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先生曾以拯救与逍遥的命题来厘定东西文化之不同品格，个中论点风靡一时。拯救的那方姑且搁置不论，单就逍遥来讲，其没有切中中国文化之要义，大体上是确定的。
我们自幼所读到的诗词歌赋，所听到的历史传说与奇闻稗抄，直至所观之影视作品，戏剧表演，果真以逍遥二字便能击中肯綮？不然！若将视角仅潴留于《世说新语》或者武侠小说，仿佛逍遥确是一件普遍且引人艳羡的生存状态。但若能把对历史中微观的人之体察与宏观的制度变迁相结合，眼前必然呈现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景观。熟悉这一研究方法的学者甚众，然而能善加运用者实罕。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将其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的综合与对类似于搞笑皇帝正德的分析结合起来，堪称佳作。旅美学者李亚平先生的《帝国政界往事》实际也是这一方法的延展，看一看他与尤小刚先生今年合作推出的24集电视专题剧《前清秘史》便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里面曾有一本不错的小册子，叫做《人心中的历史》，介绍的是研究历史的西方理论。我想，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的关注其实应该是反过来的——历史中的人！
在历史的迷局中，在文化的谶语中，个体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个体的命运会如何？更重要的，个体的出路和希望何在？
我国之“日常世界”中，“出人头地”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观念和诉求。以历史的纵深而观之，这个“出”几乎总是充满寂寞、哀愁、怨恨、惶恐、失落、苦闷、荒谬、乖张和悲愤的，要做到所谓“在绝望中前行” 殊非易事。真真是怎一个“出”字了得！不但李白、杜甫、范仲淹郁郁而不得其志，商鞅、李斯、袁崇焕也落得死无全尸。类似的名单可以拉得无限长，类似的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比比皆是，成为一种典型的症候。曹雪芹先生的那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是道出了几千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心声。
为什么“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为什么“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逍遥？拿什么逍遥？人都死了，还逍遥什么？超脱？怎样去超脱？能够苟延性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又有几个？所以，打通儒道释、以逍遥来论中国文化，即便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也不能成立。
有人或者会说：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果真如此么？十年文革就忘记了么？新名单还是不要继续开列了吧。又有人会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些人性格不能适应社会，所以玩完了。很流行的观点吧！殊不知，性格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性格不正是后天在社会中型构的么？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对于人物性格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再进一层：大人物死前，如果性格不能适应社会，又如何做得了大人物呢？大人物死后，其品格之高，果真就像后人所描述的那样高么？大人物和寻常人，莫非真有霄壤之别？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时曾有宣言道：你们所固有的我都有！没错，哪来那么多的天生圣人阿？恐怕还是庄子说得好：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管你怎么解读，这至少说明，圣人和大盗的关联还是存在的。对此，我们只能谨小慎微。
正如死去不能当作高尚的前提，活着也不代表超凡的能力。纵观我国历史，死生之间，充满了偶然。而以偶然地方式死亡或者存活，又常常成为一种必然。这可以被看做个体生存的一种基本格局，其结局往往不是悲剧就是荒诞剧。这样一来，接下来的问题应该就是——个体的出路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搞清楚这种基本格局的原由。理清了来龙去脉，出路自然见仁见智。
通常，中国学者偏好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的线索似乎遍布我们周围的“日常世界”，而东西文化差异也的确为中外学人津津乐道。在文化决定论的大视野下，似乎只要改变或者改造我们的文化，各种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文化也许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却不能通过文化。比如，无论你怎么强调八荣八耻，若非从制度层面有硬性的设计，各种社会问题就会依然如故。就像无论怎么提倡廉洁奉公的好文化，如果制度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在先的话，贪污贿赂是不会自踩刹车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文化作为社会深层的一种软约束，与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这种硬约束比起来，它是从属于制度并且受制度决定的。文化层面的变革比起制度层面来，往往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是在日常生活世界渐次演化的而不是靠上层制度设计制造出来的。
新制度经济学后来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并不是一般文化决定论大胆假设的那样。中国文化体现在社会层面即费孝通先生所谓“差序格局”，造成这个差序格局的原因是制度建设层面从来没有形成真正身份平等的公民社会，没有形成民主法治意义上现代国家（但这个民主的核心不是指选举民主，选举常常用以确立合法性，但并不能保障真确性。真确性的获得主要依赖于充分的言说自由）。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向制度依赖性的社会发生转变的过程。只是这种转变的发生在时间上已经很晚，在动机上亦非主动。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应该说，还只有表面的功夫，并不见实质的进展。中国所谓有文化的人很多也还停留在文化的初级反思层面，尚不能洞察文化背后的制度诱因。所以，中国式的忧国忧民倾向于体现一种不健康的菩萨情怀或者救世主心态，这样一来，反倒是加重了文化弊端的负面效应，距离一个真正身份平等、意思自治的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文人们常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尺度来描绘或者标榜自己，殊不知这个“忧”并不是放宽视野的制度性反思，恰恰是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忧”充满了温情、矫情和悲情，体现了中国仁人志士的一贯品格。渉身其中的当事人时常让人扼腕叹息，又或者教人同情甚至心碎。在这种品格下，“忧民”所获得的一种居高抚下的优越感和道德自足始终不能演化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理念；“忧君”所获得的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也终于沦落为忠君和感恩的俗套。诚所谓“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恐怕一时半会是乐不起来了。许多中国人远离天性的闷闷不乐和缺乏情趣的道貌岸然，大概与此不无关联。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中国式的忧国忧民越是被广泛颂扬，到头来一般民众就越是只晓得渴盼贤臣明君父母官的从天而降。反过来，这种渴盼又引诱和加重了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基本冲动。
如果仅靠这种高尚的情操便能治理好政府和国家的话，那我们真是无比幸运了。可惜，事实正好相反。以美妙的伦理教化来规制复杂丰富的人性，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先例，包括“德主刑辅”这个衍生品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断地以失败告终。人类社会组织技术的发展，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其中牵扯到群己权界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多样运动，在西方社会远至古希腊便已引发各种深刻的思考。即便是今天，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的争论也仍然在继续，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这一点上不断发力。群己关系的命题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先生《个体的社会》一书中，被极富辩证地描述为：成形于计划，但并无计划；激发于目的，但并无目的。国家治理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并不能诉诸道德来解决，应该说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处于人的依赖性的社会，人们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凡事首当其冲是要寻求“关系”而非公正的规则。双方一旦发生争议，就算是诉诸法庭，发挥主导作用的也还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社会越是体现出人的依赖性，关系就越是重要。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小至家庭成员之间，大到国家官僚阶层，为人处世的方法和技巧来得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样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深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道理。一个再怎么纯真的理想主义青年，放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摸爬滚打三五年之后，很快便能练就一身四平八稳、圆滑世故的好本领。“做人”，而不是做事本身，成为个人成败与否的第一决定性因素。但问题的紧要处在于，这个“人”本身是充满变数的！人的喜好会变化，人的性情有不同，人事更迭也不好掌控。于是，人人好像胸有城府，人人又都危机四伏。假以历史的纵深，再来看帝国官场那些波诡云谲，明争暗斗，其实根本就没有赢家，就连皇帝或是君主本身也是最后的输家。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置身人的依赖性的社会，正好比在水中央。有诗如下：
宛在水中央
冰
原初之物
在极遥远处恍如漂移的巨山
雪落无声
一只英国管
仿佛陈述它消融的宿命
几串熟悉的音符逶迤绵延
如有风
轻飘的雪花沾上面颊
子夜的呓语企图穿凿混沌的远方
在心房一隅
安抚和侵扰销蚀了彼此的防线
水
如歌的行板
月照于溪 映于潭 沉于海
深深浅浅
有鸟兽的叫唤从幽静的林中来
惶惶然拔剑起舞
落英满地 枝叶凌乱 发也凌乱
热血把自己涌动成跳跃的旋律
在浩浩天地间孤独放歌
喧闹是水的宿命
吞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齐颈的刹那抽刀断水
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捆绑和伸展都已筋疲力尽
汤
最后的交响
是对落日的炫白的谄媚
还是对晨星冉冉的献礼
沸腾的火候召唤着时间的轮摆
或早或晚
青色的告白与蒸发的计谋彼此龃龉
谁愿倾听釜中咕噜的节拍
有未悔的誓言
兀自在火中坚忍地声辩
殉道者是命运派发的最后一张请柬
牵引和挟持
是一对孪生姐妹
(本文实为观后感，近期到上海话剧院看了名剧《商鞅》，不久适逢尚长荣、关栋天两位名家来上戏剧院演出京剧《廉吏于成龙》。深感中国社会与人性之痼疾，实在是祸国殃民的渊薮。于是连夜作诗成文，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