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与“摸论”的模糊混沌数论
在社会管理文化中，目前提得较多的是解放思想，至于思想解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不可知了。三十年前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人们疲命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打倒“封、资、修”的专政性独裁统治，其实行的封建独裁主义的又把文化遗产砸碎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经济建设割萎缩了，批判修正主义不觉得自己在进入窄道。
以近三十年的为起始，用改革开放为主导，意义也是在于解放思想，拨开旧有思想的禁区，解除旧有观念对社会与公民的束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流动，这也是在搞活思想、人员、物质的交易流动。为此，邓小平就提出了“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得着老鼠就是好猫”。意思可以分析理解为:是说不管是走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建设就是好的主义社会道路，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就是猫抓着了老鼠的“好猫论”。从这方面加以推论:不管是什么主义不主义的，能够发展社会经济，把社会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有效供给，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的需要就是好主意。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华国锋主义是束缚着公民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丰富的蠲绊主义，是与这些好主意的“好猫论”是相冲突和相违背的，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对立矛盾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不能共生求存，要立公必须要斗私，私有要共产缴公，共产人们就消极怠工，思想发明创造和工作效率无法相应提高。而华国锋主义是以前面的三个主义为基础的“按既定方针办”，有碍于解放思想，只能予以凉到一边了。剔除阻碍着“好猫论”的方法，首先必须在人们原来固有保守的思想中获得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了思想，如果坚持“好猫论”的好主意而又固守那些主义，就没有取得解放思想，至少言之就是没有完全地思想得解放。
正是由于“好猫论”的好主意，经济发展逐步有了起色，人民生活需要日渐丰富，言论也自由多了，异想天开的话都能说，邓小平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安定快乐的幸福生活，可是还有许多人在骂邓小平，有的人在外瞟婊子还开玩笑地说是搭了邓小平的“性”福，麻将是帝王将相的娱乐工具成了平头百姓的家常便饭，有了手机、彩电、小车、楼房等奢侈品，把收音机、普通照像机、缝纫机、自行车抛在了解手巷，自从百元大钞出现于流动环节，分角钱币难得找另和粮票布票早就退出了流通，而成了收藏者的玩物，一句话，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也能造就了:只要厚脸无耻、不讲信义、不论原则、不守道德底线, 要官帽有批, 位高自来钱; 要女人有貌, 还能多几房；要出国容易，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就寸步难行。吃、喝、玩、乐、黄、毒、瞟、娼、盗、赌、骗、贪、贿、腐等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顺之而来，来之而营，营而染黑，黑钱攀红，红黑两兼，兼而成网，网而生威，威而干政，成了扯不断的胁迫利诱关系网络锁链，只要政团有隙能钻，扯上九亲八姑，无孔不入，那个城中的“黄祸毒瘤”无不与上面有裙带关系，否则还能够在亮红灯的成片成区地大而幌堂的照常营业，都在为这个钱字而走“穴”，全国各行各业只要有专营性质都在为钱走入大大小小的“穴”， 一篇好文章无钱不能刊，一个科学家会议无钱不能开，一切为钱鸣锣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是不知道: 道为德之功——功德、德为道之守——守道，道德功守互生承约中态守度的机制，等等。所以钱字是个非常有效而又缺德叛道的乌龟王八蛋。真是苍蝇不污无缝的蛋，如同“沉渣寻机千帆至，见缝插针万木春”，有钱有权才是“真”幸福:食色肉身过，原则口中飞，信仰玩嘴皮，跑马实玩味。政府号召发展第一，下面不顾一切；民众信仰挣钱第一，许多人不择手段。讲的是左——马克思主义精神；行的为右——各种文化沉渣泛起。这是“左右”不易把握“得度”所产生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成了中国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见到这些不得不还要加大左的措施: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坚持四个基本原则永不累，经济发展为硬道理，但又受到过“左”的束缚，发展的脚步又慢了下来，所以近来又提出了进一步地要思想大解放。进一步是到了这么样了还不够份量与得度，意思是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只要是有利于发展人民币的就是好主意，归纳起来就是混元文化社会的无主义。因为凡是带有主义之词的都是专门某某主义的小儿科，而混元文化的社会的无主义论，是优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之长的互补整合的全科。这些“丰富多采”的混元全科文化价值才能纷至沓来。而在全世界各类政党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左派的执政党，在表面上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其核心管理是以资本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调控的公私兼顾既济、兼容共利思路，仅能用个具有符合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思路是以具有普惠性的自由、自约、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协作、效率、守信、富裕、文明、和谐等等基本价值，又正是普遍幸福的基本源泉。以讲和谐为主导，不谈阶级斗争；仅讲民生的以民为本，不言共产主义；只说民本国家的小康社会，不论什么方针。许多作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过激方式不一致了，谨同国家强盛、人民生活改善相一致就行了，做好小犯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大犯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政局的“抓大放小”性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所以几千上万的抢劫案、盗窃案、行贿案、贪污案报了没人管，是因人民币面值改大了，案子也就贬值了；大案子只要有人举报，抓一个划算一个；小案子后来积毛成裘，成为小病不医、到大病而动全身的策略。为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牛马不相及的中国化，走向“名左实右”的混元文化的社会的无主义论的摸索过程之中。以此，只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的道路过程之中。
在这改革开放与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思潮的容汇并蓄，多种黑白是非潮流的汇合，暂时造就了模糊论、混沌论、局限性主义论等涌现的多元共存，成为综合性的试验区蜮文化, 明眼的有识之士经过这些年来的观察就提出: 依照德国的共和、联邦、民主、法治、社会五项原则，同黄帝的“规、矩、绳、权、衡”五正相适应，这是古代文化择优继承用，国外文化优选借着用，社会管理“中态公约用”的混元特征。人们深切渴望“改革”总有个期限，生物界的“演化”总有个突变之期，总要形成一个明晰的状态，总不能让大吃大喝、贪污腐化、黄恶毒瘤长期腐蚀社会这个肌体。
回顾过往，是值得借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针，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实现一党专政；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当然不是，相反，却具有专制极权的所有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在这些层面上，学者们不是不知道，因为深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明哲保身，不关注社会痛痒，后车之覆为前辙之鉴，得过且过，他人能过，自己更能过地求得保全。所取得的知识是随波顺流；所表现的言论与行动是圈养的附庸文化；一切都以虚伪在包装自己，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主立意主心骨，是又一次强加于公民的文化狱与个人崇拜的表现，所有公民实际上都是被玩弄者，仅有肉身没有思想，发明创造就不必谈，从上到下都是新时期下产生的新八股文，如同新瓶装旧酒的货色同道——照本宣课性的毫无生机。
而混元文化这条道路的宗旨是引人入深的，为了从“猫论” 顺势过渡到“摸论”，还不得不依附“挂羊头卖狗肉”的依据，因为那些言论经过几十年的强化宣染，在部份国民中已经形成了根深叶茂的“殖民”性，已经说惯了嘴、写惯了字、成了抹不掉的习贯，在国内处于左派的习惯势力还尚根深蒂固，稍有不逊与不解都会祸起萧墙。因为中国再也不能乱了，每乱一次都大伤元气，还只能用老马和老毛的“思想帽子”遮掩一段时期为玄妙，这是外国人称谓的国学为神密玄学的妙用之处。
因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作用是为原来已存的言辞找出处，为历史未记载及记载真伪找依据，为求证真理需要的时空找理由，为将要采取的行动方向找规律，为未来的努力找目标。到时普遍都小康了，安稳地过好日子，就不论什么主义不主义的了，随着时空的向前位移，老人就用老办法安乐稳住了，新人的新办法也获得了普适性，到那时就瓜熟蒂落性的呱呱落地了。回味来论，国内尚存高人的敏锐智慧。
历史的优选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中国用，这这就是混元文化社会的方向。这就是“兼容共利”的择优避劣互补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必须具备的普适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能够普适得了的，也不是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的过时哈巴的失道，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原则与这样的与时俱进的主流方向道路是格格不入的，这仅为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全民社会福利的一个方面，施行的是马克思主义错误认为的资本主义消亡的市场经济。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了，由无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有产阶级的政党了，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从真正的意义上国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大部份人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人们由饥饿病步入到了富贵性的疾病谱，群众的言论是“家里的鸡猪都不食糠和苕了”，那人就更加的挑肥拣瘦地选择优化生活元素。而贫困者也是极少数，而这些人在这么安定的好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学无术者、无一技之长者、好吃懒做者、大锅饭养惯者、不动脑筋者、讲筋说法者、怀旧文革者、观念陈腐者、对现时政策怨恨者等，是为依旧为其名曰的左派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可能是那时的处优蚀独者。否定普适价值的人承认有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但不承认有普适价值。这个见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他们浸染很深的“阶级对立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在理论上指出价值的层次性，承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明摆存在着超出阶级范围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阶级论者的片面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只要有一个能够既出智又出力的良好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衣食住行”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为了搞“对立矛盾斗争”就把这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打乱了道路，或是为了“吃饭穿衣”而产生的“阶级斗争”是不值得称道的，那有亏于人们了，有亏于祖宗和后代，人类是高级动物，总不能仅为“吃饭穿衣”这么简单的事情象动物一样争斗撕咬，人类的生活本来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福、也不是祸；而是处于自然“中性社会”互相逢缘相融的环境。其实人类只要有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是很容易解决“吃饭穿衣”的生活问题。那么，大起大落的“对立矛盾斗争”永远创造不出人们的安稳生活，仅有带来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作用，这是明摆着的大道理，为什么人们在思想上总不开化呢?还在固执己见!
“天之道健而无害, 地之道顺而无阻，人之道共利有度”，离开该原则,无法复兴国人哲学文化的底蕴。选择社会制度就是为了优择一个安稳的生存环境，是人类“择优避劣”的自然本性和初衷，马克思主义的那宗理论就不见得相适应了，这是因为执政党与其管理的国家有了很强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实力，绝大部份公民步入小康或接近步入小康，已经成为大大小小不同差异级别的有产者，有差异才是社会发展欲望的追求动力，再也不是平均分配差异不大的无产者的无动力【平衡为静之期】，而无产者仅是随拉、随脱、随街而睡的极少数“精神病人”或“遛盗痞毒”者。人类社会为了不当“精神病人”与“遛盗痞毒”的这样角色，必须顺应自然之道往前走，而自然是在宏观上的独尊，在微观上既独立自信又相互紧密关联，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家庭，在家庭和家庭有机联系整合的社会，那什么叫社会呢？社会就是人群，在一起生活，互相交流、合作，来共同维持自己的人类的安稳生活。存在着公私利益兼顾既济的互补关系，即是自然与人类的本性，所以在制订法律上既顾及国家利益而又保护私有财产，应该既有加入又有退出的权利，既有度的自由又有限度的自约。这些就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导的那种完全自由，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社会福利于民的成份，不独为自由，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守度自约的措施，否则就达不到“长治久安”的一盘散沙；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如当今的德国、瑞士、瑞典等其社会财政于民的成份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其大部份的财政收入来源是由私体的工作效率的极大地发挥而取得的税收，从这些情况来看也是在走“混元文化社会”的道路，是在如何把握住“中态守度”这个方向盘子的事情，就是不至于“极左”或“极右”，即我国古人的“既无太过、又无不及”的课题，防止太过与不及，如何准确把握好“中态公约度”这个“允执其中”的“标度律”，这才是正道；否则是邪道，走邪道就有泥泞与陷井，路面不平或不硬，或路的左边与右边为大江大海的浊浪翻天，就会陷车或翻船。这也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予是的“守道功德”的逢缘运通生化。而社会是如水陆两路还好掌其盘与舵的方向，只要不模糊混盹都好走，走航标与道路中态守度的轨道能保安稳，对于社会规则这个守度课题，前人仅有概念和定义，如“中也者，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中也者则不是中心的点，而是处于事物两端的中间差异距离的开关性枢机，开与关人们总是错误地在低层次下的认为是“矛盾”的关系，这就根本不解自然社会人体的系统整体在宏观上的序贯稳态性，为“小巫见大巫”的宏观层次不合道，怎样把握那些标量规范的有序度枢机，在当前那个人也把握不准，因为社会大系统分支的小系统太多了，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的混沌文化的描述。
其实，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社会的道路上来，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好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自约、民主、平等。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发展到极端，就会使人性蜕化为兽性；相反，如果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他人，至少无害于社会和他人，那就意味着保持了或发扬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表现出人性和兽性的相互转换的中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兽性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赖有人性的发扬才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求发扬人性抑制兽性的良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和谐生活。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的个人与公共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与自约共存互补的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公正地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与自约互补的民主权利的兼容共利的经济基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私有经济为补充”，这个公有制是国家管理机器、财政、军队、土地等“取于民、用于众”的“服务”之本，这个私有就是每个公民的事业用功发挥之场所，是对社会税收来源补充输血的贡献，是为“雨露滋润禾苗壮”的民办公助、不为“矛盾主义”的良性互动行为。把劳动者于名义上的所有权的国有经济，用于国家公用事业的发展与公民福利差异的补贴返还，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混元文化社会特征的无主义论。
在文化社会界里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设想，目前存有各种主义：有儒家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等等，但是这些标签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概念内涵和外延本身各个的理解是无法获得系统序贯统一的。所以必须换个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分析，把未来社会形态转换为可以执行的两个指标:第一，作为一个人、公民或者说，一个山区的婴儿，从他未成年一直到成年人（包括成年人）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所有的权利，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怎样获得并得到保护下生存与进步的安稳环境条件因素；第二是在未来社会形态中的政府里面任何一个公务员，怎样保证他在同一个有医德的医生那样不论“官民贫富”的一律对待和一事同人，能平等公正、廉洁高效的为这个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如何使两个指标达成，这才是今天中国的发展所要寻找的道路。
因此，一定要把民生原则内置于自由、自约、人权、民主、法治、平等之中，不将民生预设在自由、自约、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之内，就不会形成相互强化的良性循环，社会仍会按照原来的恶性逻辑运转，形成二律背反的困境。又不会有民生，以至形成低水平的恶性均衡陷井，造成拉美式的“中国困境”。德国基本法的共和、联邦、民主、法治、社会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是不能进行修正的，是德国基本法的框架和基石。代表左右两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五项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使德国的自由、繁荣与公正共存。在《太史公素王妙论》说：“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所谓五法就是黄帝五正，五正即“规、矩、绳、权、衡”。政治五原则与黄帝五正是相适应的，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个以自约与人权为规矩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自约与人权作为中国社会的规矩，不能够将承载生存权利精神的民生原则写进宪法，不能够建立一个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什么主义都将沦为口号式的空谈。我们只有建立起社会共识，才有出路。这才是在五千余年的父母协同互动道统本源的混元文化，而不是在中古切断了的从道学分支而出的父系家天下的儒家文化。
政治与经济是互补共利的关系，政治脱离经济基础就是寡头政治，形同虚设，而经济的发展是以“下为上、官以民、民以思、思由利、利由道、道由德”为基础的，必须让公民有一个生财有道的自由与自约安稳的生产空间环境条件，这个生产空间为差异同存的距离，是“有无”交易性相互生化作用的自我承制反馈性调控，在“无”时意欲获得有的努力，在“有”时意欲易出“有”的过剩而补他的“无”的公正交易与交流，在正常交易与交流的过程中，如同宇宙自然常态原理一样不存在“对立性矛盾斗争”，而是“偶联、协同、互补、和谐、承制”的混元关系。有“对立性矛盾斗争”的是失道、失态的病态人体社会与自然。在常态交易与交流的过程中不但交易物质，而且还在交流思想文化与感情，在交流物质的过程中是要论斤两的过秤，是双方自由协议签约的守度依据，如此守度的依据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守信守度约束能力，于人与人中是守信的秩序约束在维持稳态，上升到政党和国家的层面上就是政治因素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目的，不能造就“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就没有了实际意义。为此，不能一般单纯地讲自由，不应该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政治。政治上最重要的是必须人人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与约束，保证公民结社、选举和被选举（政治代表和国家领袖）的自由与自约。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与约束，实际上最集中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平等，只有别人尊重你的人格和财产，你也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财产，你才能够真正感到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与自约的权利和价值。
归结一下，道为功能信息，德为利益得度。二者协同互补、和谐承制、形影混元，为获利守度的混元文化。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道主义的失度角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