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崛川哲男先生逝世一周年
在崛川哲男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很内疚。先生到京都的本能寺为中国同学讲他的孙文研究，我竟没有意识到玲子夫人也来参加，完全是由
直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慢慢从杨希尧、马燕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先生的为人，更加重了我的尊敬。
真遗憾在京都的中国学生中，虽然有许多文科出身的，却至今没有人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对于这位曾经无私地关注中国、中国人的京都大学中国近代
在《京都大学新闻》
但是，我们知道，天皇在日本社会中没有被轻松地议论的条件，甚至在另一件并非"圣域"的问题上，坚持一个学者良知的先生也遭到过各种形式的威胁。那就是教科书问题。写到这里，我又想到自己在大学时的八二年的暑假，听到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顾北平建议我们"未来与发展教育学会"写一篇文章去发表，同时也可以为学会正名，免得校方把我们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害得我和陈明星白费了好几天时间，因为写完后投了稿还得连续观察《人民日报》是否会刊登。而崛川先生正是教科书的撰稿人之一，以亲身的经历，先生一方面反省自己不得已在压力之下"曲笔"而丧失了执笔者的资格；同时明确地指明：一、政府没有检阅教科书的权限，根本不应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是与日本宪法第21条"保障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等一切表达自由"相矛盾的；二、执笔者对发表的著作内容负全面的责任，而不能把自己的"曲笔"责任转移到"政府压力"上；三、教科书是教育青年的书籍，而不是宣传现政权的政策意图的工具。我一方面惊奇日本政府与中共政府的相似，一方面更明白了崛川先生的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学者的良知和胸怀。崛川先生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检阅中特别注意四个领域：侵略历史、天皇制、核能、防卫。而且，为了达到检阅的目的，甚至形成了靠检定制度寄生的中小教科书出版公司等等。
另外，在关于"金大中绑架事件"、日本联合红军的暴力事件以及张振海劫机事件的议论中，先生指出日本的司法机关和政府是首犯，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在重新提及福泽谕吉时，提出他蔑视亚洲（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近代化的误导作用。这一些议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史实公开和学术论争，可贵的是先生的这种反省自身（个人和民族）的求实精神，真希望日本学术界有更多的公正、良知和勇气。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先生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说。略为有点遗憾的是此纪念集中没有评述孙中山（"中山"是日本人的姓）与日本政要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因为不断有史实表明我们这位"国父"确有一些"卖国"之嫌，这一方面的要素恐怕后来为汪精卫所"发扬光大"了。我个人的经验虽然非常浅显，但也大致认为"亲日=卖国"、"爱国良知=反日"这样的结论是可信的。这恐怕是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它是感情多于学术论证的，我本人也宁愿用个人命运把这个问题再弄清楚一些。崛川先生分析了孙中山去世的前四个月在神户的讲演后说：孙中山最后的访日，已经不再对日本的援助抱多大的期待了，更象是在总结自己与日本三十年来的关系，并亲手埋葬了它。我们都知道由此之后的中日关系的推移所经历的苦难，不过，以个人的历史地位而言，在对日关系上，汪精卫自然不提，蒋介石和周恩来都不如孙中山来得干净。今天，日本人如何赞美蒋、周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不要忘了是全中华几亿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战争劫难。
天安门事件以来，有许多日本人表现出是我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朋友，但象先生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倾注了如此之深的爱的日本人却不多。他在生命的最后期间说："与日本相比，中国更是我的祖国。"
当杨希尧告诉我先生的这句话时，我的眼角立即湿润了。
赵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