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接国家科技部通知，我主持的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因特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经专家与部领导审定通过，正式启动。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对这个题目的不倦探求和艰难跋涉的过程。

众所周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与因特网的发展和变化是真正的日新月异；而在这三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速度，一点也不亚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于研究对象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状态，我们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一种无法结题的尴尬状态：数据需要更新，案例总是过时，新的技术不断地带来新的社会发展，生产力在不断地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近年来，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讲学的机会，我访问了法国、德国、芬兰、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与这些地区的学者和官员的交流与对话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因特网只是信息社会的一个基础平台，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建构信息社会的问题。于是，我们的视野开始从因特网转向信息社会，从对现象的描述转入对规律的思考。

2001年2月，应《文汇报》之约，我把当时正在思考的一些观点整理了五千字，以《信息网络化与社会建构》为名，交给报社发表。报社编辑把题目改成了《全球信息网络化透视》。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比较积极。《中国电子出版》杂志做了专访，《新华文摘》和《世界科学》杂志全文转引。那篇文章是眼前这本书的起点。《信息网络化与社会建构》一文分为信息化与信息网络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政治、信息网络化与大众传媒、信息网络化与民族文化、信息网络化与现代教育等五个部分，比较全面的论述了因特网对我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我提出了几点思考，这形成本书理论探讨部分的核心，罗列如下：

1、 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信息网络化将对一切不适应或阻碍其发展的生产关系提出挑战。目前首先要理顺现有的生产关系，从体制、法规和思想观念入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指导思想，大胆改革、大步前进。

2、 在发展和管理的一对矛盾中，发展始终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要给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目前中央提出的“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１６字原则，已经辨证地说明了发展与管理的关系。在WTO准入在即的情况下，要特别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内容作为新的信息产业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内容是生命线”内在含义。在国家信息化发展中重硬轻软、重制造轻应用、重形式轻内容的做法已经留下了深刻教训。现在要从战略高度加强信息网络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力度。

4、 重视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追求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从战略布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层面上都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在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中始终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永远不要失去自我，时时注意守土有责。把网络空间与外层太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待。

5、 信息科学与行为科学并重，在强调数字化生存的同时注意体现人性化的光芒。在机器和人的关系中，人始终应占主导地位。网络是把人联成群体、把群体构成社会的纽带。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它将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以人的自身需要和社会的综合发展为信息网络化的出发点。

在科技部项目的基础上，以信息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为出发点，我又先后主持了文化部《十五文化信息化发展规划》、教育部《网络媒体研究》、《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媒介整合与WTO应对》、国务院信息办《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研究》等与信息社会相关的课题。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国家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从技术的角度切入，然后向产业和经济层面发展，最后势必要进入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社会建构领域。

2002年2月，应法国外交部邀请，作为中国代表，我在巴黎“电子政务与公民利益”国际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阐述了我对中国电子政务与社会发展的理解；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国际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我进一步把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正式提出了“信息社会4.0”的观点，并将2001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作为我国信息社会4.0的启动标志。2002年11月，应留美华人科协之约，我在纽约发表了“信息社会4.0”的演讲，向美国学者和媒体介绍了信息社会4.0的基本框架：

信息社会1.0是信息技术应用阶段，其表现形式是采购设备，构建网络；信息社会2.0是信息产业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发展有我国自主版权的软、硬件产业；信息社会3.0指信息经济的推进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电子商务及信息化在相关经济领域的推进；信息社会4.0指信息社会建构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以电子政务为起点，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拓展。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正开始向信息社会4.0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