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０年至今，山西省政协委员八年内提交了五次提案，要求撤掉一个违规收费站，但至今仍没能撤掉。这一现象在今年的政协山西省十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引起关注。（2008年1月24日人民网转自新华社）
一个由山西省政府明确的性质为“收费还贷”，收费期限“暂定为二年”的许西收费站，在设立几个月后便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相违背的“违规站”，居然一直违规收费近15年，而没有被撤掉，成为了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肠梗阻”和“拦路虎”。更为蹊跷的是从２０００年至今，山西省政协委员八年内提交了五次要求撤掉收费站的提案，但都没有落实到位。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已绝不仅仅是尴尬。当然，公路上建收费站当然有它建的道理，而撤收费站也是有它撤的理由的。可是道理和理由，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和影响下，就像“软柿子”一样可以随便捏，更像“烫山芋”一般无人能碰、敢碰、愿碰。透过这个历时八年之久、连续五次政协提案都无法撼动违规收费站的事件，我们似乎能够触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部门，对于上级的规定和要求，应该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一些地方却受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所左右，打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幌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时有发生，使得政府部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始终难以很好形成。按理，有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违规收费站早就应该拆除，但是就为了所谓的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居然拿出五条路和香港企业合资，其中就包括了许西收费站，而且一签就是23年的收入合作。这种裹挟着一定利益分成的违规事件一拖再拖，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对于这样明显违规的事情，不用说有政协委员坚持不懈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提案了，就是没有提案，地方政府也应该很好地加以落实和解决。但是，因为有了政协提案，这件事情未能有很好地解决，便多了一层“滑稽”成分。政协提案作为政协委员一种主要的参政手段，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应该说，每一份提案都凝聚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都凝聚着广大群众的民生期盼和诉求，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积极的办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受到漠视和冷遇的。但是现实中，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毕竟不是直接地执政执法，政协的监督便成了一种软监督，对官员乌纱帽的影响不是太大，于是一些不对领导者胃口的常常拖着不办，就成了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政协的影响力，在“权大于法”的政治环境下，是很难真正实现的。
地方政府担当着重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按理，应该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但是，这样的职责要求常常被一些地方政府搁浅。有资料显示，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公路还衍生出一系列腐败问题。转让、收费，一系列的暗箱操作，直接导致收费公路大量成为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见2007年8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鉴于此，难怪2007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会发出“在中国，公路收费站到底是在为谁收费？”的疑问。当然，收费并非万恶之源，而公共服务也从来并不与收费相排斥。关键的问题在于，每一项针对公众的收费，都必须有相应的公众权利做保障，以阳光和透明作保证，一旦变成一种“垄断”，对公众利益的危害将会很惊人。作为“通行费较高，而国民对通行费可承受性是全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如果我们的收费仍没能向公开与透明寻求行政正当性，我们的“公路”仍没有向“公共”寻求合法性，再多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形同虚设，政府的执行力也难以得到保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不是喊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的。“五次提案撤不掉一个违规收费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更是一个紧迫的警示。面对全国普遍存在的“设卡收费的高价公路”问题，许西的“违规收费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省迅速拿出非凡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胆魄，来撤掉“违规收费站”，也便有了破冰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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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次提案撤不掉一个违规收费站
一个由山西省政府明确的性质为“收费还贷”，收费期限“暂定为二年”的许西收费站，在设立几个月后便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相违背的“违规站”，居然一直违规收费近15年，而没有被撤掉，成为了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肠梗阻”和“拦路虎”。更为蹊跷的是从２０００年至今，山西省政协委员八年内提交了五次要求撤掉收费站的提案，但都没有落实到位。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已绝不仅仅是尴尬。当然，公路上建收费站当然有它建的道理，而撤收费站也是有它撤的理由的。可是道理和理由，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和影响下，就像“软柿子”一样可以随便捏，更像“烫山芋”一般无人能碰、敢碰、愿碰。透过这个历时八年之久、连续五次政协提案都无法撼动违规收费站的事件，我们似乎能够触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部门，对于上级的规定和要求，应该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一些地方却受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所左右，打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幌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事情时有发生，使得政府部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始终难以很好形成。按理，有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违规收费站早就应该拆除，但是就为了所谓的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居然拿出五条路和香港企业合资，其中就包括了许西收费站，而且一签就是23年的收入合作。这种裹挟着一定利益分成的违规事件一拖再拖，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对于这样明显违规的事情，不用说有政协委员坚持不懈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提案了，就是没有提案，地方政府也应该很好地加以落实和解决。但是，因为有了政协提案，这件事情未能有很好地解决，便多了一层“滑稽”成分。政协提案作为政协委员一种主要的参政手段，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应该说，每一份提案都凝聚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都凝聚着广大群众的民生期盼和诉求，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积极的办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受到漠视和冷遇的。但是现实中，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毕竟不是直接地执政执法，政协的监督便成了一种软监督，对官员乌纱帽的影响不是太大，于是一些不对领导者胃口的常常拖着不办，就成了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政协的影响力，在“权大于法”的政治环境下，是很难真正实现的。
地方政府担当着重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按理，应该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但是，这样的职责要求常常被一些地方政府搁浅。有资料显示，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公路还衍生出一系列腐败问题。转让、收费，一系列的暗箱操作，直接导致收费公路大量成为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见2007年8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鉴于此，难怪2007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会发出“在中国，公路收费站到底是在为谁收费？”的疑问。当然，收费并非万恶之源，而公共服务也从来并不与收费相排斥。关键的问题在于，每一项针对公众的收费，都必须有相应的公众权利做保障，以阳光和透明作保证，一旦变成一种“垄断”，对公众利益的危害将会很惊人。作为“通行费较高，而国民对通行费可承受性是全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如果我们的收费仍没能向公开与透明寻求行政正当性，我们的“公路”仍没有向“公共”寻求合法性，再多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形同虚设，政府的执行力也难以得到保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不是喊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的。“五次提案撤不掉一个违规收费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更是一个紧迫的警示。面对全国普遍存在的“设卡收费的高价公路”问题，许西的“违规收费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省迅速拿出非凡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胆魄，来撤掉“违规收费站”，也便有了破冰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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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次提案撤不掉一个违规收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