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方周末经济部的一名“新兵”，近五个月工作里给我带来了许多出乎意料的惊喜与思考。一直想找个时间把这些思绪整理一下，正好马克让我写份总结，就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感受。
因为主要是从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角度来谈，不足与偏颇之外，还请各位同事见谅并多多指正。
选择南周
到《南方周末》前，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深圳记者站工作，主要从事财经类报道。此前我从1997年至2004年一直从事记者工作，2001年以前以社会报道为主，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后，开始从事财经报道，曾任《中国证券期货》主笔及《第一财经日报》驻深记者。
之所以选择《南方南末》，一方面是因为这份“中国第一新闻周刊”一直是我所向往的新闻媒体；另一方面也是试图走出过去纯财经报刊的局限，从更加社会性的角度来尝试财经报道的可能性。
加入南方周末后，同事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坦率的沟通环境和浓厚的业务探讨气氛深深感动了我，让我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这期间，我采写了《顾雏军的海外迷宫》、《证券咨询灰幕》等九篇报道。其中《顾雏军的海外迷宫》被评为当月佳作，其他部分稿件也获得了同事的好评。
但在这段时间里，自己感觉也写了一些“言不尽义”甚至很不满意的稿件。这其中除了某些外部限制外，主要是自己在沟通和理解方面，仍然未能准确把握《南方周末》经济报道的文本要求与风格特征。
下面我想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具体感受，谈谈自己对南周财经报道的理解。
财经媒体时代的南周经济报道
因为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专业财经媒体工作，所以初到南周时思路仍然局限在“专业话题”与“专业分析”之中。
这个问题在《顾雏军的海外迷宫》中就有所体现。在报道的初稿中，个人兴趣和报道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对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的数据分析里。尽管在分析过程中自己觉得“很刺激”，但成文后仍然显得过于专业和晦涩。
在责编顾策的建议下，随后几稿里做了一些通俗化的努力，但坦率地说当时心里仍然摆不脱希望这篇稿子被“专家叫好”的情结。这也是后来虽然被评为佳作，但评语中仍然指出“文字方面不够好看”的主要原因。
评语中并特别强调，“南方周末经济报道曾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文本”。在这方面，作为记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传统。
与文本紧密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南周的经济报道究竟是写给谁看的？
实际上对于近年兴起的财经媒体群，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目标受众非常相似、内容设计大同小异。”以我自己在此类媒体的工作经验，也深感目前专业财经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出现：“读者小众话、话题圈子化”的弊病。
以9月8号前后的报道来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就曾在“纺织品出口争议”、“个税改革”和“顾雏军风波”三个话题上有着不同的重合。
当然这不意味着南周不应该在重大话题或专业领域中“发言”，而是在话题高度重叠的今天，南周应如何发挥自己“大众媒体”的优势，一方面在焦点重叠时找出属于南周自己的视角；同时在专业媒体忽视的领域内找到更多读者关心的话题。
从国外的强势财经媒体如《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或日本经济新闻社的发展来看，这类媒体的发展过程往往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一是由专业的财经或商业信息供应商发展而来的，并从商业机构向媒体领域扩张，如布隆伯格；二是以新闻信息起家，但在其经营业务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提供与大众媒体不同的专业性服务，如以提供“道·琼斯”指数闻名的《华尔街日报》。
对具有此类核心竞争力的财经媒体来说，商业机构、企业组织及专业人士构成了它的基础客户群，在这种情形下它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大众化”。
而国内的财经媒体由于缺乏这一核心竞争力，除《财经》等少数媒体外，大都无法获得专业市场认可，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变成了以财经类新闻吸引读者的“大众媒体”。
这种定位的模糊一方面使得南周的“大众视角”面临着直接挑战，几乎所有南周可以关注的事件与话题都在这些无所不包的“大众财经传媒”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也消弱了南周在话题操作上的独特性，使得经济报道与普通报道的界限日趋模糊，9月18日民生版上关于商业诈骗、劳动仲裁和特殊人才再就业的话题就完全可以放到经济版上。
个人觉得，南周经济报道要摆脱这种“角色尴尬”，首先要打破财经类媒体报道的一个“怪圈”，即“专业人士不去看、普通百姓看不懂”的恶性循环。
《财经时报》主编杨大明在报纸改版时曾提出一个理想，即“让经济简单明了”，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编辑记者具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同时又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它应当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观察和记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自己把不熟悉、不理解的东西强行写到文章里去。
我自己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里，把这个原则贯穿到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尽量少写自己也没想明白的东西，同时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扩大“理解”和“明白”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符合南周要求的写作风格与文本特征。
Google时代的财经记者
顾策最近向我推荐了《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宋铁军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报告。读后受后深受启发，索性偷来做小标题。
在讲座中，宋铁军引用国外著名媒体人士的说法，称记者是“一群热爱语言，一直精益求精、心怀敬畏地使用它的人，他们吃苦耐劳，并随时准备被闹钟叫醒。”
以我在南周的观察和体验，南周的记者是我所见过的整体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不但具备“吃苦耐劳、精益求精”这些基本素质，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着独特的追求与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工作之余也会发牢骚甚至发脾气，但一旦回到工作中，绝对是一丝不苟。
在面试时张总问我对南周的感觉，我曾直截了当地说，“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种感受至今没变，而且越来越清晰和深刻。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不必在基本层面再讨论记者的素质和要求，而可以直接进入我所关心的话题：Google时代的财经记者应该做些什么？
以最近完成的关于迪士尼的报道为例。从采访和工作量来说，我自己觉得在数天的时限下，已经做得不错了；而且也接触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报道写作前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但初稿完成后，却受到顾策的“无情打击”，基本上认为这篇报道是个失败之作。当时心里不服气，也跟他争论，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改的要求。
就在修改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在网上搜集的数十万字资料竟然没有认真看过，而在重看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自己以为很有新意义的一些角度已经被报道过很多次。
因为时间关系，最终未能在通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更全面的修改，基本上我同意顾策的判断：这是一篇不成功的报道。
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正是Google时代报道的一个特征：在没有看完所有的相关报道之前，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最新奇和最独特的——甚至不要动笔。
我反对通过Google搜集一堆资料，然后进行拼贴式的写作。但是正因为在网络时代读者获取资讯的渠道大大拓展，很多报道甚至会被网站纳入相关专题，同题报道的堆积使得报道本身的优劣更加凸显。
记者在写作前如果没有做足“资料功课”，加上自己在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印象更加深切，很容易写出“面目相似”的报道来。
在这方面编辑作为“第一读者”，起到的“把关”作用十分重要。而记者在采访和阅读资料后，在动笔前就写作思路与编辑进行深入沟通也很关键。
作为我个人，希望以后能够跟顾策和其他编辑能够能更多的讨论甚至“争吵”，假如在争吵中有出言不逊之处，还请各位多多谅解包涵——我从你们这里学到的，比任何书本和理论都要多：）
这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如记者在采访后过于自信，以致觉得无需沟通；或者编辑因为处理大量稿件，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记者的采写进度等等。如何通过采编机制的改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个值得研讨的话题。
其次，我觉得在Google时代，记者和编辑不仅要关注报道本身的“纸媒传播”，即报道的阅读效应；还应关注报道本身的“网络效应”。
比如一篇报道是怎样被网络媒体整合的，在整合过程中它的传播焦点和话题效应发生了哪些改变，其实都很值得关注。
作为“中国第一新闻周报”，南周的报道在网络媒体中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但这些报道有的形成的话题甚至热点效应，有的却消失得无声无息。能否通过一些观察与总结，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并在报道写作和编辑过程中加以利用，也很值得研讨。
在网络时代，财经报道本身的边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宋铁鹰将商业报道总结为两条：一是反映财经界发生的事件；二是以财经视角反映所有领域的事件。
财经事件自不待说，我觉得“财经视角”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报道角度。
在我看来，所谓“财经视角”并非纯粹的商业解读，而是一种表现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写作手法。比如《一块煤的利益之旅》，解决的本身是商业事件，但它没用采用通常的商业写作模式，而是通过一块煤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消耗，展现出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博弈与价值冲突。
在“大众财经”日益平庸化，财经事件被其他报道领域渐渐渗透的今天，我觉得如何把握并形成南方周末独特的“财经视角”，是建立南周经济报道品牌的关键之一。
在南周过去的经济报道中，将经济“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是一个成功经验。而在今天，“普通话”开始在财经媒体中开始推广的时候，怎么讲一口有“南周口音”的普通话，让大家一眼就能分辩出来，或许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而财经报道作为解释性的深度报道，我个人认为这种“口音”更多地体现在富于趣味的分析与解释过程之中。
按照学界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换言之，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地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如果说，客观报道的基本要求是“实事”，那么，深度报道的本质要求就是“求是”。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喜欢普利策新闻奖秘书长吉斯勒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一段阐述，他认为新闻报道有好坏之分，却很难有惟一的“真实”。人们总是从别人的话语、著作、行为等等来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很难不受到主观影响。“所以‘真实’是液态的，而不是固态的”。
这种“液态真实”在解释性报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何把握事件的本质，让这粒“新闻水滴”在读者眼里折射出更加绚丽的色彩，同样是我作为记者来未来追寻的方向。
2005年9月1日
因为主要是从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角度来谈，不足与偏颇之外，还请各位同事见谅并多多指正。
选择南周
到《南方周末》前，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深圳记者站工作，主要从事财经类报道。此前我从1997年至2004年一直从事记者工作，2001年以前以社会报道为主，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后，开始从事财经报道，曾任《中国证券期货》主笔及《第一财经日报》驻深记者。
之所以选择《南方南末》，一方面是因为这份“中国第一新闻周刊”一直是我所向往的新闻媒体；另一方面也是试图走出过去纯财经报刊的局限，从更加社会性的角度来尝试财经报道的可能性。
加入南方周末后，同事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坦率的沟通环境和浓厚的业务探讨气氛深深感动了我，让我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这期间，我采写了《顾雏军的海外迷宫》、《证券咨询灰幕》等九篇报道。其中《顾雏军的海外迷宫》被评为当月佳作，其他部分稿件也获得了同事的好评。
但在这段时间里，自己感觉也写了一些“言不尽义”甚至很不满意的稿件。这其中除了某些外部限制外，主要是自己在沟通和理解方面，仍然未能准确把握《南方周末》经济报道的文本要求与风格特征。
下面我想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具体感受，谈谈自己对南周财经报道的理解。
财经媒体时代的南周经济报道
因为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专业财经媒体工作，所以初到南周时思路仍然局限在“专业话题”与“专业分析”之中。
这个问题在《顾雏军的海外迷宫》中就有所体现。在报道的初稿中，个人兴趣和报道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对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的数据分析里。尽管在分析过程中自己觉得“很刺激”，但成文后仍然显得过于专业和晦涩。
在责编顾策的建议下，随后几稿里做了一些通俗化的努力，但坦率地说当时心里仍然摆不脱希望这篇稿子被“专家叫好”的情结。这也是后来虽然被评为佳作，但评语中仍然指出“文字方面不够好看”的主要原因。
评语中并特别强调，“南方周末经济报道曾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文本”。在这方面，作为记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传统。
与文本紧密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南周的经济报道究竟是写给谁看的？
实际上对于近年兴起的财经媒体群，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目标受众非常相似、内容设计大同小异。”以我自己在此类媒体的工作经验，也深感目前专业财经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出现：“读者小众话、话题圈子化”的弊病。
以9月8号前后的报道来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就曾在“纺织品出口争议”、“个税改革”和“顾雏军风波”三个话题上有着不同的重合。
当然这不意味着南周不应该在重大话题或专业领域中“发言”，而是在话题高度重叠的今天，南周应如何发挥自己“大众媒体”的优势，一方面在焦点重叠时找出属于南周自己的视角；同时在专业媒体忽视的领域内找到更多读者关心的话题。
从国外的强势财经媒体如《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或日本经济新闻社的发展来看，这类媒体的发展过程往往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一是由专业的财经或商业信息供应商发展而来的，并从商业机构向媒体领域扩张，如布隆伯格；二是以新闻信息起家，但在其经营业务中有一块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提供与大众媒体不同的专业性服务，如以提供“道·琼斯”指数闻名的《华尔街日报》。
对具有此类核心竞争力的财经媒体来说，商业机构、企业组织及专业人士构成了它的基础客户群，在这种情形下它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大众化”。
而国内的财经媒体由于缺乏这一核心竞争力，除《财经》等少数媒体外，大都无法获得专业市场认可，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变成了以财经类新闻吸引读者的“大众媒体”。
这种定位的模糊一方面使得南周的“大众视角”面临着直接挑战，几乎所有南周可以关注的事件与话题都在这些无所不包的“大众财经传媒”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也消弱了南周在话题操作上的独特性，使得经济报道与普通报道的界限日趋模糊，9月18日民生版上关于商业诈骗、劳动仲裁和特殊人才再就业的话题就完全可以放到经济版上。
个人觉得，南周经济报道要摆脱这种“角色尴尬”，首先要打破财经类媒体报道的一个“怪圈”，即“专业人士不去看、普通百姓看不懂”的恶性循环。
《财经时报》主编杨大明在报纸改版时曾提出一个理想，即“让经济简单明了”，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编辑记者具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同时又不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它应当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观察和记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能自己把不熟悉、不理解的东西强行写到文章里去。
我自己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里，把这个原则贯穿到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尽量少写自己也没想明白的东西，同时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扩大“理解”和“明白”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符合南周要求的写作风格与文本特征。
Google时代的财经记者
顾策最近向我推荐了《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宋铁军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报告。读后受后深受启发，索性偷来做小标题。
在讲座中，宋铁军引用国外著名媒体人士的说法，称记者是“一群热爱语言，一直精益求精、心怀敬畏地使用它的人，他们吃苦耐劳，并随时准备被闹钟叫醒。”
以我在南周的观察和体验，南周的记者是我所见过的整体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不但具备“吃苦耐劳、精益求精”这些基本素质，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着独特的追求与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工作之余也会发牢骚甚至发脾气，但一旦回到工作中，绝对是一丝不苟。
在面试时张总问我对南周的感觉，我曾直截了当地说，“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种感受至今没变，而且越来越清晰和深刻。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不必在基本层面再讨论记者的素质和要求，而可以直接进入我所关心的话题：Google时代的财经记者应该做些什么？
以最近完成的关于迪士尼的报道为例。从采访和工作量来说，我自己觉得在数天的时限下，已经做得不错了；而且也接触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报道写作前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但初稿完成后，却受到顾策的“无情打击”，基本上认为这篇报道是个失败之作。当时心里不服气，也跟他争论，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改的要求。
就在修改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在网上搜集的数十万字资料竟然没有认真看过，而在重看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自己以为很有新意义的一些角度已经被报道过很多次。
因为时间关系，最终未能在通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更全面的修改，基本上我同意顾策的判断：这是一篇不成功的报道。
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正是Google时代报道的一个特征：在没有看完所有的相关报道之前，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最新奇和最独特的——甚至不要动笔。
我反对通过Google搜集一堆资料，然后进行拼贴式的写作。但是正因为在网络时代读者获取资讯的渠道大大拓展，很多报道甚至会被网站纳入相关专题，同题报道的堆积使得报道本身的优劣更加凸显。
记者在写作前如果没有做足“资料功课”，加上自己在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印象更加深切，很容易写出“面目相似”的报道来。
在这方面编辑作为“第一读者”，起到的“把关”作用十分重要。而记者在采访和阅读资料后，在动笔前就写作思路与编辑进行深入沟通也很关键。
作为我个人，希望以后能够跟顾策和其他编辑能够能更多的讨论甚至“争吵”，假如在争吵中有出言不逊之处，还请各位多多谅解包涵——我从你们这里学到的，比任何书本和理论都要多：）
这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如记者在采访后过于自信，以致觉得无需沟通；或者编辑因为处理大量稿件，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记者的采写进度等等。如何通过采编机制的改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个值得研讨的话题。
其次，我觉得在Google时代，记者和编辑不仅要关注报道本身的“纸媒传播”，即报道的阅读效应；还应关注报道本身的“网络效应”。
比如一篇报道是怎样被网络媒体整合的，在整合过程中它的传播焦点和话题效应发生了哪些改变，其实都很值得关注。
作为“中国第一新闻周报”，南周的报道在网络媒体中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但这些报道有的形成的话题甚至热点效应，有的却消失得无声无息。能否通过一些观察与总结，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因素，并在报道写作和编辑过程中加以利用，也很值得研讨。
在网络时代，财经报道本身的边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宋铁鹰将商业报道总结为两条：一是反映财经界发生的事件；二是以财经视角反映所有领域的事件。
财经事件自不待说，我觉得“财经视角”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报道角度。
在我看来，所谓“财经视角”并非纯粹的商业解读，而是一种表现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写作手法。比如《一块煤的利益之旅》，解决的本身是商业事件，但它没用采用通常的商业写作模式，而是通过一块煤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消耗，展现出每一个环节的利益博弈与价值冲突。
在“大众财经”日益平庸化，财经事件被其他报道领域渐渐渗透的今天，我觉得如何把握并形成南方周末独特的“财经视角”，是建立南周经济报道品牌的关键之一。
在南周过去的经济报道中，将经济“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是一个成功经验。而在今天，“普通话”开始在财经媒体中开始推广的时候，怎么讲一口有“南周口音”的普通话，让大家一眼就能分辩出来，或许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而财经报道作为解释性的深度报道，我个人认为这种“口音”更多地体现在富于趣味的分析与解释过程之中。
按照学界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换言之，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地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如果说，客观报道的基本要求是“实事”，那么，深度报道的本质要求就是“求是”。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喜欢普利策新闻奖秘书长吉斯勒关于新闻真实性的一段阐述，他认为新闻报道有好坏之分，却很难有惟一的“真实”。人们总是从别人的话语、著作、行为等等来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很难不受到主观影响。“所以‘真实’是液态的，而不是固态的”。
这种“液态真实”在解释性报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何把握事件的本质，让这粒“新闻水滴”在读者眼里折射出更加绚丽的色彩，同样是我作为记者来未来追寻的方向。
200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