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笑死人、气死人


“按劳分配”这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老幼皆知。与“按劳分配”相对应的是所谓“按资分配”,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通常人们认为“按劳分配”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是一种升华。但仔细想想您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照关系。 “按劳分配”的全称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生活资料的分配原则,它要求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社会则按照各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生活资料。 再看看“按资分配”。“按资分配”是指按照资本量的多少为原则进行分配。分配什么呢?显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分配。因为,如果生活资料是“按资分配”的话,劳动者因为不占有资本,他就分不到生活资料。而实际上劳动者是拿到了一份工资对应的生活资料,这份工资是他出卖劳动力交换得到的,不是按照什么资本的多少分配得到的。所以,“按资分配”就其严格意义来说不是指生活资料的分配,而是指剩余价值的分配,当然,剩余价值中也有一部分是供资产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是“按资分配”,其余的生活资料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按劳分配”,恐怕很有道理。“按劳分配”已经由资产阶级做到了,所以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一个社会真能够做到“按劳分配”,大概就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社会就会进步。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这个大家都知道,本文不再分析。下面看看从封建专制沙皇俄国直奔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怎么“按劳分配”生活资料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首先要求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这句话隐含承认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高有低。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高低有的是天生的,或者说是父母造就的,例如体质强弱、力气大小、天资天赋;有的则是后天培养的,例如知识的多少、劳动技能的高低。“各尽所能”就是你有多大能耐,就应该完成相应多大多复杂的劳动。问题是这个“多大能耐”和“多大的劳动”说说容易测量难。计件劳动还好办些,而很多劳动是无法计件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所以,按照各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生活资料就难上加难。这件事怎么办呢?这事少不了要请教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想:劳动量的多少与劳动的时间成正比。好,就这么办,谁劳动的时间长,谁的工龄长,他分配到的生活资料就多,工资就高。这一政策首先在大学毕业的劳动者中间引起涟漪。大学学制有长有短,莫斯科动力学院是六年制大学本科,三年制研究生;基辅大学是五年制本科,三年制研究生;莫斯科邮电学院是四年制本科,二年制研究生。彼得1、彼得2、彼得3三位是同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差别是彼得1成绩好考分高考上了名牌大学读的是六年制本科,而彼得2、彼得3考分低被莫斯科邮电学院录取,读四年制本科。三位同学聚在一起,彼得2、彼得3向彼得1祝贺,祝贺他考上了名牌大学,彼得1也有点沾沾自喜。四年大学本科生活过后,彼得3参加了工作,彼得2又留校读研究生二年。好了,高中毕业六年后三人重聚一起时发现:读四年制本科的彼得3最划算,他已经有两年工龄,而且拿了两年工资;其次是彼得2,他虽然工龄为零,但他是研究生待遇,起始工资比本科生高一等。最晦气的要算彼得1,他工龄为零,工资也是零。彼得3见了老同学讲话也比较随便,漫不经心地对彼得1说:老兄,你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个留级生呢,他倒已经拿了一年工资了。把个彼得1气得两眼直发楞。……转眼又过了五年,该加工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涨工资政策是划线的办法:工龄满六年,加一级工资。大家对“联共”的政策当然坚决拥护。盘算下来,彼得3可以加一级工资,因为他已经有七年工龄了。彼得3顺便考虑考虑他的另外两位老同学,彼得1和彼得2,他们的工龄只有五年,不够格,加不上。本来加一级工资也没有多少钱,但相对于他的两位老同学没有加到工资,彼得3就觉得特别兴奋,连连高呼:“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再摇过镜头看看彼得1,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脸色是那样的难看,他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彼得2,较为中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生气,但比彼得1强,有个垫背的。……转眼又过了五年,该分房子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设计出分房政策:工龄满十二年可以分一套两居室住房。三位彼得一盘算,只有读四年制本科的彼得3有资格分到一套住房,因为他的工龄正好十二年。这可不比涨一级两级工资,那是一套房子,把个彼得3高兴得,马上买了两瓶伏特加,回家畅饮起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时还连连哼哼:“按劳分配就是好!就是好!”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妻子彼得3尼娜醒来,一摸丈夫,凉了。后经法医鉴定,彼得3是喜极丧心,兴奋过度,犯了心肌梗塞。再说那个向来自以为上过名牌大学、应该算拔尖人才的彼得1,这一次又是分不到房子,直气得他三思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指天而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老这样问为什么,把个当医生的妻子彼得1芙娜吓了一跳,赶紧打开药箱,给老公打了一针镇静剂。——彼得1的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傻了,呆了,不是原来的彼得1了。剩下彼得2,白读了两年研究生,分不到房子,知识分子脸皮薄,性格内向,也不肯去求头头,楞是呆一边生闷气。可彼得2的妻子彼得2琳娜不服气,跟头头来个“蘑菇战”,头头最后没办法,“好,好,两年研究生算分房工龄。”——至此,三位大学生总算保住了一位。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按劳分配”,最后很难说是按什么原则分配,也不象是平均分配。按说,同样条件的同学,由于际遇和努力不同,收入不可能一样。问题是都是老公包办的,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说合理,他说不合理,也没有办法解决。没奈何只有拉下脸,国家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就是分给他,不分给你,你怎么着!想造反不成?一言以蔽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按劳分配”,怎么才叫“按劳分配”,上下左右都不满意,最后只有散伙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