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杂志经济时评专栏2008年5月号
警惕粮荒，也该警惕“存粮于田”
刘长杰/文
全球闹粮荒，国人始忧粮。
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关乎耕地和粮食的观点，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中国不应再保护耕地”的旧论，近来再遭猛烈炮轰。
事实上，茅先生的观点产生于此次粮荒之前，并针对中国房价高企背后的政府土地供应政策，是有感而发。近年来，茅老已数次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而上述说法源于一年前他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上的《要不要保护耕地》一文，并非新论。
茅先生“不应再保护耕地”论的依据是：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因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假设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而我国2006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茅先生进一步指出：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时过境迁，我相信茅老今天应该有所改变，不会再坚持这样的简单逻辑。因为，今年以来，的确有太多的国家加入了“粮食禁运”的行列，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且，这也不是因为我们或是别人“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是全球闹粮荒。
中国地域宽广，从全局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几近十年九灾。如果我们自产的粮食没有足够的规模产能和安全储备，那无异于将13亿国人的饭碗交给外国人来保管。到那时，一旦全球粮食吃紧，就算我们银两再多，外国人再“胸怀中国”，又将如何？
短视误国，远见兴邦。从忧患的意义上说，我支持中国的“严格保护耕地”政策。但是，我反对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衍生论——存粮于田。
时下，极为抢眼的“存粮于田”论，经由农业专家的摇旗鼓噪后，正被缺粮大省——广东的诸多农业生产者接纳并开始实施。
所谓“存粮于田”，是相对于“存粮于仓”而提出来的，即在保证基本农田“红线制度”的基础上，鼓励将更多的农田用于种粮。
以中国最大的粮食调入大省——广东为例，近年来，该省每年粮食消费需求约为3400多万吨，而本省粮食生产总量仅为1500万吨左右，余下的2000万吨粮食缺口都依赖省外采购或从国外进口。
“广东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粮食危机，有可能有钱都买不到粮。”华南农业大学周建华副教授据此指出，与其存粮于库，不如存粮于田，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证粮食的供应；只有这样，粮农才有可能在粮食的生产流通环节上赢得主动；也只有这样，面对国际粮价波动的现实，广东才能保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可别小视周副教授这三个“只有这样”的排比句，身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抽调的农业政策专家，周学者的这种逻辑，因位高而言重，且已经影响到了广东省具体实施的农业政策。
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调查显示，广东省现已采取了省、市、镇三级政府配套的补贴措施，用以提高该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取得了成效——“在东莞市麻涌镇记者见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农民将香蕉地改种成了稻田。”
事实上，这种“存粮于田”的观念，在周专家们提出之前，已经借助市场之手，在很多北方农户中间蔓延。在内蒙古赤峰市，超过一半的农户，放弃了十几年来形成的专业化生产模式，而把自家近两成的土地拿出来改种粮食作物，用以抵御粮荒。“存粮于田”的粮食安全观，在暗示粮荒概念加剧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这种改变的大面积发生。
在周专家和《经济半小时》看来，“存粮于田”不过是严格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延伸措施而已，其目的是从生产环节上保证广东的粮食安全。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认识，也是一种违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小农观念，其与“保护耕地”政策虽然遥相呼应，却非异曲同工。
因应危机而采取的任何一种矫枉过正的措施，都因其荒唐而应予警惕。
“存粮于田”论者，是否忘记了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生产专业化、贸易增加福利这三大原理了？在“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的选择中，就连农民都知道广东的土地更适合植香蕉，而北大荒的土地更适合种稻谷；然而政府非要以粮食安全为借口，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
试问，广东省的三级政府，如果能把每年补贴给当地种粮农户的430元钱，间接补贴给东北的稻农，何至于仅黑龙江一省今年积压的稻谷量就高达21亿公斤（210万吨）！
我们脚下的土地，除了要提供生命安全（吃米饭）的需要，是否还应关乎生活质量（吃水果）的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这片热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是输出粮食，而是热带果蔬、服装鞋帽、陶瓷电器、电子通讯产品……还有领先于内地的改革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大省、人均耕地面积小省、产粮小省的广东，这些年来贡献很大，很光荣。
而多年以来，广东的大多数餐馆，米饭一直都是免费供应顾客的，收费不过是近一两年来的事情。从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看，广东到底是闹粮荒，还是闹心慌，值得推敲。
***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警惕粮荒，也该警惕“存粮于田”
刘长杰/文
全球闹粮荒，国人始忧粮。
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关乎耕地和粮食的观点，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中国不应再保护耕地”的旧论，近来再遭猛烈炮轰。
事实上，茅先生的观点产生于此次粮荒之前，并针对中国房价高企背后的政府土地供应政策，是有感而发。近年来，茅老已数次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而上述说法源于一年前他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上的《要不要保护耕地》一文，并非新论。
茅先生“不应再保护耕地”论的依据是：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因此，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假设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而我国2006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茅先生进一步指出：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时过境迁，我相信茅老今天应该有所改变，不会再坚持这样的简单逻辑。因为，今年以来，的确有太多的国家加入了“粮食禁运”的行列，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且，这也不是因为我们或是别人“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是全球闹粮荒。
中国地域宽广，从全局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几近十年九灾。如果我们自产的粮食没有足够的规模产能和安全储备，那无异于将13亿国人的饭碗交给外国人来保管。到那时，一旦全球粮食吃紧，就算我们银两再多，外国人再“胸怀中国”，又将如何？
短视误国，远见兴邦。从忧患的意义上说，我支持中国的“严格保护耕地”政策。但是，我反对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衍生论——存粮于田。
时下，极为抢眼的“存粮于田”论，经由农业专家的摇旗鼓噪后，正被缺粮大省——广东的诸多农业生产者接纳并开始实施。
所谓“存粮于田”，是相对于“存粮于仓”而提出来的，即在保证基本农田“红线制度”的基础上，鼓励将更多的农田用于种粮。
以中国最大的粮食调入大省——广东为例，近年来，该省每年粮食消费需求约为3400多万吨，而本省粮食生产总量仅为1500万吨左右，余下的2000万吨粮食缺口都依赖省外采购或从国外进口。
“广东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粮食危机，有可能有钱都买不到粮。”华南农业大学周建华副教授据此指出，与其存粮于库，不如存粮于田，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证粮食的供应；只有这样，粮农才有可能在粮食的生产流通环节上赢得主动；也只有这样，面对国际粮价波动的现实，广东才能保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可别小视周副教授这三个“只有这样”的排比句，身为广东省委、省政府抽调的农业政策专家，周学者的这种逻辑，因位高而言重，且已经影响到了广东省具体实施的农业政策。
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调查显示，广东省现已采取了省、市、镇三级政府配套的补贴措施，用以提高该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取得了成效——“在东莞市麻涌镇记者见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农民将香蕉地改种成了稻田。”
事实上，这种“存粮于田”的观念，在周专家们提出之前，已经借助市场之手，在很多北方农户中间蔓延。在内蒙古赤峰市，超过一半的农户，放弃了十几年来形成的专业化生产模式，而把自家近两成的土地拿出来改种粮食作物，用以抵御粮荒。“存粮于田”的粮食安全观，在暗示粮荒概念加剧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这种改变的大面积发生。
在周专家和《经济半小时》看来，“存粮于田”不过是严格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延伸措施而已，其目的是从生产环节上保证广东的粮食安全。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认识，也是一种违反现代经济学常识的小农观念，其与“保护耕地”政策虽然遥相呼应，却非异曲同工。
因应危机而采取的任何一种矫枉过正的措施，都因其荒唐而应予警惕。
“存粮于田”论者，是否忘记了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生产专业化、贸易增加福利这三大原理了？在“生产大炮还是生产黄油”的选择中，就连农民都知道广东的土地更适合植香蕉，而北大荒的土地更适合种稻谷；然而政府非要以粮食安全为借口，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
试问，广东省的三级政府，如果能把每年补贴给当地种粮农户的430元钱，间接补贴给东北的稻农，何至于仅黑龙江一省今年积压的稻谷量就高达21亿公斤（210万吨）！
我们脚下的土地，除了要提供生命安全（吃米饭）的需要，是否还应关乎生活质量（吃水果）的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这片热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是输出粮食，而是热带果蔬、服装鞋帽、陶瓷电器、电子通讯产品……还有领先于内地的改革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大省、人均耕地面积小省、产粮小省的广东，这些年来贡献很大，很光荣。
而多年以来，广东的大多数餐馆，米饭一直都是免费供应顾客的，收费不过是近一两年来的事情。从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情况看，广东到底是闹粮荒，还是闹心慌，值得推敲。
***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