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色”与“戒”的角力史，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思了这段历史。
冯仑一代的历险与变脸
文/韩雨亭
几次采访冯仑都是在那具有中国书香味道的办公室里，可比起文人书房，他的书房又多了几分豪华、气派，古朴的家具，书柜里装满了线装书，开始让我意外的是，他书案上竟然摆放着已故阿拉法特的照片，这是一个做过房地产，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政治领袖。
冯仑站在书房中间，一身休闲装，鼻梁上挂着一副黑框四方眼镜，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而不是房地产商。
最后一次采访是在北京理想国际大厦楼下的咖啡厅，他刚参加完新浪网的访问，唾液飞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仍然神采飞扬，随行的人问他：“你累不累”？他立即风趣地回答：“累与不累，看情况，如果被‘双规’，半句话都觉得累。”
全场大笑。
落座，冯仑喝了两口咖啡，向记者透露了一条新闻：万通公司要成立公益基金会。不出意外，这个基金会将在3月份运行，现正在相关部门审批，万通公司已在招聘基金会的管理人员，以及向公司内部招募志愿者，注册成功，它将会独立经营。这是冯仑一直想推行的企业大事，在他看来，成立企业基金会，是中国民营企业进入企业公民时代的重要体现。他2008年写的新年献词，就是一篇标题为《欢呼企业公民时代的到来》的文章。
2003年，他就写下了《学习万科好榜样》，号召全国的民营企业都向万科学习。2004年他的《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构思巧妙。谈的是中国民营企业该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从被排挤、打压、躲避、逃生甚至反叛，转为阳光经营，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张艺谋就是一个从边缘、逃避、批判和反抗，逐步走向主流，成为了市场和政府之“骄宠”的艺术人士。
冯仑和万通公司的故事一样。在冯仑下海十多年间，中国企业家群体群雄并起，迅速更替与分化。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几位号称“万通六君子”的人生际遇与命运，也在这十几年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贫穷到富有、从呼啸聚义，到各为诸侯，最终成为风云人物。万通公司也从最初没有安全感，四处受歧视的小企业，逐步走向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阳光企业。这恰好是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中所写的历险记。
江湖凶险
冯仑属于上世纪50年代人，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大家都以为，这个小伙子今后定会官运亨通，谁也没想到他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一名地产大佬。
曾经有着“冯大哥”之称的冯仑，现在认为自己的角色是要逐步变成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江湖大哥；不是一个媒体上的企业家，而是财务报表上的企业家。
尽管如此，采访过冯仑的记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这是一个老江湖。”这里面包涵了两层意思：第一，他的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性格成熟；第二，他满嘴江湖语言，有学者的温厚、诚实和睿智，又有江湖人士的狡猾、尖刻，段子横飞，荤素兼备。这是冯仑那个时代创业者的共同特点。
从1988年海南建省起，中央给予了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立刻激发了淘金疯狂，从1990年开始，大量资金涌入，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之盛况。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这股热情在海南岛进一步放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那是最快的暴富手段。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原本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价，到了1992年6月涨至每平米3500元。冯仑说，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千万。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还没打，价格已翻了几倍。
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公司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公司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以水泊梁山模式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故事。
90年代初的海南完全依赖传统的江湖规则，而没有现代商业规则。当时万通公司六兄弟做事的依据不是钱，而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他们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原则，采用了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挖到第一桶金后才开始建立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潘石屹就是那个时期加入的。大家都很平均。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但这种模式很快进入了困局，信息沟通、资源分配、利益结构等一系列的矛盾，随时面临分道扬镳。
“我们不想分开，1994至1996年，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当时，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他们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一个亿。其他人对这个处理方式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开会，又提这事，王很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众人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
“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偶尔有这么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照江湖规则来游戏。以前，我看到在海南有很多朋友之间是砍砍杀杀的，这是江湖规则，这都是要过去的。”这就是冯仑那个时代的创业环境。
每年9月13日，万通公司内部都要开一个“反省会”，总结、反省和检讨企业自身的问题。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色”与“戒”的角力史，冯仑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思了这段历史。
“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原罪问题，政商关系，也包括企业公民责任，以及组织内部一系列的管理等等。简单来说也是一个‘色’和‘戒’的问题，即追求金钱的欲望这个‘色’和社会伦理及政策法规这个‘戒’的冲突。在这二十多年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欲望，而仅仅只有伦理道德和规范，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有任何活力；反之，如果只有追逐财富和金钱的欲望，没有‘戒’，没有社会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规范加以约束，金钱的欲望也会成为社会的大灾难。”
冯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万通公司曾为那样的赌博和冒险付出过巨大代价。
1995至1996年，万通公司已经出现了财务和内部组织，以及公司与外部环境矛盾上的危机。危机来自万通公司以杠杆收购与连环控股的方式，进行大肆扩张，这极大伤害了财务和内部组织。兄弟几人逐渐被分割，王启富负责深圳，易小迪坐镇广西，北京由冯仑和潘石屹把控，另外，武汉国投、上海万通公司由刘军跟冯仑共管。另一方面，财务负担日益严重，当时的投资都是用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回报，就证明这项投资是失败的。万通公司驶入了恶性循环的轨道，越亏越要投，如此反复，不堪重负，走向崩溃的边缘。冯仑这个时候意识到了这场赌博的危险，想要挽救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卖掉东西，还清债务。仔细清理账目发现，竟欠下了六七亿。
在1995年，国家财政已经出现困乏，银行巨额坏账，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像万通这样的民营企业面临倒闭危险，大批的国有企业也惨遭破产困局，一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下岗……
奇怪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营企业家大多莫名其妙地卷进了那个充满赌博和冒险的财富陷阱。1996，刚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的史玉柱，因把全部资本投往巨人大厦，导致资本链条“抽血”过量，巨人集团危机四伏，盛极而衰。其实20世纪90年代，倒下的不仅是巨人集团，还有很多诸如爱多创始人胡志标、秦池老总姬长孔、三株的吴炳新父子等民营企业家，他们以惊人速度建立起的商业帝国，又以惊人速度轰然倒塌。
如果当初万通公司不及时刹车，继续赌下去的话，那么其结果可能跟那些倒闭的企业命运差不多。冯仑事后说：“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万通这辆疯狂的列车是刹住了，可立刻又陷入了组织危机。
早些时期，他们几兄弟曾去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就明确指出：“冯仑几个虽然是热血青年，但是今后面临到利益冲突，一定会出问题。”大家根本没把这个提醒放在心上，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间的情义。
当真正的分家危机出现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谁都不敢先说分家，但谁都痛苦。
冯仑在那段困难时期，读得最多的是《道德经》，他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得到答案。转机出现在王功权与正跟潘石屹谈恋爱的张欣两人身上，王功权那段时间在美国管理公司，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的商务、财务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正在做投资银行家的张欣则站在西方商业规则和常识的立场，把他们的商业模式全盘否决，认为太土了，早该分家。当王功权和潘石屹把这个想法告诉冯仑时，他开始还想不通，直到他到美国听经济学家周其仁给他讲了“退出机制”时，才恍然大悟，冯仑采用了这个方式。对此，他把这个故事总结成：“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所谓的商人方式，就是组织分法，谁管哪块就分哪块，清算账目，最后基本按比较平均的一个数目分给走的人。走的人拿走的是现金，但没有拿走负债，债务留给了一个由冯仑和王功权支撑的“万通大本营”。
正是因为这次成功的分家，万通公司才得以存活，而很多民营企业都死在了这个环节。现在看来，这次分家也是冯仑的“万通公司”从江湖规则转型商业规则的开始。
冯仑非常感谢周其仁，不久前《野蛮生长》的图书发布会，他特意邀请周其仁作为嘉宾。“我觉得这本书会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有价值，因为这个民营企业的组织既不是靠血缘关系，也不是靠强力来完成商业社会进化的。”这是周其仁在现场给《野蛮生长》的评价，认为它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在中国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和发展历程。
商业蜕变
1995年，万通六兄弟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王功权转行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离开的大多数留在房地产业，“万通系”成为中国房地产的“黄埔军校”，他们之间没有成为市场上绝对的敌人，多年都和平共处，甚至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共进退。
至今，冯仑的钱夹里，放着两个故去男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干爹。
冯仑之所以那么推崇阿拉法特，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最能熬的男人。在他眼里：“伟大是熬出来的”。他希望能以这样的毅力让万通公司一步步走出困境。
走出困境，首先要解决债务问题。冯仑当时猜想，那些借钱或贷款给万通公司的私人老板、银行经理们一旦听说万通分家，会纷纷前来讨债。趁债主们还没上门，冯仑就派出公司员工前往全国各地，向债主们说明问题，并承诺还款期限。冯仑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别看万通企业这么大，我们到2006年才把最后一笔账还清，无论作为大哥还是朋友，我遵守了承诺。”
稳定了外部的压力，冯仑第二步就是完成万通企业的内部组织进化，实现完全的商业化。首先，他废除了“6+2”制度。此前，万通施行“6+2”人才制度，内部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优秀人才无法挤进公司的核心团队，极大阻碍更多优秀管理者的加盟，无法有效实行企业的自我变革和更新。
其实，在分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冯仑与万通公司都处在低谷。1996年，它卖掉武汉国投54%的股权和陕西证券50%的股权，收回了20个亿。1997年，万通卖掉在东北华联30%股权的计划受挫，亏掉了3000多万。1999年，万通未见起色。
按冯仑“熬”的理论，万通公司就这么挺过了几年。2001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已进入到了“第三代”，实际上中国已全面进入了具有现代商业规则意识的“创富时代”。
在全球化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一大批具有全国和全球气质的领导型企业开始涌现。比如田溯宁的亚信公司，张朝阳的搜狐，王志东的新浪，马云的阿里巴巴，李彦宏的百度、国美电器的黄光裕……海归精英跟本土知识青年共同创造了第三代创富，他们利用新的商业观念和资本工具，开启了新中国民营企业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量，二话不说地就大胆走向华尔街，这是之前难以想象的。
冯仑也在苦苦思索万通公司的新出路，网络创富时代的到来让他也把目光集中到了互联网上。他不得不承认：“第三代创富者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房地产仍是传统行业，具有高负债、高存货、高资产、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这在资本市场上都是致命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仑首先提出了改造公司的商业模式。北京万通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创新业务小组，封闭两个月，用信息社会的思考模式和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房地产业务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构架，希望以此使房地产行业的五高变成四无一高，即无负债、零库存、无资产、无风险、高回报。
2001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万通筑巢网”应运而生。这既可以说是冯仑对中国传统房地产企业的创新，也可以说是他在组织优势上的突围。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兴起，也给万通公司带去机会，一个又一个地产项目在运营……此时的冯仑又开始左右逢源。美国“9·11”事件后，大胆的冯仑甚至想在新建的纽约世贸中心，创办一家“中国中心”。
2003年，他策划了大型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试图以此提升房地产业的道德形象。那个曾经低调的冯仑又回到了媒体中心，他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之一，2005年还得了个“时尚先生”的称号……
2004年，万通与天津泰达签订了合作协议，泰达成为万通的第一大股东，这次国企和民营的联手，实际上是冯仑为减少依赖银行信贷而实施的一种资本运作，是万通地产欲从传统房地产开发商转型为专业房地产投资公司所布置的新战略。
也就是从2001年开始，跟随中国民营企业的总体创业气氛，万通公司也慢慢地从一个充满草莽之气和江湖规则的“第二代”民营企业，逐步迈向“第三代”崇尚阳光财富的企业群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仑采用了各种手段把一个模糊的公司变成透明的公司。
在写完《野蛮生长》这本书后，冯仑想写《历史现场读大历史》，“走遵义、走延安、走庐山、重读中共党史，研究微观的细节，寻找现场亲历的感觉。”或者，他想以此洗掉身上的江湖习气和草莽精神，回归到文人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