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知我们的历史地手段大概就是两种:一曰:史记,二曰:传说。当传说和史料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培养出一大堆的史学家,去研究历史地史记和传说中的真伪。而这样一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实在不能辨别真伪时,也可以借助类似“盗坟掘墓”那样进行考古,然后,碳13-14可以派上用场。如果某一件事情或人物,既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又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那么,这就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历史了。人们对历史的苛求就这样,只求某一件事情是否真实(或者说服自己真实)而不考虑,历史除了真实还有其他的功效。
尊者仓央嘉措历史的研究,就这样不幸地落入历史地悖论里。于是,我们都去寻找仓央嘉措的足迹在青海湖那里停顿了还是继续走了过来,在这里史学界俨然分开了两个派别。一部分人以史稿、笔记、记录、考证等,认定仓央嘉措投湖自尽;而另一部分人用许多的传说、历史地遗迹来证明,仓央嘉措云游到阿拉善,并在照化寺圆寂。因为仓央嘉措的历史的特殊,使得对他的讨论并没有轰轰烈烈,但是,毕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的存在,这样对仓央嘉措、对阿拉善以及藏传佛教都是个遗憾的事情,这样“裹足不前”(李含章语),也是令人觉得奇怪的事情,或许特别的历史和特别人的缘故吧?!
当人们研究仓央嘉措的历史的时候,过多的关注的是个体的仓央嘉措,而不是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仓央嘉措,这样,很容易提留在历史的那个角度和角落里,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意义的争论不休了。因为,证明仓央嘉措在什么地方圆寂,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仓央嘉措这一普遍的现象给历史和社会带来的意义才是重要的。有这样一种“历史”所产生、传承、发扬、广大的现在之自在体才具有终极意义。
一、仓央嘉措其人其事
这样一个命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怀疑度。为何?恐怕对于研究正史的前辈们面前这样的命题是不能站稳脚跟的,然而,对于广大的蒙藏地区的信徒来讲却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下面,笔者试图通过对仓央嘉措历史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对比中思考这一命题。
(一)、关于身世。
1、关于仓央嘉措的身世,大部分学者没有歧义。基本的认同点是:“仓央嘉措,原名洛桑仁钦仓央嘉措,原籍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父名扎西丹增,出身于宁玛派咒师世家。仓央嘉措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被第思·桑结嘉措选为五世达赖灵童后,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藏历九月从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受戒,同年十月于布达拉宫行坐床礼。拉藏汗灭桑结嘉措后,仓央嘉措旋遭废黜,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解送北京”。这样的描述几乎所有仓央嘉措研究者以及他的歌迷们都熟知,在这段时间在西藏发生了许多变故,最终两派斗争被当作牺牲品的年轻的仓央嘉措在押往北京的时候,仓央嘉措的结局有两个以上的版本,其中李含章先生的近文《关于仓央嘉措的四种结局的辨析》中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我比较赞成李先生的观点。
2、关于仓央嘉措研究中疑点。这是仓央嘉措研究家们充满分歧的关键。其中依据《关于仓央嘉措的四种结局的辨析》一文的思路去分析,的确充满了疑点。
首先,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仓央嘉措(或者两个六世达赖)。那么,在历史记载或者民间传说中会不会由此而发生分歧。其二,是不是有些地区为了争抢这个“品牌”在“造神”?其三、是不是当初关于仓央嘉措的研究开始的时候的中国复杂的背景,使得让研究已开始就走入歧途?其四,为什么《仓央嘉措秘传》那样广为流传,却不能被有些研究者接受?!
3、仓央嘉措涅磐的四种说法。
其一、青海湖病故。其二、五台山坐化。其三、投湖自杀。其四,遁走四方最后在内蒙古阿拉善弘扬佛法。
首先,病故之说几乎没有历史记载。更应该注意的是病故后对他的遗体的处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可信度较差。
其次、五台山坐化之说,其中神化小说的成分较多。我想一个布达拉宫都圈不住其自由灵魂的年轻人,何以在山洞坐化?
再次,投湖自尽之说。这样一个说法最缺乏的是藏族伦理传统和人生观,佛学思想所不容许的,所以,应该是杜撰的成分更大。
第四、在阿拉善等地弘扬佛法之说。因为笔者坚信这一点在于,仓央嘉措的庙宇在这里,在王府的档案里也有记载。同时,他的遗体也在阿拉善而且他的转世灵童在阿拉善延续了六代,同时,阿旺多尔济其人和其作品《仓央嘉措秘传》更具说服力。
二、关于仓央嘉措诗歌
现今在各种媒体里,仓央嘉措“情”歌有无数个版本。而且,对仓央嘉措的文学才华无人怀疑。但是,从文学作品里推断出仓央嘉措是“情歌情圣”不免太有些冒昧。因为,到底是“诗歌”还是“情歌”许多专家都倾向于前者。倒不是为了忌讳“情”,而是,据原著的本意,应该成其为“道歌”或“诗歌”“对任何问题下了先入为主的结论,后面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不走入歧途的。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藏族学者说仓央嘉措的诗作,藏语里从来就不称做“情歌”,这个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怎样称呼合适,我想也值得琢磨”—《从仓央嘉措一首诗看仓央嘉措诗歌的所谓的“情”》(贾拉森著),在这个领域里,贾拉森教授遵从了原意,并公正地坚持理论地真实。避免这个“情”字头时代里作秀误导的成分。
二、关于仓央嘉措与阿拉善王府的关系
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的种种说法中去掉那些类似传说的成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
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仓央嘉措流落到阿拉善南部厢根达来苏木班子尔扎布家。当年与阿宝亲王结成施主关系。1717年随王妃陶可辛公主前往北京。在这之前,因为陶可辛公主不太相信这位远方的喇嘛,曾经与尊者辩论过,但后来完全相信。据秘传记载“那位格格这时变得十分虔诚,她将自己的发丝积攒下来,做成一只精美的顶簪。嵌上各种珍宝,又因缺少些发丝,遂私下把头发辨剪下来补足,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五佛冠,上下衣裳全套服装。。。。”恐怕这段描述就是后来在定远营传开的那个谣言。
仓央嘉措选择阿拉善这一地方,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1、是因为阿拉善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2、是阿拉善的和硕特部与西藏的渊源;3、与王爷和公主的关系。
支持“秘传”这段文字的历史物证有,文革前有关部门从南寺借走而幸免于难至今在阿拉善广宗寺保存的五佛冠(象征五部佛:不动佛、宝生佛、无星光佛、不空成就佛、毗卢佛)和法袍等仓央嘉措生前的法器。
总之,关于仓央嘉措的身世之研究和诗歌之研究,对阿拉善和西藏地区文化发展具有极高的学术和文化显现之价值。笔者只是由感性而来,感性而去。没任何理论的功底和剖析之才华,不妥之处还请严厉批评。
2006-1-30 丙戎年正月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