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反腐败模型的发现
笔者以为，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腐败现象，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腐败资源、腐败环境，再加上腐败意识的参与、介入，使得腐败具有了物质性、规律性，并且可以上升为一种程序。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设计、生产出一种与腐败程序相反的程序，并把它植入、接种到我们的经济体、社会体中，那么，可以肯定，不管是腐败物质还是腐败意识，均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化腐败资源为反腐败资源”也。
一、什么是腐败模型、反腐败模型？有什么本质体现？
道理显然需要逐一地把它说明白，如果说不明白，不要说《腐败疫苗》发明不了，即便是能发明出来，也不可有人、有组织接种。为此，为了把设计、发明、生产出来的《腐败疫苗》最终能够接种到需要它的经济体、政治体，笔者就需要不厌其烦地阐述其原理和不厌其烦地阐述其可能性、可操作性。否则，还没等《腐败疫苗》生产出来，就已经被人“派司”。
（一）什么是腐败模型？有什么本质体现？
认识“腐败模型”是设计、发明、生产《腐败疫苗》的一个必要步骤。这是由于，腐败这种东西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各种细菌、病毒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其共性是，它们对人类有害也有利，就要看人们怎样去认识它；特殊性表现在，腐败这种病毒完全是由人类制造出来。
1、什么是腐败模型？是怎样形成的？
什么是腐败模型？笔者以为，它是指腐败这种物质形式的、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反经济程序。其中，“必然性”是它的一个“关键词”。换言之，如果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或者说它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么，笔者也就不能把它作为“模型”看待。因此，作为一种物质形式而非仅仅是意识形式的腐败现象，其产生、存在、发展、转化也就一定具有“模型价值”。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已经使用了“价值”这个词汇儿。笔者以为，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规律都是价值的体现。换句话也就是说，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规律其实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价值本身。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笔者为什么说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规律就是价值本身？这是因为，若无价值驱动，就不会有所谓的规律。
如此当然也就说明有以下等式的存在：规律＝价值；反之，价值＝规律。或许，有读者会问：谈着谈着，怎么谈到“规律＝价值”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读过笔者“价值场论”的读者或许可以理解，但考虑到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读过“价值场论”的关系，笔者就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么，怎么会有“规律＝价值”和“价值＝规律”？
要回答上述问题，须了解一下物理学意义上的“质能关系式”和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当然也同样是物理学上的“性能关系式”。诚然，笔者不可能在这么小的篇幅里能把所有的道理都给大家讲清楚，但只讲讲“质能关系式”还是有可能的。大家知道，所谓“质能关系式”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或相对开放的系统中，若质量发生变化，能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为何要讲上述问题？笔者想通过上述说明，一定形式与意义上的所谓规律都是由上述质能关系的变化决定的，即“质能关系”决定事物运动的规律性，而“质能关系”所以存在与转化，皆是物质的、广义的、使用价值驱动的结果。比如物质质量，其实就是该物体的“广义使用价值”。难道《腐败模型》是上述关系的体现？是的，因为一切“关系式”都是模型。
2、腐败模型的本质？为何体现反腐败模型？
因此，面对上述特点，或者说面对上述“腐败程序”的特点，我们就需要根据“腐败模型”的特点来制定“反腐败模型”而不能沿用传统的思维模式（通过所谓成本管理）。因为上述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过程，即是个“反商品生产过程”也。既然腐败是一个“反商品生产过程”，我们就需要制定“反商品生产程序”，否则就达不到反腐败目的预期效果。
诚然，上述联系也就必然具有规律意义、程序意义、模型意义，这是因为，不管是腐败还是反腐败，都必定是物质的运动过程，都需要一定的质能关系、性能关系来表达，都需要通过广义使用价值、价值关系来反映，自然也就能够通过一定的“质能守恒与转化”、“性能守恒与转化”和“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守恒与转化”关系表现出来。《反腐败模型》由此产生。
经济过程如此，反经济过程如此；腐败过程如此，反腐败过程亦如此，可以说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变化无不如此。诚然，我们认识腐败物质、规律、程序、模型的意义是为了实现反腐败的目的，也就更不要说腐败与反腐败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物质、规律、程序的两个方面。为此，为了达到反腐败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反腐败模型》。
可以肯定，无论是《腐败模型》还是《反腐败模型》，同样是一个模型的两个方面，即认识了《腐败模型》也就等于认识了《反腐败模型》，而我们建立《腐败模型》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反腐败模型》。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把《腐败模型》构建起来，那么《反腐败模型》自然也就构建起来。换言之，认识《腐败模型》是构建《反腐败模型》的理论依据。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已经使用了“理论”二字，说明《腐败模型》或者说《反腐败模型》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感性范畴，可以说它们已经从对腐败物质的简单理解上升到对腐败物质的理性认识层次，当然应当属于“理论经济学”、或者说“理论管理学”、或者再说它们已经属于“管理经济学”、“逆变管理学”范畴。由于该内容将在下面阐述，这里不再赘述了。
（二）什么是反腐败模型？有什么本质体现？
可以认为，无论是《腐败模型》、《反腐败模型》，还是将要为世界生产的《腐败疫苗》都是属于“理论经济学”、“理论管理学”或“管理经济学”的范畴。当然，笔者也不反对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相对论经济学”或“相对论管理学”，如果称“逆变管理经济学”也可以。
1、什么是反腐败模型？是怎样形成的？
总之，首先把模型建立起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笔者以为，“后理论管理经济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先有经济管理模型”而后有经济行为、管理行为的科学。但是，需要特别解释一下的是，“后理论管理经济学”的这个模型与传统经济管理学意义上的模型具有本质区别，表现在是“先有证明”而后产生模型。
大家知道，“理论经济学”、“理论管理学”是“先有理论而后有证明”。如此，便有个问题需要回答，作者的“后理论经济学”、“后理论管理学”凭什么说是“先有证明”而后产生模型？就算是这样，作者凭什么能证明，你的那个“证明”就具有模型意义而不是错误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承认“误差”的存在吧？是的，笔者知道这一点，尚且还没有白痴到这一步！
那么，笔者又是如何证明上述问题的呢？当然是通过“量子经济力学”或者说“量子管理力学”或者说通过“经济学管理场论”的原理、方法证明的了（需要的读者请参与笔者的上述文章、论著）。诚然，笔者也承认，笔者所建立的一切模型一旦到了操作过程中的时候势必与实际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于是便有了“根据实际”不断对模型“修正”的必要了。
那么，什么是《反腐败模型》？笔者以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缺失了一定环节的《腐败模型》矣！请注意，上述又出现了一次“缺失了部分程序”的词汇。换言之也就是说，一旦在《腐败模型》“缺失了部分环节”，那这个《腐败模型》就具备了《反腐败模型》意义。如果缺失了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多个环节呢？无疑，它就变成了笔者研发生产的《腐败疫苗》。
原来，所谓《反腐败模型》就是《腐败疫苗》呀！是的，回答是肯定的？笔者以为，至少我们暂时可以先这么理解。为什么？因为《腐败疫苗》非一种，它可以分为多种制剂。而从大的方面说，有《嵌入式腐败疫苗》和《开放式腐败疫苗》两种。关于上述两种《腐败疫苗》的具体内容和原理，考虑到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专门地予以阐述，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2、反腐败模型的本质？为何体现反腐败程序？
如上所述，如果《腐败模型》缺失了部分环节，那它就具有反腐败程序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暂时还不能把它当作《腐败疫苗》对待，因为部分程序的缺失还不具有《腐败疫苗》的全部功能。大家知道，腐败这种东西的生命力十分强盛，可以强到无可附加的地步。人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使腐败得以产生、繁殖的场所呢？
既然腐败具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对付腐败这种“病毒”就不能不考虑其生命力强这一点。为此，为了能够达到避免、防止和逐步根除腐败的目的，我们在设计、研发和生产《腐败疫苗》的过程中，就应该把目光盯住可以观察到的所有腐败程序而不仅仅只把目光盯住部分程序上。而建立《反腐败模型》的目的，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解除腐败程序。
“解除腐败程序”？能做到吗？笔者以为，能做到。当然，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第一，凝聚反腐败意识，就是说，反腐败意识大家都有，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它们都凝聚起来；第二，将腐败物质转化为反腐败物质，具体的做法就是如何将“腐败资源”转化为“反腐败资源”；第三，根据具体条件，来接种《嵌入式腐败疫苗》或接种《开放式腐败疫苗》。
所谓《嵌入式腐败疫苗》，是指植入到政治体、经济体身上的，其作用类似于接种生物疫苗，以起到识别“腐败病毒”的目的，使政治体、经济体能产生“抗体”；所谓《开放式腐败疫苗》，是用“普杀”的方法，提前将那些可能形成腐败的物质形式转化为反腐败的物质形式。具体做法是，将腐败物质消灭于萌芽状态，让它们压根就构不成对经济社会的危害。
比如，把各种“腐败资源”事先改造成“反腐败资源”，或者说把各种“腐败资源”事先改造成“经济资源”。比如走各种资源的市场化、资本化道路。这倒不是说我们就不能通过“制度革命”来解决，考虑到“制度革命”的非客观性，所以笔者以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让“腐败资源”实现市场化、资本化是比较可行的。这些都将在下述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什么是反腐败程序、《腐败疫苗》？有什么本质体现？
上述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腐败规律、腐败程序、《腐败模型》，并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了《反腐败程序》，即如果能够使腐败程序“缺失部分环节”，那么腐败程序就变成反腐败程序。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尽管能够使腐败程序“缺少部分环节”，但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反腐败程序，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反腐败程序——它不是别的，正是《反腐败模型》的构建。
（一）什么是反腐败程序？有什么本质体现？
毫无疑问，腐败和反腐败都是有程序的，就像赢利、亏损都具有程序的道理一样。大家知道，所有的物质运动都是具有程序的，不能由于它是腐败、是亏损就说它不具有程序，也就不要说“反腐败”和“反亏损”了。为什么说腐败和反腐败、亏损和反亏损都是一种程序？
1、什么是反腐败程序？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说腐败物质的运动是有程序的，那么，反腐败物质的运动是否也有程序？是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什么又是反腐败程序？笔者以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与“腐败程序”相反的运动程序。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反腐败程序”理解为“缺失了部分环节的腐败程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使固有“腐败程序”缺失部分环节，就变成反腐败程序。
当然，“缺失了部分程序”的腐败程序还不能说是个完整的反腐败程序，只能说它已经有反腐败程序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说腐败和反腐败、亏损和反亏损都是一定程序或者说都需要按照一定程序进行？这是因为，无论是亏损还是腐败，它们都是客观事物、物质运动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当然，也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
只要是事物、物质的都是一定质能关系、性能关系的反映或者说都是一定质能关系、性能关系的具体表达。读者千万不要以为亏损、腐败仅仅是一个结果，而在亏损、腐败现象产生之前，还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客观事物、物质曾发生那些变化。如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由于存在巨大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由于存在一定质量、性量关系，所以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以后势必能产生、转化出一定价值，因而作为物质形式而非仅仅意识形式的腐败运动有了规律性。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价值驱动的结果了。反之，当然也就说明，腐败所以具有规律性，就在于被腐败分子管理的各种公共资源存在着巨大的使用价值，当然也就可以生成相对意义上的“非必要劳动价值”了。这样，腐败物质、腐败规律与物理学意义上的“质能关系”和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关系”之间，势必会产生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腐败而产生的价值是“非必要劳动价值”，势必与物理学意义上的“质能关系”联系在一起，通过物理场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关系”来对腐败这种创造价值的方式来进行描述了，而只能用物理学意义上的“质能关系”或者说用“广义价值关系”来进行描述，因为系“非必要劳动”产物。
2、反腐败程序的本质？为何体现《腐败疫苗》？
那么，《腐败模型》的本质体现的又是什么呢？当然就体现《腐败疫苗》。为什么说《腐败模型》体现为《腐败疫苗》？这是因为，《腐败模型》的某一个部位一旦缺失，就会失去《腐败模型》意义，而一旦失去模型意义的腐败，必然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什么叫“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当然是“向着反腐败的方向转化”，这样，便起到《腐败疫苗》的作用。
用老祖宗的话说，这叫做“物极必反”。这正是，一些腐败分子为什么最终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经济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腐败现象，也就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程序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环节出现了程序的缺失，出现了另类意义上的“物极必反”。当然，腐败程序或《腐败模型》的部分缺失，还不足以彻底地摧毁腐败大厦。
为此，为了彻底摧毁腐败大厦，我们就需要从制度上或者说我们就需要从程序上对其给予重创，也就是说要善于把“反腐败程序”或者说要善于把《反腐败模型》构建起来，使《腐败模型》不仅缺失一个环节、一个程序，而是尽可能多地让其悉数缺失，虽然不可能做到让它们悉数缺失，但缺失得越多越好。如此也就说明，《腐败模型》是“反腐败程序”的母体。
笔者以为，“逆变管理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正向管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从最坏的角度”而不是“从最好的角度”出发，对“最坏”的程序实施否定，并通过对“最坏”的程序实施否定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点，显然与西方管理学有本质的不同。大家知道，西方管理学是通过“成本管理”来实现赢利，而“逆变管理学”则是对“亏损程序”实施否定。
对于政治体、经济体来说，腐败如若发生，无疑是种实实在在的亏损，而对腐败这种“亏损程序”实施否定，无疑具有赢利意义。不仅如此，它不仅具有赢利意义，而且还是种直接将亏损“逆变”为赢利的过程，具有“负负为正”或者说具有“以毒攻毒”的性质，而对于政治体、经济体来说，当然是最划算的。诚然，它必定是反腐败程序、《腐败疫苗》的性质。
（二）什么是《腐败疫苗》？有什么本质体现？
看一种经济学、管理学是否先进，不在于它产生于东方还是西方，而在于它否能够解决存在于经济社会中的疑难问题——尤其需要看其能否解决存在于现阶段经济社会的疑难问题。如解决不了，它就是由上帝创立，他即便是贯通中西文化的唐僧，又有啥值得炫耀之处？
1、什么是《腐败疫苗》？是怎样产生的？
如何才能从物质上或者说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根除腐败的大根呢？笔者以为，办法之一就是能够事先为我们的经济体、行政事业单位、部队和学校，为我们的政府和国家机关接种下《腐败疫苗》也。为“我们的经济体、行政事业单位、部队和学校，为我们的政府和国家机关接种下《腐败疫苗》”？说得多么轻巧！难道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就不知道这一点了吗？
当然知道了，可惜的是，人们至今也没有设计、生产出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就是人们还未能把经济学、管理学上升到、细化到相对论经济学、相对论管理学或上升、细化到量子经济学、量子管理学这一高度而仍然停留、陶醉在传统经济学、管理学即“投入与产出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梦境里，而不知道，我们的世界业已进入了饱和经济之时代！
那么，什么是《腐败疫苗》？笔者以为，它是种能够事先接种于经济体、政府、企事业单位机体上的，有抑制、反制贪污腐败程序生成的“反腐败机制”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定形式与意义上的贪污腐败都会由于接种了《腐败疫苗》而失去赖以产生、存在、扩张的能力。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是由于经济体、政府、企事业单位业已产生“抗体”。
真是这样的吗？是的，因为贪污腐败行为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经济体、政府、企事业单位来说，都是一种病毒，而且还是一种很难根除的病毒。如果要问它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有什么区别的话，我的回答是——它是一种产生于经济体、政府、企事业单位管理过程中的一种程序——类似于网络病毒，而不是产生于生物体、器官、细胞体上的那种细菌、病毒。
因此，在《腐败疫苗》的设计、生产、接种过程中，就必须考虑这一特殊性。既然是类似于网络病毒的程序，笔者为人们设计、生产、接种的《腐败疫苗》时也就需要体现“反程序”的性质，自然也就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程序，但可以肯定，它势必又具有商品的某些属性。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为生产它而投资。
2、《腐败疫苗》的本质？为何体现逆变管理法？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的论述须暂时告一段落，原因是，我们已经有了对腐败现象的一般认识，剩下的，就是关于如何设计、生产、接种《腐败疫苗》的问题。可以肯定，《腐败疫苗》的设计、生产、接种是比上述更加复杂的问题。具有以上认识，显然仅仅是个基础，可以说至此还没有进入设计、生产阶段，更不要说接种问题，而接种，涉及的问题将会更多。
为什么说《腐败疫苗》的接种会涉及更多的问题？这是因为，接种是个非生产过程，而是一个如何才能让大家都能接受、都原因接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一旦接受，接受的政治体、经济体就需要实施“逆变管理法”。尽管实施“逆变管理法”对凡是实施“逆变管理法”的政治体、经济体好处多多，且可以肯定在实施过程中也能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或许有读者会问，既然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那作者为什么还要担心人们不能接受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须有个认识过程。最重要的是，人们不会相信会有这么一种好的东西，或者说人们压根就不认为在管理学上也会有像生物学意义上的《腐败疫苗》、《金融危机疫苗》、《亏损疫苗》的存在。如此，势必造成、增加实施难度。
其实，大家完全没有这种担心的必要。或许又有人会问：全中国、全世界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为什么只有你能发明出来？难道人们都是吃醋的吗？诚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上述结论。可是，笔者又不得不说的是，一个机会不可能给两个以上的人，除非这两个以上的人是在同时、同地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也存在一个谁先发现的问题。
如此说来，《腐败疫苗》体现的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它就体现为“逆变管理法”。何谓“逆变管理”？显然，这不是个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不过，笔者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介绍“逆变管理法”的文章，需要这方面内容的读者，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也可以随着下述章节的展开逐渐地来认识。可以肯定，只要读者能坚持往下看，势必能得到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