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眼光看翻译

真正出色的翻译，是很难的。精通外文的翻译家对此最有发言权。我在这里，是以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门外汉来看翻译。

还是许多年前，看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篇生动流畅是不必说的了，迄今难忘的还有一个词的译法。当保尔在日以继夜赶修铁路时，和从前的恋人冬尼娅相遇后两人告别一幕，冬尼娅的眼光中：……世事变得多快啊！觉得其中“世事”一词，是和冬尼娅当时身份和心境十分相契的精妙译法。

不但文学作品，理论作品的翻译也如此。

《资本论》的翻译，中央编译局和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可说各有千秋。编译局本大约较适合现代人的语法结构。但编译局对一个重要名词的译法，我总以为至少是不准确的，——这还要请懂外语人士来探讨了——是关于生产力三要素。编译局译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力）。我的疑问是其中的劳动资料。大家知道，这里的劳动资料是指机器设备、厂房等一类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是指原材料或被加工的天然物。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合称生产资料。但是，只从语义上看，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有何重要区别？甚至可以认为劳动资料包括劳动对象。问题出在“劳动资料”上。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法则不同。郭、王本把机器设备、厂房一类生产资料翻译为“劳动手段”。我以为译得很妙。这一类生产资料正是人的肢体的延伸。概念上清楚明白，也和原材料这一类生产资料划清了界线。同时，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两者归属到生产资料大类中，也不存在纲、目相混了。所以，鄙人写经济文章时，宁用郭、王的“劳动手段”译名。

郭、王本的另一个好处是，欧化味更浓些。这是我所喜欢的。请看《资本论》法文版马克思序的一段名言。

郭、王的译法是：“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编译局的译法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俏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是更喜欢第一种译法。

在我看来，也存在另一种相反的例子。当“四人帮”垮台不久，关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个词的译法，《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郑重地指出“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不当。看来，后来编译局是采用了此意见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该词谓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也许这样的改译是更好些，但从语义上判断，原来的译法也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我总不相信，一个重大的政治性的错误，似乎是起因于某个外语词谓的译法错误。

有些译法却要经过检验（长期的使用），有些译法受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看到周恩来的一个内部讲话，他对两个词的看法。一个是：“机制”，另一个是“骄傲”的用法。

机制这个词所表示的，大致是指在相关条件下，具体事物有规则的运动过程。不完全清楚机制这个词是否就直接来源于翻译。周恩来是不满意于机制一词的使用的，认为词义不清。但我以为，即使七十年代，机制一词由实际的使用而形成的语义也是比较清楚的。这正是语言概念形成和演变的关键。

周恩来不满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骄傲和自豪的混淆。他以外国人的疑惑来设问：你们中国人怎么老是说，因为取得了什么成就而骄傲。——毛主席不是说过，骄傲使人落后吗？

确实，从那时到现在，众多国人讲话或写文章，当感到用自豪一词尚不足以表达志得意满之情时，就用“骄傲”来代替“自豪”。看看新华词典，也已经这样解释了，虽然仍保留了骄傲的本义用法。不仅如此，现在从媒体上常可听到、看到，外国人为某件事而感到“骄傲”的说法。我疑心，这就因为翻译者把骄傲当作自豪的同义词。

再说开去，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后，迫不得已之下美国人外交上作出回应，其中有一个关键词，我记得中文翻译为谦意（道歉）。而美国人事后则表示，该英文词义并无道谦之意。

撇开政治上或外交上的争斗，我以为准确的翻译很难也是客观的，以后更成熟的机器的翻译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要达到严复老早提出的标准：信、达、雅，那就更难了。不然的话，国际上的协议为何要多种文本并列，并且申明具有同等效力呢？

一国的语言，首先总反映着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历史与现状，约定俗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语言演变的特征，其中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例如，从通行程度讲，中央编译局的本子自然要比郭、王本（学人本）占优势，尽管前者未必一定好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