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世界逢年过节喜欢发红包、利是、压岁钱，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是这都是公民家庭亲朋之间的“微观”活动，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宏观化。先看新闻。
【新闻综述】
1．新加坡政府有一个所谓的“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即仿照企业给股东分红的方法，以全体国民为对象发放政府财政盈余。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新政府决定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国人，按照约450万人口计算，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400新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000元人民币）。
除了见面有份的红包之外，新加坡财长尚达曼还说，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在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子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
2．今年2月27日，香港当地电视台都都开始直播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关于2008～2009年度港府财政预算的一个讲话，讲话称港府把4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尤其要向老人倾斜，使他们能分享到香港经济增长成果。曾俊华宣布的具体政策包括特区政府直接为月入低于1万港元的每个强积金个人户口（类似社保的公积金，几乎每一个有工作的人都有）注入6000港元；居住政府公屋的人（香港45％的人居住公屋）免除一个月租金；2007 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退税75％（年收入40万的人所缴纳的4000余元税款退税3000多），并提高个税起征点；向每一个领取生果金（65岁以上老人领取的政府津贴）的人一次性发放3000港元；照顾到没工作、没收入的人，政府将向每个符合标准的家庭补贴电费1800港元。港府的这个大红包覆盖了许多非永久居民，让不少人喜出望外。
香港媒体称政府发红包为“派糖”。这从派糖不是第一次，前任财政司长唐英年曾有一次“派糖”200亿港元的记录，07～08 年度还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至5万元，如果多生一个孩子政府额外再增加5万元免税额，以此鼓励港人多生育。再前任的梁锦松被媒体认为是“守财奴”，也在其首份财政预算案拿出60多亿港元“派糖”，包括减免水费等。
3．澳门特区首长何厚铧在
据介绍，已公布的相关措施包括，向每名本地永久性居民（～46.1万）发放５０００元、每名非永久性居民（～66100人）发放３０００元的一次性纾缓通胀补助，同时，还会对正在轮候政府廉租房的合资格本地家庭提供临时补贴。
何厚铧还宣布，为了控制物价，特区政府决定将所有民政总署进口的产品税减免，金额约为1300万元，以舒缓商人的高成本问题。
4．受澳门政府的启发，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初步设想向东莞当地居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应对高通胀。这个红包目前还吊在东莞市民的头顶上，何时落下来还不得而知。
5．在512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务院即责成四川省政府宣布决定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属按照每1人死亡5000元的标准发放抚慰金。按照目前公布的死亡和失踪人数统计数字，这笔抚慰金将会达到4.5亿元左右（人民币）的水平。是否政府还会有其它方式的抚慰补贴暂不知晓。
6．至于前几年温家宝政府推行的惠农政策，使得全中国农民免除了农业税；义务教育也逐步落实，从农村到城市小学生减免学费已经全民铺开等等。
以上都是民众高声叫好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好事， 2008年1月的上海市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最终被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以“不立案”予以否决。
【合成谬误】
下面回到帖子主题上来。先谈谈“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所谓“合成谬误”是指“有时我们会假定，对局部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总体来说也一定正确”（萨谬而森，《经济学》，第一章）。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武断地认为总体的性质就是局部性质的加和。例如，社会是由家庭构成，不能因为每个家庭内部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家庭共产主义），就认为这个社会也是共产主义。
萨
还有一个例子是“谷贱伤农”：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但若所有农场主都丰收了，就可能造成粮价暴跌，形成谷贱伤农的悲剧。
对“合成谬误”的一个著名的解释案例叫做“踮脚尖理论”：在游行队伍里，如果一个人踮起脚尖会比他人看得远，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踮起脚尖，就谁也看不远了。
如果按照萨
对于“合成谬误”，经济学给出的一种更加宽泛的解释是，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对象，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是两回事儿，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能够把个体理性（好事）推演为整体理性（好事）。
但是，萨缪尔森犯的例子本身就是一个谬误。萨教授给出的例子并不成立。例如关于货币多少的问题。多和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自己历史比较的、绝对的，一个同他人横向比较的、相对的。一个人的货币比他自己之前所拥有的多，这是纵向比较，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按照相对贫富来说的，是根据横向比较的结果来说的，自己的钱比以前多了，并不等于自己就比他人更富有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互通的，之间有条“二歧鸿沟”相隔。
理性这个词本身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个人的。不存在“整体理性”和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东西。主观价值论强调价值判断的个人主观性，但是不少人不认同这一点，尤其是在经济学应用当中，认为要强调价值判断的社会性。其实，我们习惯上说“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这种词语，是按照民主规则来说的，即多数认同就是好事。但是从价值理论来说，这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个性趋同现象，价值判断的趋同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种价值观的趋同性换一种说法，例如“思想灌输”“墙倒众人推”“垄断”“思想奴役”“洗脑”“盲从”等等，你敢说这些众人一致的行为都是好事吗？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就分析研究了大量错误的“群体决定”案例，发现一个决策群体内聚力越强就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实际上詹尼斯的这个“错误”就是指“盲从”。当然，也还不能简单说盲从就一定错，还要看带头人的行为最终被如何界定（对和错），也有很多虽然盲目但是却站对了队伍的情况。
一个人踮起脚尖，这是自己比较，看他是否踮起脚尖就知道了，是一个事实判断，可以事实性确认；而当把看得远被界定为“好事”之后，看得远不远就是根据一个人和他人的比较高度来说的，根本不存在“大家都比他人看得远”这种东西，因为除了“大家”就没有“他人”了。同样，一个人是否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货币，可以测度；但是根本不存在“每个人都比他人富有”这种事情，因为除了“每个人”就不再有“他人”，每个人已经包含他人了。因此，也就不存在此时“未必就是好事”这个结论。
我还可以拿一个关于“股评”的例子来补充这个“合成谬误”的话题：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点位卖出股票，他可能躲过股灾；但是如果每个股民都在某一点位卖出股票，就谁也躲不过股灾，反而会加速股灾的来临。原因很简单——市场是买卖，是交易，压根不存在“每个人都卖出”这种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要卖出，其结果就是谁也卖不出。因此，如果股评家告诉大家某点位是高（低）点，建议在此点位卖出（或吸纳），那全是扯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是说给谁听的。
也就是说，萨缪尔森教授告诉你的就是，在一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你会犯错误。既然如此，大家完全不必要对不可能出现的错误担忧了。
萨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相对的共同富有，这种“每个人都比他人富有”“每个人都过得比他人好”的逻辑不存在。“共同富裕”的说法应该说成是“每个人都过得比从前好”，这种每个人都有肉吃的情况是可以现实存在的。所以在提倡“共同富裕”却不知道如何正确解读“共同富裕”的执政党领导下，就有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
普发红包的做法，只能看作是让人人都有肉吃的做法，而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富有”这种不可能事件出现。政府财政的收入是税收，每个人纳税是不同的，在普发红包的过程当中，富人得到的红包和他所纳的税相比，是远远得不偿失的，没有富人会为纳税额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乃至万分之几的红包欢呼，所以，发红包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过程，而不是人人都比从前好。这种普惠做法的好处是对穷人来说的，越是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对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来说，就越是明显。是用一个富人小小的“害”，换作一个穷人大大的“利”。
“红包财政”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均衡财政”的思想。均衡财政的思想遇到过很多挑战，如有的国家政府主张“借贷财政”，寅吃卯粮刺激提前消费，有些则热衷“盈余财政”，把财富都敛聚到政府国库，以备急需。对于一个贫富分红轻微的社会，如果政府追求财政平衡，这种普发红包的做法就有点多此一举了，还不如直接减免税收，从根本上不去谋求财政的盈余。
对比萨缪尔森的说法，我们应该把华人喜欢“皆大欢喜”局面的心态解释成为“不赞同两极分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具博爱包容和社会和谐理念的文化，这种文化氛围的社会，也许最有可能达到一个和谐状态——萨缪尔森所认为不可能的乌托邦。
不过话又说回来，富有和幸福是两个概念，是否比从前富有可以看作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幸福”二字是标标准准的价值判断，既然价值不是事实的固有属性，两者不能互通，则富有不等于幸福也就不奇怪了。（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