端研发人员，技工也很匮乏，不只温州这样，从全国范围来讲也是这样，作为人大代表，王茂法每年都在呼吁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华尔达和泰昌，一个主打漆包线，一个主打铁塔。除此之外，他们有更多的相同：都是温州中小型企业，年产值都是7亿元（华尔达仅计算集团公司产值），都拥有中国驰名商标，都经历着宏观调控引起的阵痛，都在阵痛中蜕变。
最有借鉴意义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是到了困难期才图谋转型，而是在压力来临之前已经思变。这就是华尔达和泰昌在这次洗牌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活着就是胜利”，现在回过头来体会张贤延的话，会有不同的感受。他口中的“活着”绝不是苟延残喘的活，而是活出质量。
温州融资破冰
一直是“暗”河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有了政策突破口。然而，面对苛刻的政策限制和海量的融资需求，温州小额信贷试点是否如杯水车薪
文本刊记者吕斌
2008年7月14日，浙江省金融办、省工商局、浙江银监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发布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使浙江成为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后，全国首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条件及管理制度的法规。
该办法首次通过制度正式承认了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详细规定了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所需具备的各项要件，同时明确了工商部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的各项职能。
该《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再生出一个新的民间贷款力量，作为现有信贷制度的重要补充，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温州作为浙江省内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盛行的民间借贷早已名声在外。由此，外界普遍认为，浙江省的小额贷款政策，影响最大的就是温州企业和遍布温州的民间游资。
然而，鉴于《办法》中苛刻的准入条件、借贷程序以及利息和金额限制，有可能会导致借、贷双方都丧失积极性，此次《办法》的出台会否如杯水车薪？
钱！钱！钱！
“第一缺土地，第二缺资金。”——这是在温州采访时，《法人》记者听当地企业家所谈到自己企业面临的最多的问题。
一直以来，名震全国的温州模式催生了无数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资金投入。漫步温州城区，各种大小银行的营业厅遍布街头，从全国性到地方性、从国际的到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在温州安营扎寨，可见温州企业资金需求量之巨大。
然而，随着近来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萎缩，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温州企业普遍面临着原材料上涨、职工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被动局面。中小企业纷纷闹起了“钱荒”，急需资金“过冬”。
另外，美国经济萎靡以及下调出口退税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又造成中国外贸出口情况不容乐观：今年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6%，增速大大低于5月份的28.1%。
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温州企业来说，外贸缩水的冲击显得更为明显。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链危机”。
打火机是温州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目前全球有80%至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都产自温州。然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数量已经从一年多前的600家左右锐减到现在的几十家，该行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重挫。
2008年5月底，位于浙江台州、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典范的缝纫机领军企业——飞跃集团突然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其创立者兼掌门人邱继宝甚至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其余中小民营企业的惨状由此可见。
相关资料显示，近来的“银根紧缩”政策已使银行机构的总体信贷供给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融资需求扩大，加大了信贷供需矛盾。
由于信贷资源稀缺，浙江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调30%至4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至3%的担保费率，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高。
除金融机构渠道外，温州中小企业一直盛行民间借贷，但随着银根收紧、企业成本上升的影响，民间借贷的问题暴露无遗，其高额的利率甚至使很多企业雪上加霜。由于长期处于“暗箱操作”状态，这些地下钱庄监管相对无序。
“温州民间借贷利息过高，我们企业从来不去碰那个。”温州华尔达集团总经理张贤延对《法人》记者表示，企业即使贷不来款也不会考虑民间游资。
小额信贷温州破局
温州，中国民间资本的聚集之地，即使没有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缩的影响，这里的民间借贷也一度十分盛行，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在各企业之间流动，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之困，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
“除银行的贷款支持外，温州的民间借贷也是很发达的。”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民间借贷虽说利息偏高，但确实能解决不少企业的短期融资问题。
但民间借贷毕竟没有合法身份，无论借、贷双方均没有法律上的相关保障，加上缺乏监管，利率越涨越高，很多企业也表示担忧。
2008年7月14日，几乎与浙江省同步，温州市宣布放行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这一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民营企业和民间融资机构一下子炸开了锅。
当天清晨一上班，位于温州乐清柳市的华仪电器集团，第一个向市政府递交了申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申请报告。
“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在外。”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诞生的目的之一就是规范金融市场。
按照温州市的公布的细则，温州六县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起点为2000万元，试点期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争取达到、但不超过1亿元，股东人数规定不超过200人。
同时，主发起人的持股比例不超过20%，其余单个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但不得低于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
在准入条件上，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的名优、骨干企业。申请地为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1500万元以上。申请地为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6县的主发起人，其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连续3年盈利且利润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此次《试点》还明确了小额贷款的设立、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监督管理和终止等。而对于拥有充裕资本的温州人而言，这就打开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大门。
专家普遍认为，温州民间较为成熟的金融生态，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解决民间资本充裕与企业融资矛盾成为可能。另外，“招安”民间资金，国家更易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地下钱庄能否招安
按照温州出台的《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上限分别是2亿元和1亿元，整个温州只有16家。以此计算，实质上“转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温州民间资本一年不会超过30亿，而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远超6000亿之巨。
相对于6000亿的民间游资，小额贷款试点每年不超30亿的上限，使得此次试点“招安”民间游资的效果令人怀疑。
另外，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实质就是试图开辟一条以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合法渠道。但拥有海量民营企业的温州只有16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名额，显然僧多粥少。
仅有的16席名额将使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争夺异常激烈，也使小额贷款公司可能不具备对民间游资的吸引力。
按照浙江试点方案，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
而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1月对400多户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监测对象的监测显示，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后，2007年12月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月利率达到11.096‰。“招安”后的借贷利息显然不具备吸引力。
同时，为防止小额贷款公司出现非法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相关部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制度也设计的非常严格。
按照试点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而且只贷不存，贷款利率上限不高于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不得向股东发放贷款。甚至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层必须具备金融机构管理经验。
这种低利润、严监管的局面，使不少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具备收编地下资金的可能。
“小额贷款公司与其说是政府放行民间金融公司的尝试，不如说是政府管理民间资本的艰苦努力，”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撰文认为，“试想，民间资本怎么可能放弃地下钱庄的高利率，转而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受制于人，在银行利率的碗里分羹呢？”
而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么多企业来抢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不是冲着暴利来的，是冲着这个壳来的。能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虽说利润减少了，但风险也减弱了，借贷资金也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虚拟经营：制度创新的一个路径
原材料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悬在温州企业头上的五把尖刀对森马几乎没有影响，这要归功于森马采用的虚拟经营模式
文本刊记者马丽
虚拟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外包，企业专管产品的设计和营销；二是销售外包，通过特许经营合同，让加盟商成为该企业“虚拟营销网络”的成员。
虚拟经营的魔力
原材料上涨，但森马没有生产业务，只做品牌营销，涨价对品牌影响很小；《劳动合同法》实施，但森马没有蓝领，有的是一千多名的白领和金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森马的用工制度已经很符合这方面的要求，新法出来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冲击。
“上述因素对我们的上游供应商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好在我们一开始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选择的就是比较正规的有抗震能力的企业。从供应链上说，外界因素对森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森马集团行政管理中心副主任江海波表示。
温州服装协会会长郑晨爱告诉《法人》记者，进入2008年，服装业的增长速度从原来的25%回落到17%，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差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运转。
森马显然不在郑晨爱所说的企业之列。
2008年上半年森马依然保持着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速度，预计年底能够达到60个亿的终端销售收入。如果说年初的时候，森马对这个目标额还没有多大把握，现在经过年中核算，60亿已经胜利在望。“至于税收，突破两亿没有问题，努力点的话，2.5亿差不多。”江海波向《法人》记者透露。
有个学者看到森马的表现会倍感欣慰，他就是郎咸平。
郎咸平这些年一直在传播自己的“6+1”学说。“6”是产业链上软的生产环节，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六个非制造业，这六个部分处在产业链的高端，“1”是硬的生产环节即生产制造，这部分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郎咸平认为在全球进入产业链战争的今天，谁掌握“6”谁就能胜出，就能赚钱。
其实郎咸平所谓的掌握“6”的企业就是搞虚拟经营的企业，森马在普遍面临困境的企业中大放异彩无疑是对郎先生“6+1”理论的佐证。
以生产芭比娃娃为例，郎咸平说，浙江的制造企业每生产创造一美元的价值，就为掌握“6”的美国沃尔玛创造9倍的价值。这就是虚拟经营的魔力。
今天的森马就处在沃尔玛的位置，虽然实力不能同日而语，但走的路子是一致的。“在虚拟经营方面我们还在继续摸索”，江海波表示。
虚拟经营的先行者
虚拟经营不是新生事物，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风生水起，耐克、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但是在中国，如果一个企业今天要做虚拟经营，他仍属于先行者。而森马于1996年就开始起步。
森马董事长邱光和并没有炫耀自己的眼光超前。事实上，走虚拟经营路线对森马来说是一半是眼光，一半是由客观原因决定的。
1996年，邱光和带着做家电行业赚来的第一桶金，准备进军服装行业。当时的邱光和并没有虚拟经营的意识，但是有一点他明确又坚定，做品牌。但是当时又做品牌，又搞车间，走大而全模式的话，邱光和的资金积累是不够的。
邱光和的第一桶金不少，也有几千万，但是如果按照他的理想规模，办个车间就要上亿元。怎么把这些钱省出来用在刀刃上？邱光和当时想的最主要的是这个。
经过考察，邱光和接触了虚拟经营，可以把生产外包，也可以把销售外包，自己集中精力搞研发和品牌营销，这完全符合邱光和的理念。森马的虚拟经营模式由此而生。
在产品生产上，森马选择有较大规模、技术实力强的生产企业作为OEM伙伴，并通过ISO9000认证标准考核和现场派QC人员督导来保证产品质量。在销售方面，森马实行特许连锁经营方式，通过契约将特许权转让给加盟商，提出“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营思想，推出“两个满意度”工程建设，销售市场得到迅速扩大。
将品牌营销作为重头，森马的这一策略抓住了虚拟经营的核心。
品牌的力量让森马迅速走上了规模经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截至2007年，森马已经成为拥有“森马”和“巴拉巴拉”两大在线品牌，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3600多家专卖店，年销售额40亿元的全国性无区域集团。江海波还告诉《法人》记者，森马正筹划在内地建立第三个生产基地，从欧美引进第三个品牌。顺利的话，这两个目标年底就可以实现。
2008年4月13日，首届“浙江省十大品牌创新先锋奖”揭晓，森马以没有一条生产线却有40亿元的销售额的虚拟经营模式，作为温州惟一品牌获“虚拟经营品牌创新先锋”殊荣。
在中国很多企业谈品牌会遭到郎咸平的嘲笑，因为他们是在没有掌握“6+1”中的“6”的时候谈品牌。郎先生显然不会嘲笑森马，因为它不但掌握了“6”，而且掌握得还不错。
在产品设计这一块，森马采取技术联盟战略，先后与法国、日本、韩国以及上海、浙江等地的一批国内外高水平研发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成立森马技术设计研究中心，做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完美结合。目前，森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T恤、衬衫、牛仔等30个系列5000多个规格。
对于其他五个环节，森马已经通过智能化管理，实现了供应商、采购、物流、分析、客户关系、专卖店等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统一管理和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的决策效率、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
任重道远
“国外的劳动力比我们还贵，国外也是没有退税，能源涨价是全球的，人家国外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有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郑晨爱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
在郑晨爱看来，现在遇到困难也是好事，政府一直强调要产业提升，但是在过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动力。这个时候倒逼企业加快调整，通过这次洗牌，可以加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
如何帮助服装企业实现结构调整？温州政府给出三条指导意见，走精品化、虚拟化、联合化之路，其中两条与虚拟经营有关。
虚拟化，向虚拟经营的企业学习，许多企业在积极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低端的OEM的制造加工向研发型、商贸型企业靠拢、转型。
郑晨爱告诉《法人》记者，服装也有二、三产业之分，做衣服是二产，卖衣服是三产，研发、设计都是三产。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看他第三产业的比重，服装业也应如此，法国意大利服装业很发达，因为他们都是三产的服装业。
“虚拟经营企业是三产的服装业，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向虚拟经营转型。”郑晨爱说。据他介绍，温州大小服装企业有3000多家，走虚拟经营路线的有几十家，这几十家中又属森马和美特斯·邦威做的最成功。
第二个与虚拟经营有关的对策是联合化，这里的联合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制作型企业、商贸型企业和虚拟经营企业的合作。郑晨爱强调，联合不是生产制造上的简单合并，而是产业链上的整合。
实现生产制作型企业和虚拟经营企业的合作，也就是虚拟经营企业本土化经营。作为温州虚拟经营企业中的佼佼者，森马几年前就作出了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因为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至今没有结果。
首先，温州缺乏土地资源，虚拟经营企业需要大规模现代化的物流配套，物流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而温州最缺的就是土地。据温州中小型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现在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飚到200万一亩，这是全中国最昂贵的土地价格，已经超过了上海。
江海波告诉《法人》记者：“森马正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面积达160多亩，虽然温州总部不会搬过去，但是原本主体在温州的物流中心要转移过去。”虚拟化本土经营尚未实现，物流中心却提前出去了。
其次，温州生产企业普遍存在低小散问题，而实现本土化生产需要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必须要有一批大型的服装生产型企业带动，形成产业集群的力量，生产实现国际化，规模化，从而减少虚拟经营企业的管理成本；
再次，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温州的运输、物流、印刷、印染、水洗等相关产业比较薄弱。
最后，没有国际级服装检测机构。珠江有国家级检测机构，温州没有，省级检测机构在杭州，而作为品牌发展型企业，需要更高级别的检测机构。
在这轮原材料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和宏观调控引发的压力下，虚拟经营型企业卓尔不群的表现，让温州企业看到了希望，也被委以重任，但是目前还只能说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