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走笔文章（3）

    1998年中央党政机关公车改革方案被披露后，中国社科院唐丰义老师在《改革内参》（第22期）发表关于公车改革的文章。唐老师文章中的一句话对我很刺激，他在文中写道，“怪不得群众常说：一般人设计改革方案与‘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方案，总会大有不同。这很值得深深地反思！”

    我跟唐老师很熟，有一次开会碰到他，我专门谈起了这句话，当他得知车改方案是我们参与制订的，便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写那篇文章了。

    客观地说，唐老师那篇文章总体上还是对车改予以充分肯定的，并说车改“是个大喜讯”。撇开个人情感不谈，我觉得唐老师文章的背后，透露出一种对官员的不信任甚至对立情绪。

    我是“坐冷板凳”出身，在高校做过学术研究，1996年当了公务员。我现在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有点“半官半学”。

    正因为如此，我时常感到处境尴尬：在政界，我常被当作学者，很多时候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被认为学术味太浓，有时不免被看作是“书生之见”；但到了学界，我又被当作官员，有时会把我的观点看作是在为政策进行辩解。其实，我在当公务员以前，参加讨论会也常有一种“瞧不起”官员的潜意识。

    双重的经历（从学和从政）和双重的身份（半官半学），驱使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学者和官员该如何分工与协作？

    这几年，我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学术研究成果从提出到进入决策，大约存在5到10年的时间差。

    赵人伟先生等1989年在《经济研究》发表分配实物化倾向的文章，我于1993年在《改革》提出“重新认识高工资”，都呼吁尽快实行劳动报酬的货币化和工资化。而停止福利分房是在1998年，车改也属于推动个人收入货币化、工资化的范畴。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只是举了我熟悉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学者从事学术研究，以揭示规律、提出预见为己任，以其成果的超前性为荣，不应在乎一时一事是否被采纳；但官员从事政策制订，却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超越现实条件，将未来5年、10年才有可能实施的政策拿到现在用，特别是不该在起草政策文件时，当前该做的事没写几句，却罗列一大堆10年、20年以后再看也不会过时的华丽词藻，句句没错，但对指导现实不大管用。

    此外，我觉得学者和官员应当经常沟通，官员应从学者那里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为制订政策进行必要的成果储备；学者应该从官员那里获取更多的一手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活生生的案例。总之，我相信学者和官员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任，有百益而无一害。

本文写于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