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涛: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六十周年纪念了。
六十前，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那个时候，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已然过去近半个甲子；眨眼间，一个甲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今天回过头看，距离苏联解体已近13年。
三百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不曾停息。历史上曾经困扰一代英雄和普通人的问题，今天又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在提醒着人们。
一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农民军的高层将领摇身一变，从一介草民而为高级“精英”。其时，农民军失败的种子已悄悄种下，并在腐败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对清兵入关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吴三桂，是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最初对于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 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农民军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李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二
在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的近半个甲子前，轰轰烈烈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后来几乎席卷了半个地球，仅仅74年后，这位国际共运老大哥便烟消云散了。
站在历史的角落凭吊苏联，对于中国，对于我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75-85年，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要求改革。由于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使其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相信，苏联的民主化，分权的改革，引进有限的市场因素，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苏联的停滞。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首先是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1990年出现了新的民主制度，即新的苏维埃制度，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叶利钦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袖。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控制苏联，叶利钦控制俄罗斯。俄罗斯当时没有法律基础，法律、军队都没有。1990-1991年，苏共上层接受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与各社会集体在苏联时期发生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这就能够把戈尔巴乔夫排斥到一边，使叶利钦得到权力。具体的办法涉及许多细节，煤矿罢工，媒体的争夺，苏联周边民族主义情绪。叶利钦就是利用这些夺取了政权，让戈尔巴乔夫留在那里，无能为力。
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在叶利钦时代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俄罗斯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苏共上层精英们不顾反对，建立了资本主义。
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没有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经验。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他们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改变权力关系，可避免向资本主义过渡。不必产生自己的掘墓人。
三
在中国，目前悄悄地出现了一个“精英时代”。“精英”们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他们在媒体上不断开出金领、车市、房市、教育产业化等等话题。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似乎天下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来制定，甚至杀了人也不必偿命了。在他们眼中，死几个人、尤其是死几个民工，多花几个钱就能够“摆平”。过去打胜仗靠人多，今天人多是包袱、是麻烦。人多饭碗少，弱势群体的生命质量由此大打折扣，生命悲剧在中国频频发生。
江山如画。如画的江山是为精英们准备的：保姆“提供跪式服务”，空姐对头等舱旅客实行“半蹲式沟通”；“总统包厢”服务员为客人跪而服务；而在“地铁、旅游区、繁华街区”等公共场合，则禁止乞讨……
我们耳闻目睹：有钱人可以请到最好的律师，“辩护者”们可以从容拟订“规则”来保护“雇主”的利益，钱还能买通“有关方面”，使整个事件最后改变模样……我们在一边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不过是因为权势者隔得太远，奈何不了自己的利益。设想一下，自己如果触怒的是本单位“一把手”，是抗争还是妥协？如果起码的安全感彻底丧失，“只想好好过日子”的愿望落空，我们还敢追求正义吗？获央视“年度社会公益奖”的农妇向总理说了真话，讨得了工钱。可是还有多少人因为没有机会向总理说真话，没有讨到工钱，而得到的是打击报复，是上访，是绝望。这个队伍中不乏干部，记者，律师，还有法官。他们在与腐败或正在腐败的权势者的较量中，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还有多少人敢于效仿他们，直面惨淡的人生，做真的猛士……
因此，当“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当“精英意识”成为一种特权意识时，我们怀疑他们炮制出来的东西（比如“教育产业化”，再如“XX意见书”），还有多少科学的理性？还有几分人性的光辉？
因此我们要追求实质的正义，必须废除“特权”，清算“精英”意识，树立生命尊严无价的观念，使“富人”与“穷人”共同处在生命平等的平台上，按照共同遵守的规则解决问题。
今天，为中国改革承担着高昂成本、作出巨大贡献的普通民众，应该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收益。要实现社会的统筹发展和全面进步，每一个生命都应能得到制度的保障。“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进了宪法。而一个个具体的“游戏规则”，如果继续忽略“人”的生命意识，那么我们很难说这个社会的素质有多高；如果一个社会连生命都不尊重，那所谓诚信、信仰我们便很难坚持到底；如果一个社会获得巨大的财富，要让太多的普通人付出鲜血与生命，那巨大的财富又落在了谁的手上？如果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障，那样的财富我们不要也罢，因为要不了，也不想要。
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与之相随的是，精英阶层的出现。较早的是张子善、刘青山。1966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本意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文革变成了今天人们认为的样子。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中国多数青年不屑于提起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国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分野，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变成“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施行了一种叫做福利资本主义的类于社会主义的制度。
或许，姓资还是姓社，可以用一句话来分清，就是——考虑最大多数公民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之争，在普通百姓看来，并无更大的不同，对于执政者来说，在信仰的背后，应是社会的责任和自身的良知和公众福祉。当社会上已经形成制度性腐败的时候，我们更应注意握有实权的执政党上层精英。而怎样防止执政党类于苏共的自私自利上层精英的普遍形成，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
参考或摘抄书目：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大卫．科兹：《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的解体》，作者系美国麻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
傅一河：《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是生命》
2004/2/8
孙江涛 / 红星马克（[email protected]）
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六十周年纪念了。
六十前，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那个时候，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已然过去近半个甲子；眨眼间，一个甲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今天回过头看，距离苏联解体已近13年。
三百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不曾停息。历史上曾经困扰一代英雄和普通人的问题，今天又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在提醒着人们。
一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农民军的高层将领摇身一变，从一介草民而为高级“精英”。其时，农民军失败的种子已悄悄种下，并在腐败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对清兵入关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吴三桂，是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最初对于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 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农民军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李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二
在郭沫若先生写下《甲申三百年祭》的近半个甲子前，轰轰烈烈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后来几乎席卷了半个地球，仅仅74年后，这位国际共运老大哥便烟消云散了。
站在历史的角落凭吊苏联，对于中国，对于我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75-85年，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要求改革。由于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使其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相信，苏联的民主化，分权的改革，引进有限的市场因素，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苏联的停滞。但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大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权力斗争。首先是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1990年出现了新的民主制度，即新的苏维埃制度，原苏共中央的权力下放了。开始了关系到苏联未来方向的政治斗争。大致上有三种立场：继续改革，使社会民主化；回到改革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第三种立场的出现，出乎戈尔巴乔夫的意料。谁也没有意料到党的精英集团的变化。叶利钦成为亲资本主义的领袖。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控制苏联，叶利钦控制俄罗斯。俄罗斯当时没有法律基础，法律、军队都没有。1990-1991年，苏共上层接受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与各社会集体在苏联时期发生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10万人组成的高级集团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个模糊集团，是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他们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其中，只有极少数相信社会主义。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这可以解释他们观点的迅速变化。这就能够把戈尔巴乔夫排斥到一边，使叶利钦得到权力。具体的办法涉及许多细节，煤矿罢工，媒体的争夺，苏联周边民族主义情绪。叶利钦就是利用这些夺取了政权，让戈尔巴乔夫留在那里，无能为力。
这种亲资本主义的力量主要在俄罗斯共和国。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在叶利钦时代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俄罗斯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苏共上层精英们不顾反对，建立了资本主义。
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恰恰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
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并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没有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的经验。当精英们把苏联解体时，他们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苏联解体的教训。按照西方的说法，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我这里并不是指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社会主义必须掌握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而不应该掌握在上层。这样，社会主义才能维持下去。
社会主义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在一个时期内，权力掌握在上层，以巩固革命。但这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带来一个问题：习惯于行使权力的党转变成民主的党是困难的。但只要老一代革命者掌权，还不存在问题。当老一代过世，新一代上台时，这就成为问题了。新的领导集团，没有旧社会受压迫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历程。因此，其本身就有转向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改变权力关系，可避免向资本主义过渡。不必产生自己的掘墓人。
三
在中国，目前悄悄地出现了一个“精英时代”。“精英”们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他们在媒体上不断开出金领、车市、房市、教育产业化等等话题。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似乎天下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来制定，甚至杀了人也不必偿命了。在他们眼中，死几个人、尤其是死几个民工，多花几个钱就能够“摆平”。过去打胜仗靠人多，今天人多是包袱、是麻烦。人多饭碗少，弱势群体的生命质量由此大打折扣，生命悲剧在中国频频发生。
江山如画。如画的江山是为精英们准备的：保姆“提供跪式服务”，空姐对头等舱旅客实行“半蹲式沟通”；“总统包厢”服务员为客人跪而服务；而在“地铁、旅游区、繁华街区”等公共场合，则禁止乞讨……
我们耳闻目睹：有钱人可以请到最好的律师，“辩护者”们可以从容拟订“规则”来保护“雇主”的利益，钱还能买通“有关方面”，使整个事件最后改变模样……我们在一边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不过是因为权势者隔得太远，奈何不了自己的利益。设想一下，自己如果触怒的是本单位“一把手”，是抗争还是妥协？如果起码的安全感彻底丧失，“只想好好过日子”的愿望落空，我们还敢追求正义吗？获央视“年度社会公益奖”的农妇向总理说了真话，讨得了工钱。可是还有多少人因为没有机会向总理说真话，没有讨到工钱，而得到的是打击报复，是上访，是绝望。这个队伍中不乏干部，记者，律师，还有法官。他们在与腐败或正在腐败的权势者的较量中，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还有多少人敢于效仿他们，直面惨淡的人生，做真的猛士……
因此，当“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当“精英意识”成为一种特权意识时，我们怀疑他们炮制出来的东西（比如“教育产业化”，再如“XX意见书”），还有多少科学的理性？还有几分人性的光辉？
因此我们要追求实质的正义，必须废除“特权”，清算“精英”意识，树立生命尊严无价的观念，使“富人”与“穷人”共同处在生命平等的平台上，按照共同遵守的规则解决问题。
今天，为中国改革承担着高昂成本、作出巨大贡献的普通民众，应该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收益。要实现社会的统筹发展和全面进步，每一个生命都应能得到制度的保障。“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进了宪法。而一个个具体的“游戏规则”，如果继续忽略“人”的生命意识，那么我们很难说这个社会的素质有多高；如果一个社会连生命都不尊重，那所谓诚信、信仰我们便很难坚持到底；如果一个社会获得巨大的财富，要让太多的普通人付出鲜血与生命，那巨大的财富又落在了谁的手上？如果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障，那样的财富我们不要也罢，因为要不了，也不想要。
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与之相随的是，精英阶层的出现。较早的是张子善、刘青山。1966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本意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文革变成了今天人们认为的样子。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中国多数青年不屑于提起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国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分野，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变成“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施行了一种叫做福利资本主义的类于社会主义的制度。
或许，姓资还是姓社，可以用一句话来分清，就是——考虑最大多数公民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
制度之争，在普通百姓看来，并无更大的不同，对于执政者来说，在信仰的背后，应是社会的责任和自身的良知和公众福祉。当社会上已经形成制度性腐败的时候，我们更应注意握有实权的执政党上层精英。而怎样防止执政党类于苏共的自私自利上层精英的普遍形成，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不是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
参考或摘抄书目：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大卫．科兹：《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的解体》，作者系美国麻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
傅一河：《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是生命》
2004/2/8
孙江涛 / 红星马克（[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