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关于新大跃进 文章提交者：范海辛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说明，本文为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需？》中的第四部分“以威权促经济”，现改变标题） 乙： 关于经济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声明，我并未受过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只是一个票友。之所以要发表这些观点，是为了抛砖引玉，同时也想让世人知道，有这样一种发展中国经济的观点，如果其不可行，请反对者说明原因。 甲： 你的以威权促经济大跃进的提法很新鲜。大跃进，无论对当今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都是臭不可闻，何以你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会对疯狂的大跃进情有独钟？ 乙： 条件不具备时搞大跃进是发疯，条件具备了，却因种种误识而不搞，也是非理性。而且当下的中国，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要去搞大跃进，实在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迫不得已。50年代，因为错批一人而多生几亿，现在到了还债期。据众多专家测算，中国的自然资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是5－6亿，现在则是翻番。当下众多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环保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细究下来，都与超生有关。 甲： 打断一下，东西部差距问题怎么和超生有关？ 乙： 西部生态脆弱，如果将西部现在的人口减少一半或更多，西部较东部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但人均享有的自然资源多，工商从业人员工资高，东西部间就不叫差距，而是差别——在东部生活有东部的好处，在西部有西部的优惠与乐趣。 甲： 说得有理，请继续。 乙： 专家估计，人口高峰会在2030年到来，届时中国人口可达17亿，大约需要100年才会回落至5－6亿。更成问题的是，远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前十几年，中国就会进入老龄社会（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数的10％以上）。如果没有大跃进，按现在的速率发展，很有可能因人口危机而使中国崩溃。 甲： 你设想，中国会循怎样的途径崩溃？ 乙： 因财力不够，无法实现全面小康。所谓的全面小康，最多不过是2－3亿城市人口加上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村的2－3亿人口、总共5－6亿人的部分小康。还有6－7亿的农村人口则被划出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外，成为“化外之民”，任其自生自灭。这部分“化外之民”犹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必然会反抗。为维持稳定，最后只能造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如果嫌隔离墙有碍观瞻、友邦惊诧，还可采取高科技的办法，在每个“化外之民”的头皮下植入电脑芯片，由卫星的GPS对每个乡下人的行踪定位，一旦受控对象进入其不该进入的区域，监控电脑便会报警，使巡逻的军警及时赶到对其或是逮捕或是驱赶。由此导致维持稳定的成本增加。这就进一步加重税收、减少教育投入。如此的一增一减，将不可免地使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统治集团，会禀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思路，循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行——柿子拣软的捏——大跃进有风险，就放慢步伐；放慢步伐后矛盾增多，实行“会哭的孩子吃奶多”、遇到矛盾绕道走的原则。这样一方面造成各个利益集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非理性不均衡博弈，一方面使矛盾、问题不得解决，日益积压。最后，也许一根草就会压垮中国这个骆驼。 甲： 你预测的崩溃前景虽然荒诞，但并非不可能。只是我不明白，是否除大跃进外就别无他法了呢？ 乙： 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为什么许多人对大跃进这么反感呢？是否因为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非理性心态呢？其实我所主张的大跃进不过是在现在的发展速度上再稍微快一些而已，譬如，使GDP增长率从现在的8－9％升为10－15％。这样的速度并非不可能，因为韩国与日本当年也曾有过类似的记录，所不同的是，我所主张的大跃进期望这样两位数的增长率能维持10－20年，而且我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通过20年的高增长，化解人口危机带来的挑战。 甲： 我不怀疑你的良善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细节上，你的大跃进可能引发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其无可避免的负产物即是通涨。温和的通涨尚可对付，引发恶性通涨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大家都知道，坏账率奇高（据说位居世界前列，远高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证温和的通涨不会因为一件小事、甚至是恶意的流言而引发民众的挤兑提款？通涨往往被认为是政府对民众的恶意劫掠，不知你如何避嫌？ 乙： 你的问题我分两步回答，首先回答在温和通涨下，如何避免通涨对穷人和一般民众的掠夺。第二步，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先谈第一个问题： 温和通涨情况下，有工薪收入的，通过工资的增加，一般都能抵消通涨带来的损害。对于靠退休金、抚恤金生活的老弱孤寡，政府只要及时增加退休金和抚恤金，一般也能应对。因为，温和通涨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产品，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往往在弥补退休金与抚恤金的增发后，还会有盈余。 如此说来，温和通涨好像是货币符号的变化——支出涨1.3倍，收入涨1.3倍——实际什么也没发生？不是的。在通涨情况下，不是所有价格都等比率上涨，而是有的多涨、有的少涨。因此通涨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又一次分配机会。 我们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大家在市场上凭本事赚钱，“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政府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第三次分配讲奉献——政府通过慈善福利事业募集资金扶危济困。通涨是第四次分配机会，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弥补前三次分配的不完善之处。因此，温和可控的通涨，不一定是副产品，也可以是正产品，是政府利用货币手段调控社会的工具。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既要防通涨，也要防通缩，但主要应防通缩。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谈中国的货币本位。大清王朝，我们是白银本位，白银直接作为通货流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黄金本位，35－38美元无条件兑换一盎司黄金，故那个时期美元在中国又被称为美金。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现在世界各国货币都实行国家信用本位。 我朝在改革开放之前，货币实行的是商品本位，政府手里掌握12元的物资，发行壹圆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显然不是商品本位了，但现在人民币是何本位，因无人研究，谁都无法说清。由此，问题就产生了——过去大批不是商品的资源，如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等，现在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占用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央行如果在发行货币时未将这一变化考虑进去，势必会造成通缩。我认为97年至02年的通缩即是由此形成。02年之后由于房地产热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多年不见的通涨又被人当作“狼来了”一样喊了起来。好像通涨才是最大的危险，而长期存在的通缩倒成了稳定的代名词。 通涨与通缩都有危害，但对于中国这样的新生经济体而言，通缩的危害更大。这就如同过瘦与肥胖都会危害健康一样，但对于儿童来说，过瘦的危害甚于肥胖。中国通缩的具体表现为（1）竞争领域的物价不动或走低；（2）工资水平长期不动并在GDP中的比例稳步下降；（3）内需不振。 由于货币理论不明，导致改革以来央行货币发行纯粹靠经验——经济过热就少发，过冷就多发。问题在于对冷热的判断。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GDP年增长率5％为过冷，而这样的增长率对格林斯潘的美国来说就是过热。煤电油运的紧张是经济过热，减少货币供应会缓解其状况，但说到底，资源的紧张并非由货币直接造成。减少货币供应虽然缓解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但也减弱了市场增加煤电油运供应的能力。 资源瓶颈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但解决这一制约与货币合理供应有关。如果减少货币供应，使通货紧缩，那么解决这一制约的冲动也会相对减弱。如果货币供应充裕，引发煤电油运价格上涨，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将有更多商人愿意投资这一领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目前制约市场解决煤电油运瓶颈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货币供应，其次是国家垄断。 解决煤电油运的瓶颈无非是开源节流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较充裕的货币供应。先说“节流”。要使节能、节约资源成为可能，首先需要有较热的经济背景。通缩的情况下，先倒霉的总是煤电油运等基础部门。在煤炭卖不掉的情况下，节能器具、节能新技术就没有市场，所谓“节流”也无从谈起。而在经济较热、过热的情况下，能源价格飙升，各种节能、节水、节约土地的器具、技术与措施才会有市场或有被采用的可能。 在“开源”方面，就更需要充裕的货币供应。因为，对煤电油运的投资，一般都有数额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普遍自有资金不足，融资手段有限。如果银行惜贷，“开源”就是一句空话。而且在银行惜贷的情况下，所有的资金都被引向能短平快带来收益的地方，这就使银行外的资金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其结果就是，银行外的有限资金往往成为民间高利贷的主体，当下，这些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稳定在20－30％之间。企业一般只有在短期“调头寸”时，才会以天为计息单位借贷。有谁会去借高利贷来上这种煤电油运的项目？ 甲： 你说的因银行惜贷导致高利贷活跃的情况我很感兴趣，因为以前很少听人说起。我想，这也许是中国风险投资无法建立的原因。 乙： 风险投资与煤电油运的投资相同，都是理性资本主义的投资，与高利贷、股票这种投机性的非理性资本主义不一样。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说是坏的资本主义，一般有投机性、垄断性、寄生性的特点。其存在与生长，需要通缩的环境。 甲：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新观点，能说说为什么吗？ 乙： 通缩的情况下，“现金为王”（Cash is the King），“为王”的含意就是利用奇货可居的不对等地位进行掠夺，这也是我前面抨击的“非均衡博弈”。也只有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现金形态的资本才会孳生出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 甲： 那为什么在通涨的情况下，手中握有某种奇货可居的资产（石油、地块、某种技术或专利）的资本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呢？ 乙： 我们知道，资本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现金资本，一为资产资本。资产资本大多是实物，也可以是某种权利、技术等非实物。现金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好、赢利性差；而资产资本是流动性差、赢利性好。但二者的最大差别是规定性数量的多寡不同。现金资本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符号，因此具有抽象性。它只有量的规定性，没有质的规定性（至少在一种货币体系内）。而资产资本因为具有“实业”的形态，故其规定性远大于现金资本。譬如石油资本，其规定性就有技术的、地域的和周期性的等。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些规定性石油资本就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这些非理性的特性，而是说与规定性少的现金资本比较，它相对不太容易孳生这些不好的东西。还是以石油资本为例，在货币供应充裕甚至过量的情况下，钱不值钱，某老板掌握大量油井，自然容易形成垄断性和寄生性。但有人发明了煤制油技术，这个油井老板的垄断地位便会动摇。因为实业资本存在着技术的规定性，因此技术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就有很大的话语权，只要得到资金的支持，技术的规定性甚至能克服地域和周期形成的制约。但是面对较少规定性的现金资本，技术就无发言权。 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讨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孰优孰劣的，而是比较温和通涨与温和通缩的优劣。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理论，仅凭经验、凭经济的冷热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往往会导致温和的通缩。 甲： 是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求稳怕乱呢？ 乙： 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但不限于此。凭经验、凭冷热决定货币发行量也是一个因素。与美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应该相对热一些，但是热多少为正常呢，应该有相应的理论，不能仅凭经验拍脑袋。譬如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中的16、17岁的青少年来说，摄氏37.0-37.5℃都是正常的，但对成年人或未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儿童来说，这样的体温就不正常，属于低热。同理，10－15％的增长率对于美国肯定是过热，但对于中国就不一定。可是眼下的主流舆论都认为这是过热，理由呢？就是煤电油运瓶颈凸现。 我认为，有瓶颈的制约是正常，感受不到这个瓶颈的制约则是经济过冷。面对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们应该迎难而上，不能知难而退——减少货币供应，降低发展速度。因为，相对于先发国家、甚至相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中国的崛起已没有他们当时的较宽松环境了。英国当年崛起，遇到人口压力，可以对外殖民。你看看当今四大洲、五大洋，有多少不列颠后裔？今天如果将这些人都塞回英伦三岛，约翰牛能有好日子过吗？还不是动辄即遇煤电油运的瓶颈？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欧美市场对之基本不设限，哪像今日中国，动辄以“反倾销”伺候。我们今天的崛起，可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有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国际夹击，身后有13－17亿人口全面小康的压力。在这样险恶条件下的发展，哪有轻松与从容可言？不理会客观存在的险恶环境，只想求稳怕乱，那就会以西方的标准来决定中国经济的冷热状态，使本来应该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的经济跌入温和通缩状态、使增长率本来可以在12－15％的高位被迫跌入6－7％。 甲： 在经济问题上，我渐渐被你说服了。政府一遇经济发热，就赶忙踩刹车、关银行的龙头。这种做法实际是“柿子拣软的捏”，或正如你所说的，面对国际上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夹击，只好打压农民要求小康的愿望——反正打压他们不会遇到反弹。但是，说不定这真是中国人的宿命呢？经济会否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时因政府不关银行的龙头，引发恶性通涨？ 乙： 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出现的概率比较小。为什么？就是因为货币本位的转型。在我国货币本位从陈云时期的产品－商品本位转向国家信用本位时，大量过去不被认为是商品的资源——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特许权等进入流通，但货币并未因此而多发，这就是政府屁股底下生出一座金山来的原因，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含金量上升、世界各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的原因。 货币的本质是财富，货币不过是可流通财富的符号。央行发行货币是根据市场需要量来确定，但市场的需要量该如何确定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稳健派认为温和通缩是市场的需要量，跃进派则认为温和通涨是市场实际需要量。但防止恶性通涨有两条底线，首先是政局稳定，因为现在的货币本位是国家信用，如果因为民主或不民主而使政局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众人对人民币的信心。其次，你这个社会可流通的财富的总量就是货币发行量的上限。只要你发行的货币总量低于财富总量，恶性通涨就不会出现，即使由于一时失误出现，也易于纠正。 甲： 那么现在人民币50多年来累计发行总量是多少、社会可流通的财富总量又是多少？二者的比例是否恰当？ 乙： 我没有找到官方的数字，但从网上一篇文章（《贱卖中国》，作者“草庵居士”可能是旅居美国的经济学票友）中得知，解放初期是8万亿，现在是20多万亿，而社会财富总量则是200－300万亿。我认为，解放初期的8万亿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经济项目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央行怎么会发行8万亿的货币呢？现在20多万亿的数字比较可靠，而财富总量估计还是偏低。据估计，正常的货币保有量应该是10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少发了约70万亿，是已有量的3倍多。这也是为什么壹圆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与壹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接近的原因。为什么美国人要压我们的人民币升值呢？就是因为你货币少发，币值被严重低估。其被低估值与少发量应等同。如果使现在的人民币发行量从30万亿升到100万亿，实际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3％，即从原来的8.25比1升为2.48比1。这样的汇率接近两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也是美国人暗中希望的人民币升值目标。 甲： 如果我们不主动多发货币而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于10年内逐步使人民币汇率降到1比2.48,这两种做法的利弊如何？ 乙： 人民币不升值，就是把我们的血汗钱送人。中国人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帮助美国人克服通涨。逐步升值不过是逐步减少送人的钱。但升值又会使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多发人民币既可拉动国内大跃进，又可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 甲： 经你这么一分析，我大致弄清了币值低估、国内血汗工厂与国内官僚买办财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国内的官僚买办是如何占有民工的血汗钱的呢？看来是借了币值低估的光。没有币值低估，中国人的产品就无法换到美元，只有换到美元——哪怕为此每赚一美元就要送掉2美元——他们才能从国际资本手中分到一杯羹。 乙： 虽然价值的分配路径是如此，但我不同意你的推论。你的这一推论中“意图伦理”的气味太重，好像有人早知如此而故意为之似的。实际情况是币值的低估是随着中国人的财富逐步增加而逐步产生的，而且在劳力密集、技术附加值低的情况下，我们当时只有以血汗来换钱这一条路。现在币值低估的情况明显了，我们应该适时转换策略，由外贸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但不能因此把当初倚重外贸积蓄资本的做法说成是官僚买办勾结国际资本剥削民工血汗。我认为，讨论问题最忌伦理拷问与诛心之术。 甲： 这个问题我不与你争论。通过你的分析我得出结论，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易通涨只易通缩。不过我不明白，货币少发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没听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意见？难道真如有人说的，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人？但既便如此，为何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就没有一个看出这个问题，反而由你这个外行发现了此问题？ 乙： 我还不十分肯定货币少发是否是个真问题，也不清除经济学家对此的意见。但对于造成我国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易通缩而不易通涨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眼光还要更开阔些，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寻找。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于供给能力不强、体制内又是吃大锅饭，故容易通涨。但在市场条件下，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特定条件下，由于下列原因，易于产生通缩： 1， 大量超生人口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抑制了工资水平的增长； 2， 制度不合理导致基尼系数偏高，使大量财富聚于少数精英，工农大众所得份额偏少。富人消费有限，大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因贫穷导致内需不振。按联合国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我国九亿农村人口收入尚达不到日均1美元的标准，遑论消费！ 3， 社保体系不完善，致使城市居民面对医疗、失业、养老及子女教育支出预期加大而不敢消费； 4， 房价走高使城市居民将其收入大头投入储蓄或还按揭，其他方面的消费被迫压缩； 5， 人民币已从计划时代的一国通货变为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通货。例如，香港一地前几年就有700亿人民币流通，俄罗斯有多少？东南亚又有多少？央行怕是心中无数。这些流到境外的货币并未在发行时被扣，因而加剧了国内的通缩； 6， 中华民族历来有量入为出的传统，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的弊端后，这一传统得以恢复。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一传统，中国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是一种容易导致通缩而不易通涨的文化传统； 7， 中国有一个贪官阶层，这些人一不打工二不作买卖，只是将款存于银行或放高利贷。通涨会使其资产缩水，通缩会使其增值。在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这个阶层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8， 弱智保守的统治集团总是将通涨等同于动乱、将通缩等同于稳定。因此仅从维持稳定、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而言，统治集团也会选择通缩而不会选择通涨； 9， 这几年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力都将在未来几年进入产出期，如果货币发行依然取现在的保守政策，即使在垄断的煤电油运领域全面涨价的情况下，恐怕都无法阻止物价总水平的下跌。 甲： 通缩还是通涨的问题，我们这些经济学外行很难一下子搞清。不过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问题，我认为你的论述有说服力，就是不知道那些力防通涨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反驳你。还有，我认为你提出的计划经济易通涨、市场经济易通缩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我朝的几次通涨不都是在“吃大锅饭”体制下发生的吗？看看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好像也是通缩多于通涨。特别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那是通缩惹的祸。后来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实际还不是多发货币解的围？ 乙： 在金本位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通涨，只会发生通缩。通涨只会在纸币（法币）本位的情况下发生。你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于货币本位的变化发展有关，而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这些政治阶段无关。 我们在这一章专门讨论大跃进的问题，要辨清大跃进是否可行的问题，首先就不能回避货币问题，因为货币乃经济发展的汽油。从我朝建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货币发行是控制经济进速快慢的油门。但如果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来看，又没有货币的这种关键作用，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 甲：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是指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货币则是财产私有社会的产物。你是想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是听你谈，说错了也不要紧，这本来就是探讨，不是布道。 乙： 我很怀疑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这种汽油的角色。你到中国各地去考察，到处都要上项目，所缺的就是钱。如果撇开钱，当地的项目除了劳动对象和部分劳动力外，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他们还缺劳动工具和专业技术（掌握特殊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他们需要钱就是为了购买这些设备、材料和聘用这些专业人员。但是生产这些设备、材料的商家和掌握这些技能的专业人员又何尝不想被购买、被聘用？货币不过是在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下分配生产力三要素的手段。它之所以能充当这一手段，在于它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的劳动力。 甲： 你的这一推论挺有趣，七推八推，推到最后，货币竟然等于劳动力。 乙： 我说货币的本质是财富，你不觉奇怪，财富难道不是被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吗？人类社会迄今所拥有的财富难道不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或说是劳动力的物化吗？因此，我认为，货币的本位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源。这并非是我的发明，而是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发明。张五常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倒是不谋而合，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美元为何坚挺，就是因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大部分被其网罗。 甲：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强势货币，主要不是应为精英多，而是因为美国富裕、强大。 乙： 她为什么富裕、强大？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当然，美国资源丰富也是她富强的原因，但非主要原因。你看日本和瑞士，虽然资源贫乏，但因为人才多，其货币不是一样被人看好吗？ 甲： 原来你怀疑货币的作用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官员在发展经济时都是见钱不见人，不知道钱的本质实际就是掌握技能的人。 乙： 的确如此。换一个视角来看货币，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如果不考虑货币，经济发展的限制就在于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平衡。你这个项目能不能上，要看这三要素是否充裕、允许。三缺二、三缺一都不行。但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好的项目，生产力的三要素都具备，就是缺钱，结果不能上。 甲：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通缩。 乙： 判断通缩有许多标准，但官员与学界就是没有用生产力三要素来衡量的，我认为这不正常。 再来看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生产能力放空、闲置。从生产力三要素来看是不合理的，实际就是通缩。这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不得了的大问题，因此很容易就被解决了。以此反观当下的中国经济，这一缺钱的问题仍深深地困扰着我们。官学两界都认为“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与愚蠢——对通涨的非理性担忧。 甲： 从三要素的视角看，煤电油运的紧张，不正是说明大跃进的不可行吗？ 乙： 我认为，正是通缩削弱了我们解决煤电油运问题的能力。而且正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缩的结局。 甲： 此话如何理解？ 乙： 如果因为资源、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制约而放弃现代化的努力和要求，那是最愚蠢、最没出息的。放眼全球，资源贫乏的往往出富国，如瑞士与日本，而资源丰富的反而多穷国，如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这说明，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劳动对象（自然资源），而是人。有了掌握了科技知识的人力资源，人可以改变劳动对象，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一国的禀赋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人力资源的改变而改变。 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无所作为、安贫乐道，这不是尊重客观规律，而是懒汉、懦夫哲学。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不能被客观条件所束缚，而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朋友。 具体到中国煤电油运的问题上，首先要纠正的一点是，中国人均占有的各类资源在世界上并非最为恶劣，而是位居中等，有些资源还是相对较为富裕的，如煤炭资源。现在的煤炭紧张，正是铁路垄断和长期通缩造成煤价过低、对煤矿安全、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所致。 如果资金充裕，在克服煤电油运瓶颈的束缚上，现在就值得大规模投资的项目有：1，煤变油项目。2，东、南海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开采项目。3，海底可燃冰的应用与开发项目。4，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其中包括新疆与内蒙的风电场与光伏电站及东海与台湾海峡的大型海上风电场等项目）。5，深海大洋底部的金属核的工业规模采集项目。6，植物油代燃油项目（通过南水北调和菌肥技术使中西部地区的荒地开垦种植植物油料，并经过加氢工艺使之成为柴油、汽油的替代品。如遇粮食危机，此土地可迅速由油料种植改为粮田）。7，…… 上述的每一个项目的实施，在缓解煤电油运的制约时，都不可避免地提升其价格，这逼使中国人在使用较为昂贵的资源时要发展出世界一流的节约技术。这一结果实际是中国以丰富的人力资源补偿天然资源不足的努力。这一努力肯定会获得成功，因为并不存在人力资源无法替代自然资源的客观规律。人力资源不会创造物质，但能利用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源。有人曾经认为，只有金属才能成为坚固、廉价的结构材料，但现在人类已经发明用更坚固、更廉价的有机高分子材料替代金属的科技。马尔萨斯牧师曾经预言地球的资源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然而自马尔萨斯以来，地球人口不知翻了几番，人均拥有的食物不减反增。这都说明人力资源是比自然资源更宝贵的资源。要凸现人力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有较为充裕的货币供应，使现金为王的环境变为科技为王。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煤电油运的瓶颈才不足以阻挡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不输于日本的人均现代化水平。 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讨论，到此可告一段落。下面谈谈这场大跃进的必然性。 甲： 如果大跃进不会引发恶性通涨、并且有利于克服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欢迎，就不必要再讨论她的必然性了吧？ 乙： 站在穷人、老百姓的立场上，大跃进只要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他们当然会欢迎，因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现状不满意，渴望通过大跃进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但是对于处于豪富状态的统治集团而言，你不但要化解他们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担忧，还要使他们相信，不如此的可怕后果。因为搞不搞大跃进毕竟是他们说了算。 甲： 还是你考虑得全面，愿洗耳恭听。 乙： 对于大跃进的必要性的论证，我打算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和马斯洛的需求论以及中心－边缘格局这三个方面入手。 先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来看。当今发达世界的第一梯队可以说是以新教为首的基督教文明，西欧北美澳大利亚都是新教为主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天主教国家基本上是尾随其后，但天主教文化的次生地——拉丁美洲则不在此列。第二梯队则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谁是接下来的第三梯队呢？有人认为是东正教文化圈的俄罗斯和东欧，也有人认为是天主教文化圈的拉丁美洲。中国按人均GDP来看，当然是在上述二者之后，但按发展速度来说，有可能超出东欧与拉丁美洲。如果从文化理性的角度而言，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第三梯队。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文化。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主要是冷战格局中美国的大力扶持。但是，冷战中美国不也扶持菲律宾吗？再说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也与美国关系不大。目前众多学者基本认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儒家文化，因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其富人多为华人（华裔）。这方面的原因，只要你比较一下华人在勤劳、宽容与重视教育等方面与当地土著和穆斯林的差别，就能大致明白。 稍逊于中国的有印度，还有动荡不安的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最落后的则是黒非洲地区。 甲： 从勤劳、宽容、重视教育这三方面来说，印度人和华人应该说是难分伯仲，你不能因为目前两国在GDP上的差距而看轻了印度。我认为，不远的将来，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对能源依赖程度和环境的破坏程度比我们低，因此后劲比我们足。 乙： 不否认你说的这种可能，但依我的文化理性的理论，我认为，印度文化因为在理性上落后于儒家文化，所以印度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超过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韦伯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做了秩序如下的排列——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家、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我认为，这一排列基本上反映了各种宗教文化在理性上的梯度差别，当然，不是严格依此秩序。 韦伯关于理性因宗教不同而有差距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形成互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畜力磨与蒸气磨产生的文化理性自然有了高下之别。资本主义只能首先产生于新教文化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新教是所有宗教中理性最强的。为什么英国人将他们的政治制度移植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度而所得结果大相径庭？就是因为移入地的宗教文化理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印度文化是奴隶制的产物，与英国工业文明的政治制度间的落差太大，而同为华人的香港和新加坡属儒家文化圈，而儒教是前工业文明中发展到顶点的佃农制农耕文明的产物（清康乾时期人均GDP高于工业革命刚起步的英国），因此理性落差最小，制度移植、对接容易成功。 既然你看好印度，不妨将古希腊、古中华与古印度的哲学作一比较。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认为，不是所有的古文化都会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譬如古埃及就没有产生哲学。只有古希腊、古中华和古印度这三种古文化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哲学。比较这三种哲学，他认为古希腊哲学以说理见长，古印度以说教见长，而古中华，处于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印度哲学之间，半是说理、半是说教。这一分析，我认为很精辟。印度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就在于理性的落后，在于神秘主义文化的盛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已经进入世俗化阶段（《史记 货殖列传》描绘汉朝时期的中国，“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现代的印度人尚处于宗教的神圣化阶段，宗教活动占去了老百姓的许多精力与时间，老百姓逐利的动机远弱于世俗化的中国人。没有世俗化，这也许是伊斯兰文化圈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黒非洲是最可悲的，因为这个大陆在西方殖民者将他们拖入全球化之前，尚未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和摆脱了原始巫术的宗教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缺乏（文明）文化的大陆。 甲： 照你说，从文化理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继日本与四小龙的第三梯队，不知其理由何在？ 乙： 韦伯认为，在世界的主要九种宗教中，只有新教与儒教是主张入世的，其余都是出世的（脱离红尘、脱离世俗功名）。但是这种出世哲学仅仅使中国没有陷入比伊斯兰与印度更落后的境地，并没有保证中国会超出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而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三梯队。因为新教与儒教在入世观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新教以积极的态度宰割世界，儒教以消极的态度适应世界。当这种消极的适应被积极的宰割多次打败后，中国人自认为选择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理性（西方宰割理性的一种），但这种理性并未使自己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获胜，相反倒是传统儒家理性与西方主流理性的对接，使四小龙先于其文化母体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文化理性上的原因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另一种走势——“若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未打内战或是在内战中最后获胜，美国人会不去扶持蒋介石而去扶持自己昔日的敌人小日本吗？二战后美国最大的对手是苏联，中苏接壤几千公里，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无疑是美国对付苏联、遏制苏联的最好盟友。如果美国人一心扶持中国对抗苏联，那么他们犯得着在扶持中国的同时再去扶持小日本吗？中国在二战后始终站在美国人一边，政治上实行专制权威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再加上大量美援，在这种制度与国际条件下想不富都难。”（摘自拙作《小日本的猖狂与蒋介石的过错》） 甲： 照你的说法，中国曾经与第二梯队失之交臂，而作为儒教文化次生地的四小龙后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说明中国具有成为超过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的第三梯队的潜能。 乙： 是这样。 甲： 这是你从文化理性的比较上所作的论证。那么马斯洛的理论又怎么与中国的大跃进有关呢？ 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不同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前对高层次的需求不感兴趣。而且其当令需求具有刚性，不可被打压。根据他的这一理论，我认为中国人的温饱、小康目标，可分为“吃、穿、用、住、行”这五个层次，其中“吃、穿”两个层次就是温饱，“用”——狭义指家用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手机等），广义指城市生活。“住”和“行”则分别指人均一室的成套住房和私家车。 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基本已解决了“用”的问题，需求指向住房和轿车，农村居民大部分越过了温饱线，需求指向“用”的问题，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解决上下水、燃气、环卫、医疗、教育、通讯、交通等问题，实际是城市化或新农村的问题。所谓的全面小康，就是“用住行”三个层面的需求满足。这也是近年来房地产热、城市化热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需求，当局面临两难选择——或者是满足这一需求，从而引发大跃进、温和通涨；或者是打压这一需求，收紧银根、釜底抽薪。现在看来，政府选择了打压。但是，由于这一需求的刚性，这样的打压必定会引起反弹。“陆肆”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当年城市居民对于“用”的需求受到“彩电票”、“冰箱票”以及官倒、腐败等因素的打压、挤压所致。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面。我提出的物质需求方面的“吃穿用住行”的五个层面实际包含了生理、安全、社交这几个比较基本的需求。面对政府的打压，当城市居民因高房价而被迫两代三代同居一室、乡下人因贫困无钱就医时，民众的苦难就会自动指向官员的腐败与富人的贪婪。这就是打压引起的反弹。对于这种反弹，你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无法安抚的。 |
| [原创]关于新大跃进 文章提交者：范海辛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说明，本文为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需？》中的第四部分“以威权促经济”，现改变标题） 乙： 关于经济这一部分，我首先要声明，我并未受过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只是一个票友。之所以要发表这些观点，是为了抛砖引玉，同时也想让世人知道，有这样一种发展中国经济的观点，如果其不可行，请反对者说明原因。 甲： 你的以威权促经济大跃进的提法很新鲜。大跃进，无论对当今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都是臭不可闻，何以你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会对疯狂的大跃进情有独钟？ 乙： 条件不具备时搞大跃进是发疯，条件具备了，却因种种误识而不搞，也是非理性。而且当下的中国，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要去搞大跃进，实在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迫不得已。50年代，因为错批一人而多生几亿，现在到了还债期。据众多专家测算，中国的自然资源，最理想的承载人口是5－6亿，现在则是翻番。当下众多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环保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细究下来，都与超生有关。 甲： 打断一下，东西部差距问题怎么和超生有关？ 乙： 西部生态脆弱，如果将西部现在的人口减少一半或更多，西部较东部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但人均享有的自然资源多，工商从业人员工资高，东西部间就不叫差距，而是差别——在东部生活有东部的好处，在西部有西部的优惠与乐趣。 甲： 说得有理，请继续。 乙： 专家估计，人口高峰会在2030年到来，届时中国人口可达17亿，大约需要100年才会回落至5－6亿。更成问题的是，远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前十几年，中国就会进入老龄社会（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数的10％以上）。如果没有大跃进，按现在的速率发展，很有可能因人口危机而使中国崩溃。 甲： 你设想，中国会循怎样的途径崩溃？ 乙： 因财力不够，无法实现全面小康。所谓的全面小康，最多不过是2－3亿城市人口加上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村的2－3亿人口、总共5－6亿人的部分小康。还有6－7亿的农村人口则被划出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外，成为“化外之民”，任其自生自灭。这部分“化外之民”犹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必然会反抗。为维持稳定，最后只能造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如果嫌隔离墙有碍观瞻、友邦惊诧，还可采取高科技的办法，在每个“化外之民”的头皮下植入电脑芯片，由卫星的GPS对每个乡下人的行踪定位，一旦受控对象进入其不该进入的区域，监控电脑便会报警，使巡逻的军警及时赶到对其或是逮捕或是驱赶。由此导致维持稳定的成本增加。这就进一步加重税收、减少教育投入。如此的一增一减，将不可免地使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的统治集团，会禀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思路，循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行——柿子拣软的捏——大跃进有风险，就放慢步伐；放慢步伐后矛盾增多，实行“会哭的孩子吃奶多”、遇到矛盾绕道走的原则。这样一方面造成各个利益集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非理性不均衡博弈，一方面使矛盾、问题不得解决，日益积压。最后，也许一根草就会压垮中国这个骆驼。 甲： 你预测的崩溃前景虽然荒诞，但并非不可能。只是我不明白，是否除大跃进外就别无他法了呢？ 乙： 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为什么许多人对大跃进这么反感呢？是否因为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非理性心态呢？其实我所主张的大跃进不过是在现在的发展速度上再稍微快一些而已，譬如，使GDP增长率从现在的8－9％升为10－15％。这样的速度并非不可能，因为韩国与日本当年也曾有过类似的记录，所不同的是，我所主张的大跃进期望这样两位数的增长率能维持10－20年，而且我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通过20年的高增长，化解人口危机带来的挑战。 甲： 我不怀疑你的良善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细节上，你的大跃进可能引发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其无可避免的负产物即是通涨。温和的通涨尚可对付，引发恶性通涨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大家都知道，坏账率奇高（据说位居世界前列，远高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证温和的通涨不会因为一件小事、甚至是恶意的流言而引发民众的挤兑提款？通涨往往被认为是政府对民众的恶意劫掠，不知你如何避嫌？ 乙： 你的问题我分两步回答，首先回答在温和通涨下，如何避免通涨对穷人和一般民众的掠夺。第二步，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先谈第一个问题： 温和通涨情况下，有工薪收入的，通过工资的增加，一般都能抵消通涨带来的损害。对于靠退休金、抚恤金生活的老弱孤寡，政府只要及时增加退休金和抚恤金，一般也能应对。因为，温和通涨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产品，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往往在弥补退休金与抚恤金的增发后，还会有盈余。 如此说来，温和通涨好像是货币符号的变化——支出涨1.3倍，收入涨1.3倍——实际什么也没发生？不是的。在通涨情况下，不是所有价格都等比率上涨，而是有的多涨、有的少涨。因此通涨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又一次分配机会。 我们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大家在市场上凭本事赚钱，“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政府通过税收来劫富济贫；第三次分配讲奉献——政府通过慈善福利事业募集资金扶危济困。通涨是第四次分配机会，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弥补前三次分配的不完善之处。因此，温和可控的通涨，不一定是副产品，也可以是正产品，是政府利用货币手段调控社会的工具。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如何防止恶性通涨？ 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既要防通涨，也要防通缩，但主要应防通缩。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谈中国的货币本位。大清王朝，我们是白银本位，白银直接作为通货流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黄金本位，35－38美元无条件兑换一盎司黄金，故那个时期美元在中国又被称为美金。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现在世界各国货币都实行国家信用本位。 我朝在改革开放之前，货币实行的是商品本位，政府手里掌握12元的物资，发行壹圆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显然不是商品本位了，但现在人民币是何本位，因无人研究，谁都无法说清。由此，问题就产生了——过去大批不是商品的资源，如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等，现在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占用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央行如果在发行货币时未将这一变化考虑进去，势必会造成通缩。我认为97年至02年的通缩即是由此形成。02年之后由于房地产热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多年不见的通涨又被人当作“狼来了”一样喊了起来。好像通涨才是最大的危险，而长期存在的通缩倒成了稳定的代名词。 通涨与通缩都有危害，但对于中国这样的新生经济体而言，通缩的危害更大。这就如同过瘦与肥胖都会危害健康一样，但对于儿童来说，过瘦的危害甚于肥胖。中国通缩的具体表现为（1）竞争领域的物价不动或走低；（2）工资水平长期不动并在GDP中的比例稳步下降；（3）内需不振。 由于货币理论不明，导致改革以来央行货币发行纯粹靠经验——经济过热就少发，过冷就多发。问题在于对冷热的判断。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GDP年增长率5％为过冷，而这样的增长率对格林斯潘的美国来说就是过热。煤电油运的紧张是经济过热，减少货币供应会缓解其状况，但说到底，资源的紧张并非由货币直接造成。减少货币供应虽然缓解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但也减弱了市场增加煤电油运供应的能力。 资源瓶颈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但解决这一制约与货币合理供应有关。如果减少货币供应，使通货紧缩，那么解决这一制约的冲动也会相对减弱。如果货币供应充裕，引发煤电油运价格上涨，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将有更多商人愿意投资这一领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目前制约市场解决煤电油运瓶颈的阻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货币供应，其次是国家垄断。 解决煤电油运的瓶颈无非是开源节流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较充裕的货币供应。先说“节流”。要使节能、节约资源成为可能，首先需要有较热的经济背景。通缩的情况下，先倒霉的总是煤电油运等基础部门。在煤炭卖不掉的情况下，节能器具、节能新技术就没有市场，所谓“节流”也无从谈起。而在经济较热、过热的情况下，能源价格飙升，各种节能、节水、节约土地的器具、技术与措施才会有市场或有被采用的可能。 在“开源”方面，就更需要充裕的货币供应。因为，对煤电油运的投资，一般都有数额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普遍自有资金不足，融资手段有限。如果银行惜贷，“开源”就是一句空话。而且在银行惜贷的情况下，所有的资金都被引向能短平快带来收益的地方，这就使银行外的资金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其结果就是，银行外的有限资金往往成为民间高利贷的主体，当下，这些高利贷的年利率一般稳定在20－30％之间。企业一般只有在短期“调头寸”时，才会以天为计息单位借贷。有谁会去借高利贷来上这种煤电油运的项目？ 甲： 你说的因银行惜贷导致高利贷活跃的情况我很感兴趣，因为以前很少听人说起。我想，这也许是中国风险投资无法建立的原因。 乙： 风险投资与煤电油运的投资相同，都是理性资本主义的投资，与高利贷、股票这种投机性的非理性资本主义不一样。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或说是坏的资本主义，一般有投机性、垄断性、寄生性的特点。其存在与生长，需要通缩的环境。 甲：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新观点，能说说为什么吗？ 乙： 通缩的情况下，“现金为王”（Cash is the King），“为王”的含意就是利用奇货可居的不对等地位进行掠夺，这也是我前面抨击的“非均衡博弈”。也只有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现金形态的资本才会孳生出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 甲： 那为什么在通涨的情况下，手中握有某种奇货可居的资产（石油、地块、某种技术或专利）的资本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呢？ 乙： 我们知道，资本可分为两种形态，一为现金资本，一为资产资本。资产资本大多是实物，也可以是某种权利、技术等非实物。现金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好、赢利性差；而资产资本是流动性差、赢利性好。但二者的最大差别是规定性数量的多寡不同。现金资本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符号，因此具有抽象性。它只有量的规定性，没有质的规定性（至少在一种货币体系内）。而资产资本因为具有“实业”的形态，故其规定性远大于现金资本。譬如石油资本，其规定性就有技术的、地域的和周期性的等。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些规定性石油资本就不会孳生投机性、垄断性和寄生性这些非理性的特性，而是说与规定性少的现金资本比较，它相对不太容易孳生这些不好的东西。还是以石油资本为例，在货币供应充裕甚至过量的情况下，钱不值钱，某老板掌握大量油井，自然容易形成垄断性和寄生性。但有人发明了煤制油技术，这个油井老板的垄断地位便会动摇。因为实业资本存在着技术的规定性，因此技术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就有很大的话语权，只要得到资金的支持，技术的规定性甚至能克服地域和周期形成的制约。但是面对较少规定性的现金资本，技术就无发言权。 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讨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孰优孰劣的，而是比较温和通涨与温和通缩的优劣。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理论，仅凭经验、凭经济的冷热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往往会导致温和的通缩。 甲： 是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求稳怕乱呢？ 乙： 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但不限于此。凭经验、凭冷热决定货币发行量也是一个因素。与美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应该相对热一些，但是热多少为正常呢，应该有相应的理论，不能仅凭经验拍脑袋。譬如对于正处于身体发育中的16、17岁的青少年来说，摄氏37.0-37.5℃都是正常的，但对成年人或未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儿童来说，这样的体温就不正常，属于低热。同理，10－15％的增长率对于美国肯定是过热，但对于中国就不一定。可是眼下的主流舆论都认为这是过热，理由呢？就是煤电油运瓶颈凸现。 我认为，有瓶颈的制约是正常，感受不到这个瓶颈的制约则是经济过冷。面对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们应该迎难而上，不能知难而退——减少货币供应，降低发展速度。因为，相对于先发国家、甚至相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中国的崛起已没有他们当时的较宽松环境了。英国当年崛起，遇到人口压力，可以对外殖民。你看看当今四大洲、五大洋，有多少不列颠后裔？今天如果将这些人都塞回英伦三岛，约翰牛能有好日子过吗？还不是动辄即遇煤电油运的瓶颈？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发展时，欧美市场对之基本不设限，哪像今日中国，动辄以“反倾销”伺候。我们今天的崛起，可说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有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国际夹击，身后有13－17亿人口全面小康的压力。在这样险恶条件下的发展，哪有轻松与从容可言？不理会客观存在的险恶环境，只想求稳怕乱，那就会以西方的标准来决定中国经济的冷热状态，使本来应该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的经济跌入温和通缩状态、使增长率本来可以在12－15％的高位被迫跌入6－7％。 甲： 在经济问题上，我渐渐被你说服了。政府一遇经济发热，就赶忙踩刹车、关银行的龙头。这种做法实际是“柿子拣软的捏”，或正如你所说的，面对国际上市场与资源的双重夹击，只好打压农民要求小康的愿望——反正打压他们不会遇到反弹。但是，说不定这真是中国人的宿命呢？经济会否在温和通涨状态下运行时因政府不关银行的龙头，引发恶性通涨？ 乙： 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出现的概率比较小。为什么？就是因为货币本位的转型。在我国货币本位从陈云时期的产品－商品本位转向国家信用本位时，大量过去不被认为是商品的资源——土地、矿山、知识产权、特许权等进入流通，但货币并未因此而多发，这就是政府屁股底下生出一座金山来的原因，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含金量上升、世界各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的原因。 货币的本质是财富，货币不过是可流通财富的符号。央行发行货币是根据市场需要量来确定，但市场的需要量该如何确定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稳健派认为温和通缩是市场的需要量，跃进派则认为温和通涨是市场实际需要量。但防止恶性通涨有两条底线，首先是政局稳定，因为现在的货币本位是国家信用，如果因为民主或不民主而使政局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众人对人民币的信心。其次，你这个社会可流通的财富的总量就是货币发行量的上限。只要你发行的货币总量低于财富总量，恶性通涨就不会出现，即使由于一时失误出现，也易于纠正。 甲： 那么现在人民币50多年来累计发行总量是多少、社会可流通的财富总量又是多少？二者的比例是否恰当？ 乙： 我没有找到官方的数字，但从网上一篇文章（《贱卖中国》，作者“草庵居士”可能是旅居美国的经济学票友）中得知，解放初期是8万亿，现在是20多万亿，而社会财富总量则是200－300万亿。我认为，解放初期的8万亿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经济项目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央行怎么会发行8万亿的货币呢？现在20多万亿的数字比较可靠，而财富总量估计还是偏低。据估计，正常的货币保有量应该是10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少发了约70万亿，是已有量的3倍多。这也是为什么壹圆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与壹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接近的原因。为什么美国人要压我们的人民币升值呢？就是因为你货币少发，币值被严重低估。其被低估值与少发量应等同。如果使现在的人民币发行量从30万亿升到100万亿，实际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3％，即从原来的8.25比1升为2.48比1。这样的汇率接近两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也是美国人暗中希望的人民币升值目标。 甲： 如果我们不主动多发货币而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于10年内逐步使人民币汇率降到1比2.48,这两种做法的利弊如何？ 乙： 人民币不升值，就是把我们的血汗钱送人。中国人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帮助美国人克服通涨。逐步升值不过是逐步减少送人的钱。但升值又会使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多发人民币既可拉动国内大跃进，又可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 甲： 经你这么一分析，我大致弄清了币值低估、国内血汗工厂与国内官僚买办财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了。国内的官僚买办是如何占有民工的血汗钱的呢？看来是借了币值低估的光。没有币值低估，中国人的产品就无法换到美元，只有换到美元——哪怕为此每赚一美元就要送掉2美元——他们才能从国际资本手中分到一杯羹。 乙： 虽然价值的分配路径是如此，但我不同意你的推论。你的这一推论中“意图伦理”的气味太重，好像有人早知如此而故意为之似的。实际情况是币值的低估是随着中国人的财富逐步增加而逐步产生的，而且在劳力密集、技术附加值低的情况下，我们当时只有以血汗来换钱这一条路。现在币值低估的情况明显了，我们应该适时转换策略，由外贸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但不能因此把当初倚重外贸积蓄资本的做法说成是官僚买办勾结国际资本剥削民工血汗。我认为，讨论问题最忌伦理拷问与诛心之术。 甲： 这个问题我不与你争论。通过你的分析我得出结论，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易通涨只易通缩。不过我不明白，货币少发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没听到专业经济学家的意见？难道真如有人说的，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人？但既便如此，为何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就没有一个看出这个问题，反而由你这个外行发现了此问题？ 乙： 我还不十分肯定货币少发是否是个真问题，也不清除经济学家对此的意见。但对于造成我国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易通缩而不易通涨的原因，我认为我们的眼光还要更开阔些，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寻找。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于供给能力不强、体制内又是吃大锅饭，故容易通涨。但在市场条件下，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特定条件下，由于下列原因，易于产生通缩： 1， 大量超生人口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抑制了工资水平的增长； 2， 制度不合理导致基尼系数偏高，使大量财富聚于少数精英，工农大众所得份额偏少。富人消费有限，大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因贫穷导致内需不振。按联合国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我国九亿农村人口收入尚达不到日均1美元的标准，遑论消费！ 3， 社保体系不完善，致使城市居民面对医疗、失业、养老及子女教育支出预期加大而不敢消费； 4， 房价走高使城市居民将其收入大头投入储蓄或还按揭，其他方面的消费被迫压缩； 5， 人民币已从计划时代的一国通货变为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通货。例如，香港一地前几年就有700亿人民币流通，俄罗斯有多少？东南亚又有多少？央行怕是心中无数。这些流到境外的货币并未在发行时被扣，因而加剧了国内的通缩； 6， 中华民族历来有量入为出的传统，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的弊端后，这一传统得以恢复。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一传统，中国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是一种容易导致通缩而不易通涨的文化传统； 7， 中国有一个贪官阶层，这些人一不打工二不作买卖，只是将款存于银行或放高利贷。通涨会使其资产缩水，通缩会使其增值。在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这个阶层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8， 弱智保守的统治集团总是将通涨等同于动乱、将通缩等同于稳定。因此仅从维持稳定、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而言，统治集团也会选择通缩而不会选择通涨； 9， 这几年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力都将在未来几年进入产出期，如果货币发行依然取现在的保守政策，即使在垄断的煤电油运领域全面涨价的情况下，恐怕都无法阻止物价总水平的下跌。 甲： 通缩还是通涨的问题，我们这些经济学外行很难一下子搞清。不过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问题，我认为你的论述有说服力，就是不知道那些力防通涨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反驳你。还有，我认为你提出的计划经济易通涨、市场经济易通缩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我朝的几次通涨不都是在“吃大锅饭”体制下发生的吗？看看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好像也是通缩多于通涨。特别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那是通缩惹的祸。后来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实际还不是多发货币解的围？ 乙： 在金本位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通涨，只会发生通缩。通涨只会在纸币（法币）本位的情况下发生。你观察到的现象可能于货币本位的变化发展有关，而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这些政治阶段无关。 我们在这一章专门讨论大跃进的问题，要辨清大跃进是否可行的问题，首先就不能回避货币问题，因为货币乃经济发展的汽油。从我朝建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货币发行是控制经济进速快慢的油门。但如果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来看，又没有货币的这种关键作用，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 甲：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是指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力。货币则是财产私有社会的产物。你是想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是听你谈，说错了也不要紧，这本来就是探讨，不是布道。 乙： 我很怀疑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这种汽油的角色。你到中国各地去考察，到处都要上项目，所缺的就是钱。如果撇开钱，当地的项目除了劳动对象和部分劳动力外，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他们还缺劳动工具和专业技术（掌握特殊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他们需要钱就是为了购买这些设备、材料和聘用这些专业人员。但是生产这些设备、材料的商家和掌握这些技能的专业人员又何尝不想被购买、被聘用？货币不过是在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下分配生产力三要素的手段。它之所以能充当这一手段，在于它的本质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的劳动力。 甲： 你的这一推论挺有趣，七推八推，推到最后，货币竟然等于劳动力。 乙： 我说货币的本质是财富，你不觉奇怪，财富难道不是被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吗？人类社会迄今所拥有的财富难道不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或说是劳动力的物化吗？因此，我认为，货币的本位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源。这并非是我的发明，而是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发明。张五常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倒是不谋而合，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最重要的要素。美元为何坚挺，就是因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精英大部分被其网罗。 甲：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强势货币，主要不是应为精英多，而是因为美国富裕、强大。 乙： 她为什么富裕、强大？还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当然，美国资源丰富也是她富强的原因，但非主要原因。你看日本和瑞士，虽然资源贫乏，但因为人才多，其货币不是一样被人看好吗？ 甲： 原来你怀疑货币的作用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官员在发展经济时都是见钱不见人，不知道钱的本质实际就是掌握技能的人。 乙： 的确如此。换一个视角来看货币，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从一国的范围来看，如果不考虑货币，经济发展的限制就在于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平衡。你这个项目能不能上，要看这三要素是否充裕、允许。三缺二、三缺一都不行。但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好的项目，生产力的三要素都具备，就是缺钱，结果不能上。 甲：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通缩。 乙： 判断通缩有许多标准，但官员与学界就是没有用生产力三要素来衡量的，我认为这不正常。 再来看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生产能力放空、闲置。从生产力三要素来看是不合理的，实际就是通缩。这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不得了的大问题，因此很容易就被解决了。以此反观当下的中国经济，这一缺钱的问题仍深深地困扰着我们。官学两界都认为“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与愚蠢——对通涨的非理性担忧。 甲： 从三要素的视角看，煤电油运的紧张，不正是说明大跃进的不可行吗？ 乙： 我认为，正是通缩削弱了我们解决煤电油运问题的能力。而且正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缩的结局。 甲： 此话如何理解？ 乙： 如果因为资源、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制约而放弃现代化的努力和要求，那是最愚蠢、最没出息的。放眼全球，资源贫乏的往往出富国，如瑞士与日本，而资源丰富的反而多穷国，如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这说明，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劳动对象（自然资源），而是人。有了掌握了科技知识的人力资源，人可以改变劳动对象，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一国的禀赋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人力资源的改变而改变。 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无所作为、安贫乐道，这不是尊重客观规律，而是懒汉、懦夫哲学。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不能被客观条件所束缚，而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朋友。 具体到中国煤电油运的问题上，首先要纠正的一点是，中国人均占有的各类资源在世界上并非最为恶劣，而是位居中等，有些资源还是相对较为富裕的，如煤炭资源。现在的煤炭紧张，正是铁路垄断和长期通缩造成煤价过低、对煤矿安全、技术方面的投资不足所致。 如果资金充裕，在克服煤电油运瓶颈的束缚上，现在就值得大规模投资的项目有：1，煤变油项目。2，东、南海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开采项目。3，海底可燃冰的应用与开发项目。4，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其中包括新疆与内蒙的风电场与光伏电站及东海与台湾海峡的大型海上风电场等项目）。5，深海大洋底部的金属核的工业规模采集项目。6，植物油代燃油项目（通过南水北调和菌肥技术使中西部地区的荒地开垦种植植物油料，并经过加氢工艺使之成为柴油、汽油的替代品。如遇粮食危机，此土地可迅速由油料种植改为粮田）。7，…… 上述的每一个项目的实施，在缓解煤电油运的制约时，都不可避免地提升其价格，这逼使中国人在使用较为昂贵的资源时要发展出世界一流的节约技术。这一结果实际是中国以丰富的人力资源补偿天然资源不足的努力。这一努力肯定会获得成功，因为并不存在人力资源无法替代自然资源的客观规律。人力资源不会创造物质，但能利用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源。有人曾经认为，只有金属才能成为坚固、廉价的结构材料，但现在人类已经发明用更坚固、更廉价的有机高分子材料替代金属的科技。马尔萨斯牧师曾经预言地球的资源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然而自马尔萨斯以来，地球人口不知翻了几番，人均拥有的食物不减反增。这都说明人力资源是比自然资源更宝贵的资源。要凸现人力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有较为充裕的货币供应，使现金为王的环境变为科技为王。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煤电油运的瓶颈才不足以阻挡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不输于日本的人均现代化水平。 关于防止恶性通涨的讨论，到此可告一段落。下面谈谈这场大跃进的必然性。 甲： 如果大跃进不会引发恶性通涨、并且有利于克服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欢迎，就不必要再讨论她的必然性了吧？ 乙： 站在穷人、老百姓的立场上，大跃进只要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他们当然会欢迎，因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现状不满意，渴望通过大跃进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但是对于处于豪富状态的统治集团而言，你不但要化解他们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担忧，还要使他们相信，不如此的可怕后果。因为搞不搞大跃进毕竟是他们说了算。 甲： 还是你考虑得全面，愿洗耳恭听。 乙： 对于大跃进的必要性的论证，我打算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和马斯洛的需求论以及中心－边缘格局这三个方面入手。 先从世界范围的文化理性比较来看。当今发达世界的第一梯队可以说是以新教为首的基督教文明，西欧北美澳大利亚都是新教为主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天主教国家基本上是尾随其后，但天主教文化的次生地——拉丁美洲则不在此列。第二梯队则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谁是接下来的第三梯队呢？有人认为是东正教文化圈的俄罗斯和东欧，也有人认为是天主教文化圈的拉丁美洲。中国按人均GDP来看，当然是在上述二者之后，但按发展速度来说，有可能超出东欧与拉丁美洲。如果从文化理性的角度而言，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第三梯队。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文化。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主要是冷战格局中美国的大力扶持。但是，冷战中美国不也扶持菲律宾吗？再说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成功也与美国关系不大。目前众多学者基本认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儒家文化，因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其富人多为华人（华裔）。这方面的原因，只要你比较一下华人在勤劳、宽容与重视教育等方面与当地土著和穆斯林的差别，就能大致明白。 稍逊于中国的有印度，还有动荡不安的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最落后的则是黒非洲地区。 甲： 从勤劳、宽容、重视教育这三方面来说，印度人和华人应该说是难分伯仲，你不能因为目前两国在GDP上的差距而看轻了印度。我认为，不远的将来，印度很可能超过中国，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对能源依赖程度和环境的破坏程度比我们低，因此后劲比我们足。 乙： 不否认你说的这种可能，但依我的文化理性的理论，我认为，印度文化因为在理性上落后于儒家文化，所以印度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超过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韦伯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做了秩序如下的排列——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家、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我认为，这一排列基本上反映了各种宗教文化在理性上的梯度差别，当然，不是严格依此秩序。 韦伯关于理性因宗教不同而有差距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形成互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畜力磨与蒸气磨产生的文化理性自然有了高下之别。资本主义只能首先产生于新教文化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新教是所有宗教中理性最强的。为什么英国人将他们的政治制度移植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度而所得结果大相径庭？就是因为移入地的宗教文化理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印度文化是奴隶制的产物，与英国工业文明的政治制度间的落差太大，而同为华人的香港和新加坡属儒家文化圈，而儒教是前工业文明中发展到顶点的佃农制农耕文明的产物（清康乾时期人均GDP高于工业革命刚起步的英国），因此理性落差最小，制度移植、对接容易成功。 既然你看好印度，不妨将古希腊、古中华与古印度的哲学作一比较。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认为，不是所有的古文化都会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譬如古埃及就没有产生哲学。只有古希腊、古中华和古印度这三种古文化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哲学。比较这三种哲学，他认为古希腊哲学以说理见长，古印度以说教见长，而古中华，处于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印度哲学之间，半是说理、半是说教。这一分析，我认为很精辟。印度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就在于理性的落后，在于神秘主义文化的盛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已经进入世俗化阶段（《史记 货殖列传》描绘汉朝时期的中国，“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现代的印度人尚处于宗教的神圣化阶段，宗教活动占去了老百姓的许多精力与时间，老百姓逐利的动机远弱于世俗化的中国人。没有世俗化，这也许是伊斯兰文化圈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黒非洲是最可悲的，因为这个大陆在西方殖民者将他们拖入全球化之前，尚未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和摆脱了原始巫术的宗教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缺乏（文明）文化的大陆。 甲： 照你说，从文化理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似有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成为继日本与四小龙的第三梯队，不知其理由何在？ 乙： 韦伯认为，在世界的主要九种宗教中，只有新教与儒教是主张入世的，其余都是出世的（脱离红尘、脱离世俗功名）。但是这种出世哲学仅仅使中国没有陷入比伊斯兰与印度更落后的境地，并没有保证中国会超出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而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三梯队。因为新教与儒教在入世观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新教以积极的态度宰割世界，儒教以消极的态度适应世界。当这种消极的适应被积极的宰割多次打败后，中国人自认为选择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理性（西方宰割理性的一种），但这种理性并未使自己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获胜，相反倒是传统儒家理性与西方主流理性的对接，使四小龙先于其文化母体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文化理性上的原因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另一种走势——“若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未打内战或是在内战中最后获胜，美国人会不去扶持蒋介石而去扶持自己昔日的敌人小日本吗？二战后美国最大的对手是苏联，中苏接壤几千公里，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无疑是美国对付苏联、遏制苏联的最好盟友。如果美国人一心扶持中国对抗苏联，那么他们犯得着在扶持中国的同时再去扶持小日本吗？中国在二战后始终站在美国人一边，政治上实行专制权威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再加上大量美援，在这种制度与国际条件下想不富都难。”（摘自拙作《小日本的猖狂与蒋介石的过错》） 甲： 照你的说法，中国曾经与第二梯队失之交臂，而作为儒教文化次生地的四小龙后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说明中国具有成为超过天主教与东正教文化圈的第三梯队的潜能。 乙： 是这样。 甲： 这是你从文化理性的比较上所作的论证。那么马斯洛的理论又怎么与中国的大跃进有关呢？ 乙：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不同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前对高层次的需求不感兴趣。而且其当令需求具有刚性，不可被打压。根据他的这一理论，我认为中国人的温饱、小康目标，可分为“吃、穿、用、住、行”这五个层次，其中“吃、穿”两个层次就是温饱，“用”——狭义指家用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手机等），广义指城市生活。“住”和“行”则分别指人均一室的成套住房和私家车。 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基本已解决了“用”的问题，需求指向住房和轿车，农村居民大部分越过了温饱线，需求指向“用”的问题，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解决上下水、燃气、环卫、医疗、教育、通讯、交通等问题，实际是城市化或新农村的问题。所谓的全面小康，就是“用住行”三个层面的需求满足。这也是近年来房地产热、城市化热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需求，当局面临两难选择——或者是满足这一需求，从而引发大跃进、温和通涨；或者是打压这一需求，收紧银根、釜底抽薪。现在看来，政府选择了打压。但是，由于这一需求的刚性，这样的打压必定会引起反弹。“陆肆”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当年城市居民对于“用”的需求受到“彩电票”、“冰箱票”以及官倒、腐败等因素的打压、挤压所致。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面。我提出的物质需求方面的“吃穿用住行”的五个层面实际包含了生理、安全、社交这几个比较基本的需求。面对政府的打压，当城市居民因高房价而被迫两代三代同居一室、乡下人因贫困无钱就医时，民众的苦难就会自动指向官员的腐败与富人的贪婪。这就是打压引起的反弹。对于这种反弹，你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无法安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