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真正贫困的根源
贫困不只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某地区的一个乡有锡矿、铅矿、煤矿，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贫困县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产权制度
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
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没有给了父母什么回报？！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
就业制度
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不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贫困不只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某地区的一个乡有锡矿、铅矿、煤矿，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贫困县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产权制度
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
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没有给了父母什么回报？！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
就业制度
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不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