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必须把玉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基本国情和资源条件，统筹发展玉米与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在保持玉米播种面积稳定并有所增加的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技创新，优化区域和品种布局，着力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玉米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科学储运效率和加工水平，完善政策调控体系，全面提升玉米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促进玉米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保持国内基本自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坚持把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作为玉米产业发展的总体方针。我国是玉米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要立足国内资源条件，保证我国玉米生产稳定发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我国玉米需求数量大，加之国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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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玉米生产稳定发展面临三大制约。一是玉米生产主要集中在中低产田，受干旱影响较大。二是玉米生产实用技术普及率不高，机械化水平较低。我国玉米区域生态和生产条件差异很大，能够满足不同区域和生产条件的实用技术不仅严重短缺，而且普及率不高。玉米生产机械化程度比较低，机收水平目前只有33%。由于长期使用小机械浅耕浅松，限制了土壤潜力的发挥。据专家调查，我国玉米田土壤耕层平均16.5厘米，比适宜玉米生长的最浅耕层少5.5厘米，比美国玉米田土壤耕层少18.5厘米。三是玉米种业发展相对落后，突破性优良品种较少。虽然国内玉米品种数量较多，但是原创自交系水平低，育成品种同质化严重，高产、优质、多抗、广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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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玉米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生产稳定性差、年际间产量波动大。长期以来，玉米是我国粮食增产的重要贡献作物，也是造成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品种。小麦、水稻产量增减主要在面积，而玉米产量增减主要在单产。我国粮食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旱灾，而玉米最易受旱灾影响，导致单产减少。2000年以来，全国玉米单产7年增长、4年下降，其中2000年减12.6%，2003年减2.3%，2007年减3%，2009年减5.3%。2000年因严重干旱全国粮食减产924亿斤，其中玉米减产442亿斤，占减产量的48%。尤其是东北玉米主产区因旱导致玉米产量波动更大，如2000年减产343亿斤、占全国的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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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已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目前我国东起台湾和沿海各省，西至青藏高原和新疆，南起海南省，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都有玉米种植，是世界上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玉米”之乡，但以春玉米和夏玉米为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玉米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由上世纪50年代的11.3%、10.7%提高到90年代的20.4%、23.4%。进入新世纪，我国玉米生产呈跨越式发展态势，2011年种植面积达到5亿亩，产量达3856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3.7%。2004—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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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是全球种植范围最广、产量最大的谷类作物，居三大粮食（玉米、小麦、大米）之首。我国是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播种面积、总产量、消费量仅次于美国，均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玉米发展势头良好，总体上保持了产需平衡的格局，但产量年际波动较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进入玉米消费快速增长阶段。从未来发展看，玉米将是我国需求增长最快、也将是增产潜力最大的粮食品种。抓好玉米生产，就抓住了粮食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挖掘生产潜力、加快玉米发展、保持玉米能够基本自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件大事。

　　 玉米是全球第一大谷物。目前，除南极洲之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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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视角下的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政府）行为与农民上访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对农民上访行为的影响。比如，上访农民如何认知信访问题及国家的信访治理政策措施和策略？国家的信访治理工作又如何反过来形塑农民的认知？进而，这些认知又是怎样支配着农民的上访行为？国家推动的乡村治理转型（比如税费改革、依法行政等等）如何影响到基层信访治理问题？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可以推进农民上访问题的解释性研究，有利于揭示农民上访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而不是如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那样偏重于对农民上访过程机制特征的解读。

　　第二，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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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对国内既有农民上访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对农民上访问题的中国性进行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外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尤其是“找回国家派”的理论资源，本文提出在农民上访研究中引入国家视角，将农民上访放置在国家中理解，重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联。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国家的视角引入进来，并非如已有某些研究那样以国家来反衬社会，而是以社会和底层（确切而言是农民上访）来反观国家。我们认为，农民上访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对农民上访产生着重要影响，而农民上访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行为，透过农民上访问题我们也可以更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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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考切波曾提出：“社会革命的历史事实一再表明，需要一种更为国家中心的途径。”他自己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比较历史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引发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根本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毋宁说，他们是居于旧制度下的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表现……社会革命不仅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价值和社会制度，它同样甚至还会更多地改变国家结构。”所以，为了深入理解社会革命的转型，就必须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宏观结构，是一种具有潜在自主性的组织，而这又进而要求我们“将国家推向关注中心&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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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蒂利等人在后期开始将国家因素纳入社会运动研究之中，对于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该看到，尽管国家开始受到重视，但其侧重点仍然在社会，国家只是他们用来解释社会运动发生和变化的背景或者原因。即使当他们提及社会运动对于国家的影响时，也主要聚焦于社会运动给国家带来的压力，从而迫使国家实施制度变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公民社会发育。无论是在《社会运动》还是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和《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等著作中，主导查尔斯·蒂利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的关键词都是“民主化”或者“去民主化”。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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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可以追溯至卡尔·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研究、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等等。一直以来，社会中心范式构成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这一范式下的社会运动研究又主要沿循经济剥夺的视角[1][20]、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和组织与资源动员的视角等三条路径展开。在以上几种视域下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学者们都不一而同地聚焦于社会，而国家则完全被遮蔽。

　　直到世纪之交，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和西德尼·塔罗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家才开始将目光稍稍偏移到探讨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上面。他们提出了抗争政治学的概念，以突显国家在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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