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智利领先一步,对其运转了50多年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智利政府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养老金债务不仅“了如指掌”,而且完全由财政承担下来,并把债务分解到若干年中逐步消化。因此,智利并没有因为有一大笔债务,而拖累了建立新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债务规模再大并不可怕,让其拖累新制度的建设,才是最令人担忧的。
在养老金制度转轨上,中国同智利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智利政府“快刀斩乱麻”,中国政府表现为“优柔寡断”;智利采用“休克疗法”,中国则坚持“渐进式改革”:
——智利的养老金新旧制度泾渭分明,新制度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制,旧制度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制;中国新的养老金制度“穿新鞋走老路”,名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实际上个人帐户“有帐无钱”,仅被当作记帐工具。
——智利在养老金制度转轨中只区分老人和新人,留在旧制度的就是老人,参加新制度的就是新人;中国除了有老人和新人之分外,还设计出“中人”概念,特指新制度实施前就业、实施后退休的在职职工。
——智利的养老金新旧制度简单明了,旧制度仍执行原有待遇规定,新制度则按个人帐户积累额领取养老金;中国新的养老金制度却极为繁琐,除了设计者能弄清楚以外,大多数人弄不懂养老金待遇究竟如何计发,特别是专为“中人”设计的过渡性养老金,一大堆系数让人眼花缭乱。
——智利的养老金债务非常明晰,财政每年为旧制度供款多少,兑付认可债券花多少钱,每笔帐都有据可查,并有效控制了债务规模;中国的养老金债务怎么算都是一笔糊涂帐,且无法控制,因为“中人”对新制度有强烈的恐惧感,“退休越晚越吃亏”驱使其尽早退休,因而加大债务规模。
——智利的养老金债务完全由政府承担,牢牢掌握主动权;中国期望用维持较高的企业缴费率,既偿还养老金债务,又做实个人帐户,造成企业既为老人筹资,又为新人积累的“双重负担”,几乎要把企业压垮。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仍很大,财政每年堵窟窿,长此以往定会把财政拖垮。
复杂问题用简便方式处理得当,方能显示制度设计者的聪明才智。
澳大利亚是美丽而富足的国家,也有一整套福利保障制度。尽管他们对享受政府养老金待遇的人,要进行严格的财产和收入审查,把钱发给最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但仍感到负担沉重,也在谋求变革之策。
澳大利亚在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上,并没有像智利那样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而同中国一样采用了渐进的改革方式。澳大利亚政府的高明之处是,不是立即摧毁运转多年的旧制度,而是在旧制度的旁边建立起新制度,并让新制度茁壮成长。旧制度和新制度可能会并存几十年,但新制度的成长可以减轻旧制度面临的压力。
以养老金制度改革为例。澳大利亚从1992年起发展职业年金,目前87%的工人和92%的全日制工人参加了职业年金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在发展职业年金时,也没有宣布停止执行由政府设立的养老金制度。但由于领取政府给予的养老金,必须接受严格的财产和收入审查,雇员现在参加职业年金制度,将来退休时能领取职业年金,收入来源有保证,就不能领取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因此,政府设立的养老金制度和职业年金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智利和澳大利亚的做法说明,养老金制度转轨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这两个国家还都是“带电作业”,智利政府承担了全部养老金债务,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放弃运转多年的政府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制度转轨,是对制度设计者的智慧考验。
1980年,智利政府对其养老金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即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制,由雇员缴费建立个人帐户,雇主的责任不是缴费,而是给雇员一次性提高工资,增资幅度为18%。智利政府要求,所有新就业的雇员都必须加入完全积累的新制度,已经退休人员留在过去现收现付的旧制度,在职雇员则可以选择,或进入新制度,或留在旧制度,但一旦选择就不能更改。结果是:200万在职雇员中,有160万人选择了新制度,只有40万人选择留在旧制度。
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转向完全积累,智利政府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就是由政府通过一般税收筹资,兑现对留在旧制度的退休人员和少数在职雇员的养老金承诺,总规模约300亿美元;代价之二,就是由政府发行认可债券,对选择新制度的在职雇员过去积累的养老金权利予以补偿,总规模约150亿美元。认可债券按4%的年利率计息,到在职雇员退休时才能兑现。
智利政府所承担的养老金债务,并不是在一年或几年内偿还的,而是用大约45年的时间消化。1982年,智利政府用在以上两方面的支出合计不到1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3.2%;1998年,两项支出合计36亿美元,其中兑现旧制度承诺30亿美元,兑付认可债券6亿美元,两笔支出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2.5%、GDP的5%。预计到2025年,所有债务就能全部还清。
智利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无异于“改朝换代”,但制度转换非常平稳。这得益于智利政府“处惊不乱”,更没有被总额相当于一年GDP的养老金债务所吓倒。
养老金制度转轨:还有别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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