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等人在后期开始将国家因素纳入社会运动研究之中，对于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该看到，尽管国家开始受到重视，但其侧重点仍然在社会，国家只是他们用来解释社会运动发生和变化的背景或者原因。即使当他们提及社会运动对于国家的影响时，也主要聚焦于社会运动给国家带来的压力，从而迫使国家实施制度变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公民社会发育。无论是在《社会运动》还是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和《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等著作中，主导查尔斯·蒂利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的关键词都是“民主化”或者“去民主化”。在《斗争的动力》和《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等文献中，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也主要是民主转型和斗争的民主化问题。其目的在于从社会运动或者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中寻找出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相较于社会运动理论而言，西方的革命研究对于国家及国家与社会革命之间关系的探讨和认识更为深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包括托克维尔、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乔尔·S·米格代尔等等。跟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仅只是关注国家跟社会运动之间的表面互动不同，革命研究侧重于从国家结构与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变化来理解革命的发生机制，并以此来反观国家的性质及其行为逻辑，所以，革命研究比社会运动研究带有更强的国家韵味。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西达·斯考切波为代表，西方革命研究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的作用，并逐渐兴起一股“找回国家”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