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一个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给予你权利的民众的一种不尊重。 

需要有一个程序来界定它，哪怕是行政程序，或者说立法的程序，或者说是司法的程序来界定它。 

对每一个具体人物来讲，都会追究他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所负的责任，这对公众是一个交代。

每个人的岗位跟他的岗位职责联系在一起，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必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没有出事情，或者说做了好事还有什么奖励？

组织上处理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组织程序，如果是行政上要负责，是不是要通过行政上的程序来处置相关的行政责任问题，如果是有一定的跟民主相关的，比如他是选任的官员，那么如何在选举上的程序，或者说在立法的程序上来处理，如果涉及到司法机关，就需要在司法程序上做出一些详细的规定。 

把问责制度进一步的普及化、制度化、日常化的过程当中，问责的主体是谁，就是说你的问责主体如果只限于你的上级官员的话，那么可能就很难把它完全的进行一种制度和普及。如果你的问责主体是民众或者民意，或者社会舆论的监督的话，我想只要是你伤害到公共利益，或者说你不作为，或者是贪渎等等，可能都会引起这方面的举报，或者检举，或者追究责任，我想这才是根本问责的源头，那就是谁来问责的问题。 

我们的官员所获得的公共权利是人民交给他的，那么真正监督他的权利也应该是人民。我们问责现在更多的是体内循环，就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叫同体监督，如果你还有人大、政协或者媒体、舆论、民意对你的监督的话，异体监督，可能这个效果综合起来会更好一些。 

交通拥堵要向谁去问责，足球输了应该向谁去问责，审计查出来有挪用资金，有投资失误了应该向谁问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责制度化和普及化、常规化的一个走向。

问责的本质实际就是权利监督。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任何拥有权利的人都可能有滥用权利的倾向。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就必须加强监督，而真正的监督就来自于民众。

从理论和观点，政府或行政改革，是否是推动阳光政治，阳光政府的建设；从政府的职能转变，是否为社会上绝大多数谋利益，有服务和有监督；从政府依法征收税和费，是否有依法民主监督的真实数据，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福之于民。

数据的真实不仅只是官员的政绩，而是社会上绝大多数实实在在享受国家、地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