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小企业在突围
2008年08月05日13:15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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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眼前的这场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文本刊记者阮加文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的时候，小陈还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屡见不鲜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以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忽然看到了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２０％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
政府变换姿势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这一次总是走运的温州并没能独善其身。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好几月时间，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６月５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的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大会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２０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法人》记者，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哪个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何以失去创业精神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爱财如命的传统曾经为温州私营部门和创业精神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温州这个海边小镇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是，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面前这场不知会持续多久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温州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业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的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时间都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自然是硕果累累、战功赫赫；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人们终会发现，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寻找突围之路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校”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矗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就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法人》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５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时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著名投行科尔尼大中华区主席深泽政彦向记者表示，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合作基础，借力上市走向国际化，并做大做强，这应该成为温州今日民营企业家的共识。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突围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
一个行业与一种模式的嬗变
随着国内外大环境的进一步紧缩，一度引领温州经济的温州低压电气行业也开始面临诸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单独企业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企业、行业、政府的共同努力
文本刊记者吕斌
2008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临温州正泰集团高科技园视察。仅仅四天之前的2008年7月2日，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带领商务部调研组到温州另一家著名低压电气企业——德力西集团考察。
短短几天之内，两位中央高层连续对温州大型低压电气企业进行视察，一方面可见决策层对于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重视度颇高；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高层决策者频繁对包括温州在内的省市调研，也预示着决策者对这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发展困境的担忧。
作为赫赫有名的“温州模式”发源地，温州的低压电气行业正普遍遭遇着来自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双重压力，发展步履维艰。这些一度引领温州奇迹、以灵活敢闯闻名的低压电气企业该如何迎接挑战？
柳市传奇
温州可谓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而柳市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之地。
初到柳市，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的名字很感兴趣。柳市名字叫“市”，却并不是市，而只是温州乐清下属的一个镇。
正是这里生动地记录了温州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云激荡。作为“温州模式”最早的发源地，柳市以其雄厚的工业电器生产、研发能力，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里冒出的私营电器商被当作“投机倒把”的重点打击对象。改革开放后，政策环境逐渐宽松，数量更多的小电器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
到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式小厂就已达到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低压电气推销员达数十万之多。
截止到2008年初，在以柳市为中心，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2000多家上规模工业电器企业，数千家加工点企业，从业人员近二十万人，其中企业集团70多家，年销售额超10亿元企业有11家，4家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行列。
如今，每天都有大批量的柳市工业电器产品发往全国各地，成为长江三峡工程、国家电网、卫星发射等几十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配套产品。这里还涌现出了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长城电器等一大批工业电器巨头。
目前，柳市工业电器市场份额已超过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达到60%以上，产品也早已走出国门。2007年，柳市电器产品出口额达到了近50亿元人民币，用户遍布东南亚、中东、美洲和欧洲。
“整个温州的电器企业去年销售额大约570多个亿，产品主要是电工电器，比如一些配件和元器件，从低压、高压到成套都有，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我们的品种非常齐全，在工业电器行业里，温州绝对是全国第一。”温州市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曾经，温州电气企业的主要产品就是低压电气，而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完成从低压向高压的转变，市场也从国内转向了国外。
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都十分重视品牌建设工作，“温州工业电器”已成功树立了一个闻名全球的品牌。目前，温州电器行业中已经有中国驰名商标25个、中国名牌产品13个、国家免检产品31个。正泰和德力西两家还成立了国家级技术中心。
“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产品一步步进化、品牌一步步提升、产量一步步增加，得益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最早我们国家农网和城网改造，到前几年我们国家电力供应紧张，国家大力投资发电厂建设，都为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我们温州的企业最擅长的就是抢机遇。”谈到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发展原因，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
行业困境
2007年以来，国内CPI指数不断高升，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国内制造企业普遍面临成本压力，温州工业电器企业也不例外。
以金属铜为例，作为工业电器产品主要原料之一，铜的价格已经从2006年下半年约1.8万元/吨，上涨到目前约7万元/吨。
“再加上低价销售的竞争，因为我们这里电器企业是高度集中的，产品类同率很高，很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造成低价竞争的现象，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很多企业利润没有了、应收款收不回来，要付的却必须付，尤其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生存压力巨大。
据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温州工业电器行业利润率一般水平只有1%至5%。而在2000年前后，这一利润空间可达到10%左右。
除国内物价上涨、银根收紧等因素外，国际上如美国次贷危机、欧盟ROHS、WEEE、EUP绿色环保指令的相继实施，也将一些电器企业挡在了国际市场之外。
今年以来，温州柳市变的不再平静,工业电器的产业洗牌正在加速进行中。甚至有业内人士将去年以来发生在柳市工业电器产业的群雄争战态势，称为柳市工业电器的第三次“突围”。
“我认为整体来讲，温州工业电器行业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产业自身的问题还是比较多，行业受到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很大。”胡里本对《法人》记者介绍。
目前温州电器企业的产品档次相对较低，在国家电力行业需要的配套产品中，温州大量生产的还是中低端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比例很小。像正泰、德力西这样的大企业产品科技含量相对较高，但中小企业的重复生产和竞争就显得比较严重。
在温州近2000家电器企业中，除了数十家跨区域集团外，其余90%以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企业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优势不明显，品牌竞争力低，大部分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导致在高度同质化的柳市工业电器企业中，他们只能采用低价促销策略。
此外，一些国际知名电器企业相继进入中国中低端电器市场，使原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雪上加霜。
“国际上一些老牌的工业电器厂家，如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的施耐德等，现在都在国内投资，就在我们家门口办厂，利用他们的品牌、技术和资金和我们竞争。这些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基础都比较好，所以搞不好我们的市场份额就可能萎缩。”胡里本表示。
“有一种说法是温州企业倒闭了20%，我认为我们电器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温州确实是有少量电器企业关闭，但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闭，而是转产其他产品。温州中小企业的特点就是灵活，什么有市场就做什么，这个产品不行就马上转产其他产品。”
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虽然有些做电器配件的小企业停掉了，但数量非常有限。而像正泰、德力西等更多的大企业都加大了研发力量，开发了很多新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还有矿山电器、铁路电器、航空电器等等。
“温州工业电器行业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胡里本表示。
资源瓶颈
“土地太稀缺啦！”——这是《法人》记者在温州采访时，听到几乎所有企业家的感慨。据了解，在温州柳市等工业区聚集的地方，每亩土地成本已超过百万。
“做企业要讲成本、讲风险，土地成本过高，投资回报风险就会明显上升。因为对企业来说，过百万一亩的土地成本，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总部位于柳市的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温州向来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再加上遍布城乡、数量众多的工厂企业，现在温州可规划用地已十分有限。而企业规模扩大、产业整合等都需要土地，这就形成了资源稀缺与经济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年来，温州电器行业在外省市做投资的越来越多，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土地成本等因素造成的。
不久前，一家温州当地企业在外省市做了一笔投资，拿到了当地政府规划的一千亩土地，每亩占地成本仅为2万元。而且当地政府又拿出了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相当于那家企业是“零地价”拿的地。
1000亩的土地成本按照每亩两万的价格来推算，只要两千万人民币，而同样的钱可能只能在温州拿20亩土地。一位温州企业家对《法人》记者表示:“客户来企业考察时，人家才不管你到底花的钱一样不一样，人家只关心企业规模和产品质量，你1000亩和20亩怎么比？有多余的钱我们在外省厂房和设备都配齐了，可能还能省下几千万的流动资金，试想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
对于土地等资源问题，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也十分担忧，“由于受家族企业传统的影响，许多温州企业不喜欢整合，而行业也缺少政府的推手，没有能使整合企业双赢的政策出台。”
胡里本表示，温州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奇缺，自然带来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温州搞私营经济，占据了一个优先的机遇，现在大家环境都一样了，很多其他地方在政策上比温州优势大得多。
“温州土地是比较少，但是目前在利用率、土地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亟待解决。土地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就只能到外地去投资。温州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能把温州企业留住就是最大的招商。”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
而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也表示：“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土地进入和退出的机制，整合有限的土地资源，把土地盘活。”
革新之路
根据我国电力工业未来20年的发展预测，高低压电器与成套设备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环境，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程中难得的历史机遇。
而目前我国电气行业中，90%是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重复生产和低价竞争现象十分普遍，产品技术含量过低的弊端暴露无遗，技术创新就显得格外必要。
除此之外，积极开拓新的朝阳产业也是温州电器企业一直在关注的重点。2007年，位于温州柳市的国内工业电器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开始尝试进入新型产业——正泰集团投资兴建的太阳能项目正式投产，当年太阳能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就近8000万元。正泰此举使自己向可再生能源领域迈进，意在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柳市另一家著名工业电器企业华仪集团也已经在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领域有所建树。
温州电气协会从组织上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套人马，却有三个班子。秘书长胡里本是浙江省电气协会、温州市电气协会和乐清市电气协会三个协会的秘书长。
这三个协会相互从属，各司其职，但又是同一套人马。“因为整个浙江、整个温州、整个乐清的电器企业其实都是集中在柳市一带。”胡里本向《法人》记者表示，这足见温州电器行业的高度集中度。
温州柳市低压电气占全国市场的60％以上，具备上下游供应关系，配套产业也十分发达。近日，“低压电气商标品牌基地”又定址柳市所在的温州乐清市，产业积聚效应无疑已成为柳市发展的优势之一，但这股活力到底能够保持多久呢？
“产业积聚效应把若干个产业链关系企业集中在一起，通过内在联系，形成上、下游的配套关系，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国内电气专家、《电气时代》杂志社社长周宝东指出。
而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也认为温州应该抓住聚集效应这个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虞文品表示：“温州其实有很多路好走，最适合的并不是走‘大制造’，而是走‘总部经济’之路。”
虞文品认为，温州具备总部经济的诸项特征，比如产业聚集、品牌、城市化功能、交通物流、金融业等等。温州的工业电器、服装、制鞋等多个产业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闻名遐迩，早就形成了产业聚集和强大的品牌优势，并且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这都是温州所独有的、非常强大的资源。
“温州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问题，土地资源十分紧缺，所以温州不适合再走大规模的制造业模式。”虞文品告诉《法人》记者，温州应该保留研发、管理、投资等总部功能，而把制造业、加工业逐步外迁。
“我们兴乐集团现在就在模拟做总部经济，我们在全国多个省市有很多投资，但是我们开始试着把遍布全国各地的产品拿到总部来销售。单这一项，去年兴乐集团就为政府多贡献了超过500万元的税收。”
虞文品表示，总部经济成熟之后，每年来温州考察和寻求合作的各地企业人员将越来越多，他们对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也将会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草根企业的困窘
面对严峻的形势，数以万计的温州中小企业或瘦身自保、或无利润经营、或暂时停产，都在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文本刊记者朱文娜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然而温州几十万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却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订单减少，销量下降，利润降低......
“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这已是温州中小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连日来，记者走访温州的多家中小企业，发现企业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
瘦身自保度难关
50多岁的老邓经营着一个小型制造厂，为铁路生产配套的零部件。原先厂子生意好的时候有员工100多人，后来减到70多人。“现在嘛，只有30多人了，没生意，不能做的，越做得多，越赔钱。”
老邓告诉记者，厂里使用的一种原材料——铜，原来两万多一吨，现在涨到7万多一吨，翻了3倍还多。接单子做产品的话，只能是赔钱。
“赔钱的生意谁会做呢？还不如我把原材料买了赚的钱多，所以干脆不做。”老邓无奈地说。
“那你以前接的订单肯定是赔钱喽？”
“是的，绝对赔钱。但是，既然接了人家的单子，我们就会做，赔钱也要做的，我们温州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最讲诚信。比如说订合同时约定产品200块一个，后来原材料涨价了，但说好的价格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把房子卖了我也要按时交货。如果你签了单子不做了，那么下次你再去的话，别人就不认你了，因为你没诚信。”虽然今年的生意难做，但经商多年的老邓显然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老邓告诉记者，除了以前接下的订单，现在几乎不敢再接新活儿。不过，为了能让厂子继续运转，支付工人的工资，他还在给一些老客户供货，一则老的客户信赖自己的产品，愿意用，二来老客户也考虑到今年以来的原材料上涨得厉害，也同意产品适当地加价。所以，就算是自己没钱可赚，他也要尽力维持这些多年的老客户。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大家做事也都不容易，如果你现在丢了老客户，那等行情好转了，就不好再拉回来了。所以，大家也要互相帮忙，支持一下，共度难关。”不难看出，虽然目前处境艰难，但老邓依然在努力念好自己的生意经。
厂子虽小，产品却是销往全国。原以为老邓的小小制造厂只是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铁道零部件，不想，说起来，他的产品竟然还能和国家的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项目扯上关系。
“你不要小看我们温州的中小企业，那些国家级的重点工程，甚至是带有高端技术的大项目，也是离不开我们小厂子的。”老邓说起自己的产品时语气里充满了明显的自豪。
他向记者细说个中缘由：铁路的一些配件，有时需求量非常少，就是几千个而已，有时甚至只有一千个，这么少的数量，那些大的厂家根本就看不上，更不会接单子。但是，小厂子恰恰就是看到这些机会，只要有钱赚，两千个，有时哪怕只有500个，他们也会接单子做。况且，厂子小，灵活性强，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上，或者是要进行一些技术改造，老板一拍板就定了，说干立即就能投钱干。这些大的厂家显然做不到。
“最近一次，我去北京，就是参加京津高速铁路的招标会，参与铁路建设中的一些小配件竞标。这条铁路的最高时速为350公里，许多核心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造价非常昂贵，那么它的配件国产化当中就离不开我们小厂子，因为有的配件需要量太少，大厂家不做，都是我们小厂接单。所以说，国家的经济大发展，也是离不开我们小厂的。”老邓说起这些不免有些兴奋，记者内心也对老邓有了一分敬意。小企业有时也能做出大贡献，比如老邓的这个小小制造厂。
虽然眼下的情况并不好，下半年的情况是否会好转也未可知，老邓表示，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生产，不会让厂子停工。
“只要原材料不再涨价，我就能坚持住，要是再涨，那就不好说了。”记者临行前，老邓的话语中信心与忧虑掺半。
谁又知道，下半年的原材料还会不会再涨呢？
老板给工人打工
年轻帅气的商力剑是温州一家彩色印刷厂的老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纸浆原料的节节上涨就一直在不断地给他加压。
“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直就是微利经营，原料总在涨，几乎一个星期一个价。这两个月嘛，几乎就没有利润了。”
在温州，有成千上万家的制鞋企业，商力剑的印刷厂就专门给鞋厂提供鞋盒印刷业务。鞋厂多，印刷厂也很多，业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受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温州制鞋业经营惨淡，效益不好的纷纷停产歇业，作为下游服务行业的印刷业自然受到牵连。
“制鞋企业的生意不好做，有许多停产了，鞋老板的生意没了，印刷鞋盒的当然没有生意可做，现在整个温州的市场已经不行了，我周围的不少印刷厂就歇业了，有的直接关门了，我们合作的鞋厂生意还可以，客户没减少，所以，厂子还在继续干。但是利润几乎没有了。”
“没有利润，为什么不暂时停产减少损失呢？”记者有些不太理解商老板的执着。
商力剑很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印刷厂里一共有40多名工人，其中的许多老技术工人，是厂里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的已经在他的厂里干了十来年了。他舍不得让他们走，如果现在让老技术工人走掉了，以后很难再招回来。况且印刷的机器也不能停产，停产的话损失会更大。
“虽然我们的业务量和去年相差无几，有时比去年还要多一些，但是除去工厂的日常运转开销，再给工人开开工资，就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我现在是给工人打工。”商力剑显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
原料涨价当然是罪魁祸首。彩色印刷的纸浆原料从之前的2700元一吨，涨到现在4200多元一吨。鞋盒最外面的一层覆膜涨得最厉害，因为它的价格和石油挂钩，所以石油一涨价，这种覆膜一下子每吨涨了5000元。
“我们每次进原料，都会被人家告知，这次又长了200块或者300块，你不进料又不行，次次价格不一样。可是我们和鞋厂结算大多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一次，有时也可能是半年一次，原料不停地涨，但是我们的印刷价却不能每次都涨，要涨每次也只敢涨一点，你老是涨价会丢掉客户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个价格你不做有人会做，有人明知不赚钱也做，没办法，我也只能接着做。”商力剑说，他既不能得罪供原料的老板，也不能得罪鞋厂的老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如果一次多进些原料的话，损失不是会减少些吗？”记者问道。
“怎么可能呢，原料不断地涨，供货方不会给你太多，他也想多赚钱，况且，我们的原料很占地方，进料多的话也没有地方存放。”接着，他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成本也上涨了，每个工人的工资平均涨了300-500块，原料涨了1500块/吨，各种成本算起来比去年上涨了40%，但是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20%，支出涨得快，收入涨得慢，他自己的利润就被挤没了。
“现在我们的原料上涨基本上停止了，但愿这个状况能维持住，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商力剑渴望早日结束自己给工人打工的现状，做回真正的老板。
地产商开始做代工
近年来，各地的楼价上涨让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们赚得钵满盆满，精明的老板胡忠信涉足这个行业已近十年，公司设在温州市龙湾区，在当地也开发了一些知名的楼盘。他坦言，温州的房地产行业起步较早，现在也相对成熟，利润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大约是18%左右。
去年，胡忠信的公司一共开发了三个楼盘项目，但是今年，他一个项目也没开。目前公司还有200多个工人。和其他的诸多房地产商一样，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主要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及法规，对行业的冲击不小。他介绍说，以前开发的楼盘项目可以卖楼花，后来要求建到一半才能销售，现在执行的政策是2006年制定、去年开始实施的，要求楼盘必须建成封顶后才可以销售，如此一来，开发商的资金回流速度放缓了，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不过，国家的银根收紧才是他们的致命打击。
“以前，我们开发楼盘的资金有70%甚至是80%来自银行贷款，那时候的日子是相当好过的，基本上你要多少资金银行就放给你多少。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信贷不断紧缩，我们现在连30%的开发资金都拿不到，钢筋、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又一路上涨，有的原材料去年才3500元/吨，现在是6200元/吨。我们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开工。所以嘛，今年一个工程也没开。”胡忠信说现在的地产业情行早已没办法和以前相比。
虽然，全国各地的城市楼市价格已开始下跌，有的降幅已达30%，但温州的楼市价格依然坚挺，维持在12000多元/平米的高位。
“其他地方的楼市都下降，温州的楼价也不会降，因为温州人不缺钱，买房几乎都是自有资金，根本不用贷款，况且大多是自住，所以价格根本降不下来。”一位温州的本地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温州，只要你有钱开发，房子就不愁卖。但是，面对当地这样的刚性需求，像胡忠信一样因为缺少资金开不了工程的开发商不在少数。
“我的一位朋友是鹿城区的一个开发商，在这个行当做了多年了，也是因为资金问题，今年已经倒闭掉了。”胡忠信的脸上写满了惋惜和同情。
房地产公司不搞开发，那靠什么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呢？
“那只好给人家的项目做代工了，前一阵子，城边的一个村子搞一个建设项目，他们没有资质，就找我们做代工，他们的开发价格是2800元/平米，我们抽头12%，每平米大约抽300块钱过来。还有一个开发区的项目，我们做代工，出劳动力，每平米给我们170块的工钱。另外一个售价26000元/平米的高档楼盘，开始跟我们谈做代工，每平米大约给2600块，后来，材料上涨，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就放了下来，没敢做，没钱赚。”看来，用惨淡经营形容胡忠信的公司一点儿也不为过。昔日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商如今只能像建筑队一样赚些苦力钱，其中的甘苦只能是行内人自知了。
“对于未来嘛，我还没啥打算，守着我的地皮看行情吧，我还有一块120亩的地皮，没钱开发，也不着急开发，反正地价还在涨呢。”胡忠信对公司的期望似乎全部寄托在了地皮上，“如果将来什么也不能做了，把地皮卖出去还能赚钱呢。”
一斤只赚几分钱
性情憨厚的王老板来自乐清的白象镇，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腼腆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厂子是生产洗涤用品的，主要就是给温州本地的宾馆饭店提供洗手液的。原先厂里有二十来个工人，现在已没几个人了，产量下降得厉害，现在是每天两吨左右，也就是大约4000斤吧。
“原材料涨得太多啦，以前是3000多元/吨，现在差不多接近10000元/吨，原来我们每斤能赚上一毛多，现在呢，一斤只能赚几分了。这个行业没啥技术含量，竞争特别残酷，我们也想拉住长期积累下来的客源，不想丢。所以还是咬牙坚持。盼就盼着这个难关早日过去，以后大家还都有钱赚。”王老板的心里充满了善良愿望。
在温州，好的技术工人可以拿到五千甚至是六千元的月薪。王老板的目前月收入和他们差不多。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你有影响吗？”记者试探着问他。
“不光是有，而且影响大着呢。国家的法律给了工人太多的优惠，我们做小老板的就苦了。”王老板边说边摇头。“按照《劳动合同法》，我们要给工人上社保，此外，工人还都要求加工资，去年月薪1100块，现在的普工都是每月1300-1500块，工人说，物价涨得这么厉害，街上的包子以前一块钱两个那么大，现在一块五两个还这么小，不加钱没法干。那我们只能加钱，不然就没人干。还有，以前工人不好好干活，我们可以叫他走人，现在不行，你开不了他，开了他要你给补偿的。以前呢，为了留住工人，我们可以扣下20%的工资，到年底一起结清。现在就不行了，要每个月按时全部发放，那工人不高兴做了，领了工资当时就走人，搞得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有工人到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又会有工会、劳动局等好几个部门来查我们。工人很不好管，现在他们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得小心地迁就他们，日子很不好过呢。”说起这些，王老板不禁满腹牢骚。
2008年08月05日13:15法人
延伸阅读：“新温州模式”的前世今生
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眼前的这场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文本刊记者阮加文
坐上小陈的出租车开始，这位年轻精干的温州小伙子就一直在抱怨，油价涨了，生意难做，现在的温州已经不是原来的温州了。直到我们在五马街口下车的时候，小陈还轻轻的叹了口气：“我们家的厂子要不了多久可能也要关门了”。
在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温州，神色黯然的小陈只是吵吵嚷嚷的人流中屡见不鲜的一个代表。最近几个月以来，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忽然看到了厄运正在逼近：成千上万家企业倍感压力增大，加工订单明显减少，销售和效益都停滞不前，甚至迅速下滑。按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说法，有２０％的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和半停产。
政府变换姿势
“形势的确非常严峻”，温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潘平平把来自各方面的这些压力概括为架在企业家脖子上的“五把刀”：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潘平平认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对全国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只是这一次总是走运的温州并没能独善其身。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一路凯歌的温州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在潘看来，如果不是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李克强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很可能不会是７月，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温州面临的困难在年初就已露端倪。
实际上，在此前的好几月时间，温州市的主要官员即亲自挂帅，深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工作，开始酝酿后来被民间解读为“温州拯救计划”的企业服务年活动，其主旨就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温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并于６月４日以文件的形式向外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的实施意见。６月５日，市委市政府就紧锣密鼓的召开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据一位当时在大会现场的企业家说，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动员报告中表现出了少见的急切和坦诚：“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目的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大力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企业转型提升、产业优化升级。”有人做了个统计，邵占维在谈到政府如何为企业服务、实现政企联动的具体举措时，竟然超过２０次的使用了千方百计这个成语。
对于和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的温州政府来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企业服务年活动的确显得异乎寻常。温州市经贸委一位干部告诉《法人》记者，所谓“政府无为而治”的主张在今天的温州已经没有市场，现在在温州最难找的是政府领导，最容易找的是企业家，因为政府领导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哪个企业里，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往往为及时解决突如其来的燃眉之急而不得不以厂为家。为建立全市机关中层干部“好办事、办成事”服务基层的工作机制，温州甚至向社会公开了40个市直部门近600名机关干部的工作电话、办事服务热线以及行政审批管理中心各办事窗口的电话，这40个市直部门都直接服务企业、群众，履行行政审批、执法职责。与此同时，温州市作风办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方式，强化监督问责。
何以失去创业精神
让许多温州专家感到惊讶的是，一向只对金钱感兴趣的温州人在这股经济寒潮降临的时候，竟然也热情的拥抱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温州模具行业协会的一位秘书长对此深有感触：“温州政府在变，行业在变，企业家也在变，政府和企业原有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也有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
爱财如命的传统曾经为温州私营部门和创业精神的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此带来的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温州这个海边小镇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是，温州要想安然无恙的经受住面前这场不知会持续多久的风暴，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还有永不衰竭的创业精神和不断求变的企业家心态。
“温州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1995年之后，温州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创新，反而在慢慢失去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今天这个前途未卜的困难时期，有可能成为温州脱胎换骨的契机。
邵占维作为这个滨海城市的领导人，他从自己的角度也看清了这一点：“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怨天尤人没有用，关键要振奋精神，把困境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分析说，要把困境转化为增强优势的动力，转化为挖潜降耗的动力，转化为淘汰落后的动力，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生产力，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鼓励企业进行重组整合，走依靠资本市场和科技进步的发展之路。
比较了解邵占维的一位专家说，邵占维的想法并不复杂，在这个特殊困难阶段，通过制定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地方政策，倾向于倡导一种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从而释放出温州企业的创业创新精神与发展活力。
即使是富有营商经验的地方官员在面对企业的时侯，也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私营经济极其发达的温州尽管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异常丰富，但在这一代企业家中，出于强烈的赚钱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从来就不习惯追求基业长青。他们往往不是在做企业，更多的是在做生意。不断的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城市的至爱。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温州的民间资本至少有6000亿元人民币。正是这笔庞大资金让温州“炒客”名满天下，超过1000亿元的温州资金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地产行业一度卷起惊涛骇浪；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资金立即转向煤矿，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一时间都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5年，股市回暖，将近千亿的温州资金再度介入，数以百计的温州炒客在资本市场自然是硕果累累、战功赫赫；接着是炒棉，炒国企，凡是利润丰厚的投机生意，都会有温州人络绎不绝的身影。
有关专家估计，最近５年来，温州“炒客”的巨大成功使温州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或多或少的介入了投机生意，更为严重的是，数额惊人的产业和工业资本一度源源不断的流向投机领域。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有钱人，也正是这种诱惑在浑然不觉中慢慢浸蚀着曾经为温州带来无尽活力的创业精神——如果企业只关注赚快钱，那就既不会有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产生卓越的企业家。人们终会发现，一个失去了创业精神的温州将毫无作为。
寻找突围之路
资金短缺和全球市场的萎靡不振的确让很多温州企业举步维艰，但也是温州和温州企业家们重塑自我的一次机会。
“目前的困难对温州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的冲击相对较校”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认为，温州完全有条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品牌企业，需要的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品牌战略。以服装为例，目前国际著名的服装品牌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温州服装企业夏梦、报喜鸟、法派、庄吉、华士、百先得，都在为国际一流品牌做贴牌加工，这足以说明温州服装企业在工艺、设计开发水平上已拥有世界级制造能力，这将为温州自主品牌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矗
对于温州正泰、人民电器、奥康和森马这些民营巨人来说，他们则在寻求另一次蜕变。由家族企业转变为集团企业是一次蜕变；成立股份公司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第二次蜕变；实现股权分散乃至真正成为大众公司——这就是一大批温州企业家正梦寐以求的第三次蜕变。
“企业只有学会资本运作才能做大做强，才有足够的能力抗拒打击。”鞋业大王奥康总裁王振滔告诉《法人》记者，他对鞋类企业百丽国际控股公司的成功上市至今都念念不忘。2007年５月９日，百丽全球招股，５月23日挂牌上市，上市后百丽总市值达523、５亿港元，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并用，温州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成功故事。”王振滔说。
谢浩是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也是全国知名的区域经济专家，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快速进入一个资本时代，但多数人还只是“资本学校”的小学生。在2006年以前，整个温州的上市公司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最近两年时间，才有华峰氨纶、瑞立集团、华仪电气、报喜鸟等４家民营企业先后上市，与苏南的江阴市相比更是望尘莫及——仅仅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迄今已达22家。
著名投行科尔尼大中华区主席深泽政彦向记者表示，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合作基础，借力上市走向国际化，并做大做强，这应该成为温州今日民营企业家的共识。
面对温州民企上市之路的犹豫不决，周德文的见解可能更接近事实。温州最早一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大都不怎么规范，上市之后还要受人监管，这难免让他们进退维谷。
有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家族企业的思路，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最急需破解的一个心理障碍。要上市，家族企业就不能总认为自己持有的股份越多，公司才是自己的，降低了持股比例就害怕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据了解，在整个温州，除了奥康、正泰集团、人民电器、美特斯邦威、伟明环保、红蜻蜓集团、森马公司等已经正式启动上市进程外，目前已经与券商签订保荐协议的企业也已经达到５家。温州上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温州市政府规划，2009年、2010年两年内，要确保温州30家企业实现境内外上市，65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
温州市委政研室的一位专家说，积极上市固然是温州民营企业重拾自信、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另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分散股权的实验同样值得关注。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温州夏梦集团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成立各持股50％的合资服装企业，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主动放弃合资公司总裁职位；在制锁行业内，温州当地８家企业成立强强制锁集团。这个企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彻底颠覆了家族企业的构架，８家出资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这种股权分散和合理的董事会人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也根除了家族企业根深蒂固的感情用事。
实际上，无论是积极“上市”还是磕磕碰碰的“分散股权”，这样的字眼显然都不能完整地描述温州企业所必须选择的突围路径。对于温州政府而言，突围不仅意味着改变曾经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还将意味着学会如何减轻巨大的经济社会难题所带给民营企业的伤痛。
一个行业与一种模式的嬗变
随着国内外大环境的进一步紧缩，一度引领温州经济的温州低压电气行业也开始面临诸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单独企业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企业、行业、政府的共同努力
文本刊记者吕斌
2008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临温州正泰集团高科技园视察。仅仅四天之前的2008年7月2日，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带领商务部调研组到温州另一家著名低压电气企业——德力西集团考察。
短短几天之内，两位中央高层连续对温州大型低压电气企业进行视察，一方面可见决策层对于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重视度颇高；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高层决策者频繁对包括温州在内的省市调研，也预示着决策者对这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发展困境的担忧。
作为赫赫有名的“温州模式”发源地，温州的低压电气行业正普遍遭遇着来自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双重压力，发展步履维艰。这些一度引领温州奇迹、以灵活敢闯闻名的低压电气企业该如何迎接挑战？
柳市传奇
温州可谓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而柳市又是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之地。
初到柳市，很多人对这个地方的名字很感兴趣。柳市名字叫“市”，却并不是市，而只是温州乐清下属的一个镇。
正是这里生动地记录了温州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云激荡。作为“温州模式”最早的发源地，柳市以其雄厚的工业电器生产、研发能力，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里冒出的私营电器商被当作“投机倒把”的重点打击对象。改革开放后，政策环境逐渐宽松，数量更多的小电器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
到1981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式小厂就已达到300家，而整个温州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低压电气推销员达数十万之多。
截止到2008年初，在以柳市为中心，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2000多家上规模工业电器企业，数千家加工点企业，从业人员近二十万人，其中企业集团70多家，年销售额超10亿元企业有11家，4家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行列。
如今，每天都有大批量的柳市工业电器产品发往全国各地，成为长江三峡工程、国家电网、卫星发射等几十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配套产品。这里还涌现出了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长城电器等一大批工业电器巨头。
目前，柳市工业电器市场份额已超过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达到60%以上，产品也早已走出国门。2007年，柳市电器产品出口额达到了近50亿元人民币，用户遍布东南亚、中东、美洲和欧洲。
“整个温州的电器企业去年销售额大约570多个亿，产品主要是电工电器，比如一些配件和元器件，从低压、高压到成套都有，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我们的品种非常齐全，在工业电器行业里，温州绝对是全国第一。”温州市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曾经，温州电气企业的主要产品就是低压电气，而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完成从低压向高压的转变，市场也从国内转向了国外。
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都十分重视品牌建设工作，“温州工业电器”已成功树立了一个闻名全球的品牌。目前，温州电器行业中已经有中国驰名商标25个、中国名牌产品13个、国家免检产品31个。正泰和德力西两家还成立了国家级技术中心。
“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产品一步步进化、品牌一步步提升、产量一步步增加，得益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最早我们国家农网和城网改造，到前几年我们国家电力供应紧张，国家大力投资发电厂建设，都为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我们温州的企业最擅长的就是抢机遇。”谈到温州低压电气行业的发展原因，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
行业困境
2007年以来，国内CPI指数不断高升，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国内制造企业普遍面临成本压力，温州工业电器企业也不例外。
以金属铜为例，作为工业电器产品主要原料之一，铜的价格已经从2006年下半年约1.8万元/吨，上涨到目前约7万元/吨。
“再加上低价销售的竞争，因为我们这里电器企业是高度集中的，产品类同率很高，很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造成低价竞争的现象，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很多企业利润没有了、应收款收不回来，要付的却必须付，尤其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生存压力巨大。
据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温州工业电器行业利润率一般水平只有1%至5%。而在2000年前后，这一利润空间可达到10%左右。
除国内物价上涨、银根收紧等因素外，国际上如美国次贷危机、欧盟ROHS、WEEE、EUP绿色环保指令的相继实施，也将一些电器企业挡在了国际市场之外。
今年以来，温州柳市变的不再平静,工业电器的产业洗牌正在加速进行中。甚至有业内人士将去年以来发生在柳市工业电器产业的群雄争战态势，称为柳市工业电器的第三次“突围”。
“我认为整体来讲，温州工业电器行业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产业自身的问题还是比较多，行业受到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很大。”胡里本对《法人》记者介绍。
目前温州电器企业的产品档次相对较低，在国家电力行业需要的配套产品中，温州大量生产的还是中低端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比例很小。像正泰、德力西这样的大企业产品科技含量相对较高，但中小企业的重复生产和竞争就显得比较严重。
在温州近2000家电器企业中，除了数十家跨区域集团外，其余90%以上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企业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优势不明显，品牌竞争力低，大部分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导致在高度同质化的柳市工业电器企业中，他们只能采用低价促销策略。
此外，一些国际知名电器企业相继进入中国中低端电器市场，使原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雪上加霜。
“国际上一些老牌的工业电器厂家，如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的施耐德等，现在都在国内投资，就在我们家门口办厂，利用他们的品牌、技术和资金和我们竞争。这些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基础都比较好，所以搞不好我们的市场份额就可能萎缩。”胡里本表示。
“有一种说法是温州企业倒闭了20%，我认为我们电器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温州确实是有少量电器企业关闭，但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闭，而是转产其他产品。温州中小企业的特点就是灵活，什么有市场就做什么，这个产品不行就马上转产其他产品。”
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虽然有些做电器配件的小企业停掉了，但数量非常有限。而像正泰、德力西等更多的大企业都加大了研发力量，开发了很多新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还有矿山电器、铁路电器、航空电器等等。
“温州工业电器行业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胡里本表示。
资源瓶颈
“土地太稀缺啦！”——这是《法人》记者在温州采访时，听到几乎所有企业家的感慨。据了解，在温州柳市等工业区聚集的地方，每亩土地成本已超过百万。
“做企业要讲成本、讲风险，土地成本过高，投资回报风险就会明显上升。因为对企业来说，过百万一亩的土地成本，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总部位于柳市的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温州向来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再加上遍布城乡、数量众多的工厂企业，现在温州可规划用地已十分有限。而企业规模扩大、产业整合等都需要土地，这就形成了资源稀缺与经济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年来，温州电器行业在外省市做投资的越来越多，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土地成本等因素造成的。
不久前，一家温州当地企业在外省市做了一笔投资，拿到了当地政府规划的一千亩土地，每亩占地成本仅为2万元。而且当地政府又拿出了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相当于那家企业是“零地价”拿的地。
1000亩的土地成本按照每亩两万的价格来推算，只要两千万人民币，而同样的钱可能只能在温州拿20亩土地。一位温州企业家对《法人》记者表示:“客户来企业考察时，人家才不管你到底花的钱一样不一样，人家只关心企业规模和产品质量，你1000亩和20亩怎么比？有多余的钱我们在外省厂房和设备都配齐了，可能还能省下几千万的流动资金，试想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
对于土地等资源问题，温州电气协会秘书长胡里本也十分担忧，“由于受家族企业传统的影响，许多温州企业不喜欢整合，而行业也缺少政府的推手，没有能使整合企业双赢的政策出台。”
胡里本表示，温州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奇缺，自然带来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温州搞私营经济，占据了一个优先的机遇，现在大家环境都一样了，很多其他地方在政策上比温州优势大得多。
“温州土地是比较少，但是目前在利用率、土地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亟待解决。土地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就只能到外地去投资。温州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能把温州企业留住就是最大的招商。”胡里本告诉《法人》记者。
而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也表示：“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土地进入和退出的机制，整合有限的土地资源，把土地盘活。”
革新之路
根据我国电力工业未来20年的发展预测，高低压电器与成套设备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环境，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程中难得的历史机遇。
而目前我国电气行业中，90%是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重复生产和低价竞争现象十分普遍，产品技术含量过低的弊端暴露无遗，技术创新就显得格外必要。
除此之外，积极开拓新的朝阳产业也是温州电器企业一直在关注的重点。2007年，位于温州柳市的国内工业电器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开始尝试进入新型产业——正泰集团投资兴建的太阳能项目正式投产，当年太阳能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就近8000万元。正泰此举使自己向可再生能源领域迈进，意在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柳市另一家著名工业电器企业华仪集团也已经在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领域有所建树。
温州电气协会从组织上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套人马，却有三个班子。秘书长胡里本是浙江省电气协会、温州市电气协会和乐清市电气协会三个协会的秘书长。
这三个协会相互从属，各司其职，但又是同一套人马。“因为整个浙江、整个温州、整个乐清的电器企业其实都是集中在柳市一带。”胡里本向《法人》记者表示，这足见温州电器行业的高度集中度。
温州柳市低压电气占全国市场的60％以上，具备上下游供应关系，配套产业也十分发达。近日，“低压电气商标品牌基地”又定址柳市所在的温州乐清市，产业积聚效应无疑已成为柳市发展的优势之一，但这股活力到底能够保持多久呢？
“产业积聚效应把若干个产业链关系企业集中在一起，通过内在联系，形成上、下游的配套关系，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国内电气专家、《电气时代》杂志社社长周宝东指出。
而兴乐集团董事长虞文品也认为温州应该抓住聚集效应这个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虞文品表示：“温州其实有很多路好走，最适合的并不是走‘大制造’，而是走‘总部经济’之路。”
虞文品认为，温州具备总部经济的诸项特征，比如产业聚集、品牌、城市化功能、交通物流、金融业等等。温州的工业电器、服装、制鞋等多个产业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闻名遐迩，早就形成了产业聚集和强大的品牌优势，并且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这都是温州所独有的、非常强大的资源。
“温州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问题，土地资源十分紧缺，所以温州不适合再走大规模的制造业模式。”虞文品告诉《法人》记者，温州应该保留研发、管理、投资等总部功能，而把制造业、加工业逐步外迁。
“我们兴乐集团现在就在模拟做总部经济，我们在全国多个省市有很多投资，但是我们开始试着把遍布全国各地的产品拿到总部来销售。单这一项，去年兴乐集团就为政府多贡献了超过500万元的税收。”
虞文品表示，总部经济成熟之后，每年来温州考察和寻求合作的各地企业人员将越来越多，他们对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也将会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草根企业的困窘
面对严峻的形势，数以万计的温州中小企业或瘦身自保、或无利润经营、或暂时停产，都在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文本刊记者朱文娜
盛夏酷暑，烈日炎炎。然而温州几十万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却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订单减少，销量下降，利润降低......
“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这已是温州中小企业老板的普遍心态。连日来，记者走访温州的多家中小企业，发现企业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
瘦身自保度难关
50多岁的老邓经营着一个小型制造厂，为铁路生产配套的零部件。原先厂子生意好的时候有员工100多人，后来减到70多人。“现在嘛，只有30多人了，没生意，不能做的，越做得多，越赔钱。”
老邓告诉记者，厂里使用的一种原材料——铜，原来两万多一吨，现在涨到7万多一吨，翻了3倍还多。接单子做产品的话，只能是赔钱。
“赔钱的生意谁会做呢？还不如我把原材料买了赚的钱多，所以干脆不做。”老邓无奈地说。
“那你以前接的订单肯定是赔钱喽？”
“是的，绝对赔钱。但是，既然接了人家的单子，我们就会做，赔钱也要做的，我们温州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最讲诚信。比如说订合同时约定产品200块一个，后来原材料涨价了，但说好的价格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把房子卖了我也要按时交货。如果你签了单子不做了，那么下次你再去的话，别人就不认你了，因为你没诚信。”虽然今年的生意难做，但经商多年的老邓显然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老邓告诉记者，除了以前接下的订单，现在几乎不敢再接新活儿。不过，为了能让厂子继续运转，支付工人的工资，他还在给一些老客户供货，一则老的客户信赖自己的产品，愿意用，二来老客户也考虑到今年以来的原材料上涨得厉害，也同意产品适当地加价。所以，就算是自己没钱可赚，他也要尽力维持这些多年的老客户。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大家做事也都不容易，如果你现在丢了老客户，那等行情好转了，就不好再拉回来了。所以，大家也要互相帮忙，支持一下，共度难关。”不难看出，虽然目前处境艰难，但老邓依然在努力念好自己的生意经。
厂子虽小，产品却是销往全国。原以为老邓的小小制造厂只是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铁道零部件，不想，说起来，他的产品竟然还能和国家的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项目扯上关系。
“你不要小看我们温州的中小企业，那些国家级的重点工程，甚至是带有高端技术的大项目，也是离不开我们小厂子的。”老邓说起自己的产品时语气里充满了明显的自豪。
他向记者细说个中缘由：铁路的一些配件，有时需求量非常少，就是几千个而已，有时甚至只有一千个，这么少的数量，那些大的厂家根本就看不上，更不会接单子。但是，小厂子恰恰就是看到这些机会，只要有钱赚，两千个，有时哪怕只有500个，他们也会接单子做。况且，厂子小，灵活性强，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上，或者是要进行一些技术改造，老板一拍板就定了，说干立即就能投钱干。这些大的厂家显然做不到。
“最近一次，我去北京，就是参加京津高速铁路的招标会，参与铁路建设中的一些小配件竞标。这条铁路的最高时速为350公里，许多核心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造价非常昂贵，那么它的配件国产化当中就离不开我们小厂子，因为有的配件需要量太少，大厂家不做，都是我们小厂接单。所以说，国家的经济大发展，也是离不开我们小厂的。”老邓说起这些不免有些兴奋，记者内心也对老邓有了一分敬意。小企业有时也能做出大贡献，比如老邓的这个小小制造厂。
虽然眼下的情况并不好，下半年的情况是否会好转也未可知，老邓表示，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生产，不会让厂子停工。
“只要原材料不再涨价，我就能坚持住，要是再涨，那就不好说了。”记者临行前，老邓的话语中信心与忧虑掺半。
谁又知道，下半年的原材料还会不会再涨呢？
老板给工人打工
年轻帅气的商力剑是温州一家彩色印刷厂的老板，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纸浆原料的节节上涨就一直在不断地给他加压。
“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直就是微利经营，原料总在涨，几乎一个星期一个价。这两个月嘛，几乎就没有利润了。”
在温州，有成千上万家的制鞋企业，商力剑的印刷厂就专门给鞋厂提供鞋盒印刷业务。鞋厂多，印刷厂也很多，业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受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温州制鞋业经营惨淡，效益不好的纷纷停产歇业，作为下游服务行业的印刷业自然受到牵连。
“制鞋企业的生意不好做，有许多停产了，鞋老板的生意没了，印刷鞋盒的当然没有生意可做，现在整个温州的市场已经不行了，我周围的不少印刷厂就歇业了，有的直接关门了，我们合作的鞋厂生意还可以，客户没减少，所以，厂子还在继续干。但是利润几乎没有了。”
“没有利润，为什么不暂时停产减少损失呢？”记者有些不太理解商老板的执着。
商力剑很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印刷厂里一共有40多名工人，其中的许多老技术工人，是厂里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的已经在他的厂里干了十来年了。他舍不得让他们走，如果现在让老技术工人走掉了，以后很难再招回来。况且印刷的机器也不能停产，停产的话损失会更大。
“虽然我们的业务量和去年相差无几，有时比去年还要多一些，但是除去工厂的日常运转开销，再给工人开开工资，就没有什么钱了，所以，我现在是给工人打工。”商力剑显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
原料涨价当然是罪魁祸首。彩色印刷的纸浆原料从之前的2700元一吨，涨到现在4200多元一吨。鞋盒最外面的一层覆膜涨得最厉害，因为它的价格和石油挂钩，所以石油一涨价，这种覆膜一下子每吨涨了5000元。
“我们每次进原料，都会被人家告知，这次又长了200块或者300块，你不进料又不行，次次价格不一样。可是我们和鞋厂结算大多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一次，有时也可能是半年一次，原料不停地涨，但是我们的印刷价却不能每次都涨，要涨每次也只敢涨一点，你老是涨价会丢掉客户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个价格你不做有人会做，有人明知不赚钱也做，没办法，我也只能接着做。”商力剑说，他既不能得罪供原料的老板，也不能得罪鞋厂的老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如果一次多进些原料的话，损失不是会减少些吗？”记者问道。
“怎么可能呢，原料不断地涨，供货方不会给你太多，他也想多赚钱，况且，我们的原料很占地方，进料多的话也没有地方存放。”接着，他给记者大致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由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成本也上涨了，每个工人的工资平均涨了300-500块，原料涨了1500块/吨，各种成本算起来比去年上涨了40%，但是产品的价格只上涨了20%，支出涨得快，收入涨得慢，他自己的利润就被挤没了。
“现在我们的原料上涨基本上停止了，但愿这个状况能维持住，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商力剑渴望早日结束自己给工人打工的现状，做回真正的老板。
地产商开始做代工
近年来，各地的楼价上涨让大大小小的地产商们赚得钵满盆满，精明的老板胡忠信涉足这个行业已近十年，公司设在温州市龙湾区，在当地也开发了一些知名的楼盘。他坦言，温州的房地产行业起步较早，现在也相对成熟，利润没有其他城市那么高，大约是18%左右。
去年，胡忠信的公司一共开发了三个楼盘项目，但是今年，他一个项目也没开。目前公司还有200多个工人。和其他的诸多房地产商一样，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主要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及法规，对行业的冲击不小。他介绍说，以前开发的楼盘项目可以卖楼花，后来要求建到一半才能销售，现在执行的政策是2006年制定、去年开始实施的，要求楼盘必须建成封顶后才可以销售，如此一来，开发商的资金回流速度放缓了，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不过，国家的银根收紧才是他们的致命打击。
“以前，我们开发楼盘的资金有70%甚至是80%来自银行贷款，那时候的日子是相当好过的，基本上你要多少资金银行就放给你多少。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信贷不断紧缩，我们现在连30%的开发资金都拿不到，钢筋、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又一路上涨，有的原材料去年才3500元/吨，现在是6200元/吨。我们的资金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开工。所以嘛，今年一个工程也没开。”胡忠信说现在的地产业情行早已没办法和以前相比。
虽然，全国各地的城市楼市价格已开始下跌，有的降幅已达30%，但温州的楼市价格依然坚挺，维持在12000多元/平米的高位。
“其他地方的楼市都下降，温州的楼价也不会降，因为温州人不缺钱，买房几乎都是自有资金，根本不用贷款，况且大多是自住，所以价格根本降不下来。”一位温州的本地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温州，只要你有钱开发，房子就不愁卖。但是，面对当地这样的刚性需求，像胡忠信一样因为缺少资金开不了工程的开发商不在少数。
“我的一位朋友是鹿城区的一个开发商，在这个行当做了多年了，也是因为资金问题，今年已经倒闭掉了。”胡忠信的脸上写满了惋惜和同情。
房地产公司不搞开发，那靠什么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呢？
“那只好给人家的项目做代工了，前一阵子，城边的一个村子搞一个建设项目，他们没有资质，就找我们做代工，他们的开发价格是2800元/平米，我们抽头12%，每平米大约抽300块钱过来。还有一个开发区的项目，我们做代工，出劳动力，每平米给我们170块的工钱。另外一个售价26000元/平米的高档楼盘，开始跟我们谈做代工，每平米大约给2600块，后来，材料上涨，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就放了下来，没敢做，没钱赚。”看来，用惨淡经营形容胡忠信的公司一点儿也不为过。昔日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商如今只能像建筑队一样赚些苦力钱，其中的甘苦只能是行内人自知了。
“对于未来嘛，我还没啥打算，守着我的地皮看行情吧，我还有一块120亩的地皮，没钱开发，也不着急开发，反正地价还在涨呢。”胡忠信对公司的期望似乎全部寄托在了地皮上，“如果将来什么也不能做了，把地皮卖出去还能赚钱呢。”
一斤只赚几分钱
性情憨厚的王老板来自乐清的白象镇，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腼腆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厂子是生产洗涤用品的，主要就是给温州本地的宾馆饭店提供洗手液的。原先厂里有二十来个工人，现在已没几个人了，产量下降得厉害，现在是每天两吨左右，也就是大约4000斤吧。
“原材料涨得太多啦，以前是3000多元/吨，现在差不多接近10000元/吨，原来我们每斤能赚上一毛多，现在呢，一斤只能赚几分了。这个行业没啥技术含量，竞争特别残酷，我们也想拉住长期积累下来的客源，不想丢。所以还是咬牙坚持。盼就盼着这个难关早日过去，以后大家还都有钱赚。”王老板的心里充满了善良愿望。
在温州，好的技术工人可以拿到五千甚至是六千元的月薪。王老板的目前月收入和他们差不多。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你有影响吗？”记者试探着问他。
“不光是有，而且影响大着呢。国家的法律给了工人太多的优惠，我们做小老板的就苦了。”王老板边说边摇头。“按照《劳动合同法》，我们要给工人上社保，此外，工人还都要求加工资，去年月薪1100块，现在的普工都是每月1300-1500块，工人说，物价涨得这么厉害，街上的包子以前一块钱两个那么大，现在一块五两个还这么小，不加钱没法干。那我们只能加钱，不然就没人干。还有，以前工人不好好干活，我们可以叫他走人，现在不行，你开不了他，开了他要你给补偿的。以前呢，为了留住工人，我们可以扣下20%的工资，到年底一起结清。现在就不行了，要每个月按时全部发放，那工人不高兴做了，领了工资当时就走人，搞得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有工人到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又会有工会、劳动局等好几个部门来查我们。工人很不好管，现在他们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得小心地迁就他们，日子很不好过呢。”说起这些，王老板不禁满腹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