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初期大都是由乱而治。
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曾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诸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世与清代“康雍乾盛世”等。这四个盛世一向为史家所称颂。但为史家所忽视的是战国时期，因其七雄争霸，攻伐不已，大多误为无盛世可言。其实不然，战国以独特的方式，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丰富内涵，战国时期．社会空前繁荣。突出表现在人口猛增。据统计，合七国人口，总数约当2000 万左右，应是西周以前人口的倍数（范文澜：《 中国通史》 修订版第一编。） 。其中，楚国人口最多，有兵百万，如按民与兵5 : l 计算，当有人口500 万。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卜万，奋击三十万，厮徒十万”，合计为70 万，以同样比例计算，国中人日约当350 万上下。秦国、齐国、燕国、赵国、韩国各有兵“数十万”，其人口约在二三百万至三四百万之间。城市普遍兴起，人口也迅速增加。有1 万户的城市已属常见，也不乏万户以上的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居民7万户（《史记· 苏秦传》 卷六九。） ，以每户平均5 门之家计之，应为35 万人左右。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个少有的大城市。人口的大增，无疑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反映。出于自卫或扩张的需要，各国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像楚国有军队百万，以今天的标准看，相当于中等以上国家的兵力，是十分可观的。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史家往往言必“汉唐”并称。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又远迈汉时。总之，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经济
所列几次盛世，各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出现，都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的上升时期推进至盛世。西汉在秦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 余年“休养生息”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下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 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才达到这一光辉的顶点。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三代人半个世纪励精图治，较快地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天下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于酿成大乱而不可收拾，到清军人关前，全国已持续乱了半个世纪左右。清人主中原、剿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强大的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又花费了近20 年的时间，实际是乱了近20 年。明末之乱持续时间相当长，清朝就是在明末长期大乱的基础上再建的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 年的岁月，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与此稍有不同，表面看，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强秦而统一为一国，可以认为，始达到大治的顶峰。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属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所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其疆域又有所缩小。明疆域远迈汉唐之上，其疆域之广，统一之扩大，除元朝，唯有清康乾盛世能比，且又胜过元朝。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 “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清份宗实录）卷八三） 此言尚早，实际上，到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解决了西部准噶尔问题，如青海、新疆南北、地区均完全置于中央的统辖之下。西部疆域已达喀尔巴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己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尤其是最南达到南沙群岛，皆隶版图，置行省，命官驻军，真正实现了统一。当时，已有50 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所以，清朝的统一实属空前。它发展了“大一统”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做法，从康熙时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 年限隔，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直接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史称:''安史之乱''。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二. 每次盛世不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只有一百二.三十年左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持续时间太短太短，为何盛世不能更长些？为何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为何往往是乱世主宰历史？很值得思考和研究。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的被动挨打的对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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