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惟“马”独尊还是兼容并包？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
中共中央于今年上半年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力争在10年内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要组织编写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学科的教材。结合《意见》精神，笔者就所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改革，谈几点体会，乞交流探讨。
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有“名不副实”之嫌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于1615年出现在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蒙克莱田的《献给王上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该词在当时是指国家的经济管理的学问，此后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沿用了这一概念，政治经济学便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
自经济学鼻祖斯密以降，经济学说史上不少经济学家都在其著作中应用和提到这一概念，甚至到目前，全球最流行的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当代主流经济学集大成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一书中，也仍然把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同义词相互替换使用的。[1]
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学派由于将经济人范式用于政治市场的交易分析的新颖思路而被学界称为“新政治经济学”。乍看上去，新旧并存有些混乱，但这是否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形成否定呢？布坎南本人在《立宪经济学》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解释：“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内的几个学术流派，包括公共选择、调节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者法律的经济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学史等。”[2]显然，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别。
更名之说并不新鲜，西方经济学界早在19世纪就有人提出：要用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如杰文斯于1879年提出“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其著作仍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定名；马歇尔虽然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使用了“经济学”这一名称，但其著作中多处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连全球经济学界较为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也仍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视为同义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做同义语。”[3]
“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颇多争议。[4]但在学界，“政治经济学”做为理论经济学统称的地位并为动摇，尽管西方更流行的称谓是“经济学”但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以“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替代“西方经济学”这一称谓，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政治经济学流派。显然，这一做法的结果会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体系之外，这对于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己任的那些经济学家确实有些不公平。当然，这种观点的捍卫者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但是我国国内的处理办法同样欠妥。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核心课程主要有两门：（1）政治经济学；（2）西方经济学。前者虽采用“政治经济学”之名，但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的前身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从学科内容上不难看出，国内在学科名称的处理上简单的窄化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范围：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内容，而将西方国家在该学科内的成果排斥在外，并为其另立“西方经济学”一科。显然，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以偏概全，有些名不副实。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理论在西方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政治经济学的宝贵财产，毕竟我们在实践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从学科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支流或是派别，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成果。西方自马歇尔之后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同样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丰富，其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一样，都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及其子系就是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唯一正宗，除此以外都是伪科学。这种看法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理论经济学课程体系的结构不难理解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从课程体系到教材，最初都是引入前苏联的模式，教材最早采用的是由前苏联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基本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简本，社会主义部分则是苏联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而这种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对立导致的学术乃至学科体系的对立，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财产得以继承。此后，我国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政治经济学教材做过多次修订和改写，但基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定式。而政治经济学简单的窄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实则由于事关“政治”，无人问津了。
可以理解，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是必要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地位也是客观需要，但这并不能通过在学术领域采取“占山为王”或“另立门户”的办法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政治课
近年来，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编写新的理论经济学教材时，开始使用一些新的名称：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新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不一而足，此类教材在一定范围内被用作专业课程的教学，但作为理论经济学主干课程的“政治经济学”名称一直未变。课程名称和内容对于财经专业的学生来讲，并无大碍，因为他们必须同时选修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从知识结构来看并无损失。但对于非财经专业的学生来讲，作为公共基础课程的政治经济学无非就是一门政治课。这和目前高校的“两课”制有极大的关系。学生听课和出勤无非就是为了那几个直接关系到毕业和学位的学分，相信如果不是学分制和考试的约束，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不敢说空空如也，恐怕也是寥寥无几了。来者也多半是看小说，听音乐，写作业或是呼呼大睡的。许多教师为了提高课程的“上座率”，只好在课程中讲故事，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
很难想象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大学生居然如此没有吸引力。这和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社会科学理论领域的泛政治化现象直接相关。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动摇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长期的道德说教使学生对政治明显存在一种冷淡和排斥的心理，这种心理的辐射直接反映到了在思政教育中担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多数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政治课。学生不愿，老师自然不好用心上，高校马列部也成了大学中的弱势机构，虽然在理论宣传上被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在教学科研上则倍受冷落。把公共课的政治经济学当作政治课的看法不单单是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大学的主管领导。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和马列哲学课无非就是政治理论素养教育，不属于专业知识，抓好两课教育工作无非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这种看法无疑是政治本位，而不是教育本位的。
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政治课。从学科本身来讲，政治经济学从最初就是一门关于富国裕民的学问。尽管从分歧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主张把其研究对象视为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家则偏离了这一古典的学科观，从生产关系转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这一命题在此后的发展中不断被扩大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科，甚至有人声称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科。不管二者的分歧有多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正在不断丰富，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关注经济运行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关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辨证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化的转轨，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效率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空前繁荣的一个阶段。围绕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多的成果不断涌现。必须承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是有巨大的发展成就的。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没有及时的写入教材，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中感受到这些理论的发展。他们渴望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失望自然难免。究其原因，我认为，教材的编写方式是一个原因，从《教科书》开始就形成了“教材钦定”和“权威理论”的定式，作为理论教育的课程无法及时跟进理论前进的步法，自然有些“老生常谈”了。从西方教材编写和选定方式比较看，我们在这方面的管制和计划性显然太强，但事实表明，很少有哪一本经典的教材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编写的。当然，这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地位有关系，作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设置为人人必学的科目是必要的，编写不能采取随意性也情有可原，或许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但我总觉得是在意识形态上对知识分子不放心。
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如果无助于人们的经济学行为和实践，而枯燥的担当一种政治说教的角色，是政治经济学的悲哀。胡适曾经批判过的“名教主义的复活”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从学说史的角度理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转型/过渡经济学的形成，尤其特
殊的时代改革背景，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和融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交流和融合。但作为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特殊性，我更倾向于将其归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转型本身的长期性，转型经济学这一支流将逐渐融入经济学的体系，并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
从研究方法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转型经济学引入了大量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分析工具，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使用规范分析的研究范式，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等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中的大量现实问题进行了理论透析，为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遗憾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以后的发展并没有及时的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范围（比较严重的是高校两课教育领域），这也是造成国内政治经济学教学困难的重要原因。在财经类的教学中这一问题有所改善，但由于学科设置的问题，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明显就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带有明显的二重特征。在学科体系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居于明显的主流地位；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具有指导性。这种特殊的地位，导致我们在学科体系上定位的困难。我个人甚至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名义上享受着“正宗和名门正派”的待遇，而西方经济学虽然在我国屈居主流之下，但其渗透性和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和指导性形成威胁。这种现状多半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体制性的历史遗留，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以及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经济学自杰文斯开始，就将资源配置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效率的命题也在经济学中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资源配置的错位和市场主体定位的错误都会直接的导致经济失效，这一点在学科发展上是同样成立的。一个准确的定位，关系一个学科或者学派发展的命运。在经济学学说史上，这样的例证并不难找。当初李嘉图学派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衣钵传人，我们显然不能重蹈覆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成果，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但这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内容就是天经地义或是惟我独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者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我们不比一一列举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不是在学术采取一种开放的和兼容并包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形成其科学体系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宣传自己的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宗。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么自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所宣扬的也只是教条，而非科学；其良苦用心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越宣越臭；惟“马”独尊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不会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只会让人们越来越排斥马克思主义，让人敬而远之，也只会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名教”。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正确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并以这种学科体系上的一般性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特殊性，那么我想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准确定位的一个认识前提。如果将带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置于学科发展流派的一般性认识之前，自然会在学科建设上出现本末倒置和适得其反的效果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说史上的定位，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西方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看法主要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已经理论内容上划分）；二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现代经济学的两大支流（这一观点目前居于主流，主要理由是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制度的对立，已经经济研究中关于制度推论的对立）；三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整合以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国内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二者应该也必须相互融合才可以改善和解决国内经济学发展的问题）；第四，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的发展应该区别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和结论为主，可称为“传统（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其理论内容和体系已经研究方法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并和西方经济学有许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但这些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彼‘马’非‘马’”的看法，应该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新成果归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分阶段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利于人们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变。可以改善理论发展中前后差别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惑和误区，便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及其科学性，驱除人们头脑中的“怀疑论”和“过时论”的看法。传统与现代本就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充满矛盾和问题的概念，理论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第二，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被人们理解为反市场和反资本的，而转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这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学必须承认市场，并需要为资本辩护，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这些要求造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转变的困难，让一个排斥市场和咒骂资本的人去重建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需要与过去的观点和认识进行决裂，否则学术上的突破是无法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传统和现代的划分，利于人们将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引入理论发展的现实性中来促进学科的发展。第三，利于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整合。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改革前后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存在极大的差别，从改革之前的批判和排斥到改革后的引入和借鉴是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明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用阶段法划分改革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于人们理解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转变，也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具体改革问题时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工具上的接轨和融合，利于实现二者的整合，以形成新的指导改革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第四，利于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和编写。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二分法带有明显的《教科书》胎记，采取阶段法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于教材内容上的进一步拓宽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同样利于学生通过理论的学习加深对改革实践的理解，可以有效避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状，既可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部分保持其理论原貌，又为研究新的改革实践和与西方经济学融合提供了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一、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2、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斯蒂格里茨：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97
4、《当代西方经济学说[M]》刘涤源 谭崇台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8
5《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 曼德尔 商务印书馆 1981、8
6、胡岱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主要经济学流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第14版，第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8、布坎南：立宪经济学[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6
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M]，第三卷，第9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理论经济学》[J]，（人大复印资料），1999，（4）
作者简介：顾自安，男，（1977——―），宁夏平罗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本人联系方式：Tel:0592－2192578
（手机）：13599514320
E-mail：[email protected]
地址：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