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刘咏梅<[email protected]> 17:35:44

司马迁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