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一些城市，譬如广州、深圳、北京……据说是因为过多的外来人口造成了社会和环境的压力，甚至说是“低素质人口”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干扰，于是，“提高城市门槛”或者“人口准入制度”又成了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居然还有一些地方上的两会代表，还屡次将此作为提案拿到当地的两会上去说事。然而，笔者在此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所谓“城市门槛”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城市门槛”的不可操作性尤其要指出的是，近来广州的一些媒体的报道，颇具倾向性，给人一种情绪化、非理智的印象。有一篇报道，借几个外来“高素质人员”之口，推出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逻辑。在记者笔下，这些“新客家”因为遭遇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和看到乞讨等负面现象与某些外来“低素质人员”相关，因此就要求对所有的外来“低素质人员”采取行动。甚至还有的媒体公然亮出“8成犯罪是外来人”的旗号，要用“高门槛”把他们挤兑出去。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但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手段可用？这些都会成为问题。具体而言，“低素质人员”如何定义？当一个外来人口进入广州时，你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属于“低素质”？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具有潜在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因子。即使有办法测出其素质之高低，那用什么办法来限制？用户口来进行限制，在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当然不包括港澳台）都合法的年代，这不啻是自欺欺人。
如此说来，可能的办法只有“宁可错‘限制’一百，不可错‘准入’一个”，用行政手段御“低素质”于城门之外。但这又会不会使我们滑向“孙志刚时代”？去查查当时所有的政府文件，可以说没有一个（包括“收容遣送条例”）是允许残害孙志刚们的，但结果还是失控。话再说回来，如果孙志刚健在，那么凭其学历、专业和能力，今天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外来“高素质人员”——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莫忘，莫忘！
“上海经验”辨析有专家搬出“上海经验”来说事，譬如，广州专家举出的上海数据是，2004年上海常住人口1742万，比上年净增31万；流动人口536万，比上年净增37万——问题严重。但我们再来看看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200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1778万，比上年净增36万；流动人口581万，比上年净增45万。如果广州专家举出的2004年的数字是实施“准入制度”的“基线数字”，但一年之后的2005年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其实都仍然是有增无减，而且增幅还超过了实施“准入制度”之前。所以，上海的措施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给上海市民保留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至于对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有没有起到传说中“准”或“不准”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数据。
还有一种所谓的“上海经验”，是说要用“高生活成本”来挤兑外来人口，这倒有一半是事实。怎么说，听听上海的一个段子就可以明白就里：现在的上海，住在市中心的是讲外语的，外面一圈是开国语的，真正讲上海闲话的“阿拉老上海”都搬到外环线去了。这是如今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实施的结果，你没有听到房地产商说不为穷人造房子吗？所以他们建了房子地方自然就没有穷人了。在北京，不也有10万退休老人住到河北的三河、涿县去了吗？“高生活成本”政策的“杀伤力”确实很强，但其特点是只认钱而不认人。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不管你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城市大门四面开，经济实力“搭勿够”（沪语，“不足”的意思）莫进来。不知道上海市委和市府认不认可这样的“上海经验”，还是像笔者一样，认为这是前一段（陈良宇时期）社会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
用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真正要使外来人口不再涌入城市，有没有办法？回答是肯定的，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手段，或曰市场手段。如今劳动力资源的走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本投向哪里，哪里有活儿干，有钱赚，他们就会奔向哪里。如果我们的企业家都到中西部去投资，那么那里的劳动力自然就不再会“不远千里，来到东部”，自家门口有班可上，谁还会每年冒来来回回在火车上被挤掉半条命的傻气？
所以，记者们应该去采访企业家，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中西部去投资，反而要把这么多“低素质”引到东部来？记者们也应该去问问市府的领导和官员，他们愿不愿意以降低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为代价将“喧闹羊城”换成一个“宁静广州”。
当然，这些问题，也许所有的城市居民也都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实在想不通，继续像今天这样大造不友好的舆论的话，那么也许会有一天，“低素质”也会用脚投票，走向那些认同他们为“新市民”的所在。以中国之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永远存在。
“城市门槛”的不可操作性尤其要指出的是，近来广州的一些媒体的报道，颇具倾向性，给人一种情绪化、非理智的印象。有一篇报道，借几个外来“高素质人员”之口，推出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逻辑。在记者笔下，这些“新客家”因为遭遇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和看到乞讨等负面现象与某些外来“低素质人员”相关，因此就要求对所有的外来“低素质人员”采取行动。甚至还有的媒体公然亮出“8成犯罪是外来人”的旗号，要用“高门槛”把他们挤兑出去。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但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手段可用？这些都会成为问题。具体而言，“低素质人员”如何定义？当一个外来人口进入广州时，你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属于“低素质”？如何鉴定他（她）是否具有潜在的犯罪或不良行为的因子。即使有办法测出其素质之高低，那用什么办法来限制？用户口来进行限制，在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当然不包括港澳台）都合法的年代，这不啻是自欺欺人。
如此说来，可能的办法只有“宁可错‘限制’一百，不可错‘准入’一个”，用行政手段御“低素质”于城门之外。但这又会不会使我们滑向“孙志刚时代”？去查查当时所有的政府文件，可以说没有一个（包括“收容遣送条例”）是允许残害孙志刚们的，但结果还是失控。话再说回来，如果孙志刚健在，那么凭其学历、专业和能力，今天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外来“高素质人员”——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莫忘，莫忘！
“上海经验”辨析有专家搬出“上海经验”来说事，譬如，广州专家举出的上海数据是，2004年上海常住人口1742万，比上年净增31万；流动人口536万，比上年净增37万——问题严重。但我们再来看看200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200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1778万，比上年净增36万；流动人口581万，比上年净增45万。如果广州专家举出的2004年的数字是实施“准入制度”的“基线数字”，但一年之后的2005年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其实都仍然是有增无减，而且增幅还超过了实施“准入制度”之前。所以，上海的措施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给上海市民保留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至于对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有没有起到传说中“准”或“不准”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数据。
还有一种所谓的“上海经验”，是说要用“高生活成本”来挤兑外来人口，这倒有一半是事实。怎么说，听听上海的一个段子就可以明白就里：现在的上海，住在市中心的是讲外语的，外面一圈是开国语的，真正讲上海闲话的“阿拉老上海”都搬到外环线去了。这是如今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实施的结果，你没有听到房地产商说不为穷人造房子吗？所以他们建了房子地方自然就没有穷人了。在北京，不也有10万退休老人住到河北的三河、涿县去了吗？“高生活成本”政策的“杀伤力”确实很强，但其特点是只认钱而不认人。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不管你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城市大门四面开，经济实力“搭勿够”（沪语，“不足”的意思）莫进来。不知道上海市委和市府认不认可这样的“上海经验”，还是像笔者一样，认为这是前一段（陈良宇时期）社会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
用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真正要使外来人口不再涌入城市，有没有办法？回答是肯定的，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手段，或曰市场手段。如今劳动力资源的走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本投向哪里，哪里有活儿干，有钱赚，他们就会奔向哪里。如果我们的企业家都到中西部去投资，那么那里的劳动力自然就不再会“不远千里，来到东部”，自家门口有班可上，谁还会每年冒来来回回在火车上被挤掉半条命的傻气？
所以，记者们应该去采访企业家，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中西部去投资，反而要把这么多“低素质”引到东部来？记者们也应该去问问市府的领导和官员，他们愿不愿意以降低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为代价将“喧闹羊城”换成一个“宁静广州”。
当然，这些问题，也许所有的城市居民也都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实在想不通，继续像今天这样大造不友好的舆论的话，那么也许会有一天，“低素质”也会用脚投票，走向那些认同他们为“新市民”的所在。以中国之大，“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可能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