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视角下的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政府）行为与农民上访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对农民上访行为的影响。比如，上访农民如何认知信访问题及国家的信访治理政策措施和策略？国家的信访治理工作又如何反过来形塑农民的认知？进而，这些认知又是怎样支配着农民的上访行为？国家推动的乡村治理转型（比如税费改革、依法行政等等）如何影响到基层信访治理问题？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可以推进农民上访问题的解释性研究，有利于揭示农民上访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而不是如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那样偏重于对农民上访过程机制特征的解读。

　　第二，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化及其对于国家的意义。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较之以前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既跟乡村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同时更与国家的信访制度变革和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有着密切关联。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对我们国家的信访治理工作和维稳战略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国家作出哪些方面的调整？

　　第三，透过农村基层信访治理机制及其绩效探讨国家与农民关系现状及其逻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信访制度的设置，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反映问题提供了渠道。它所表征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国家为渗透社会、调动社会力量对更低层和基层国家机器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其次，在信访治理过程中，不仅涵括了中央与地方、高层与低层政府之间关系，而且涵盖了干群互动关系。通过对信访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可以较好地揭示出中央与地方、高层与低层政府之间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关系和权力技术运作，从而窥探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特征及其逻辑。再次，在信访治理过程中，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监控措施，来治理上访者（尤其是上访钉子户），达到息诉罢访的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包保责任制、行迹跟踪等等。这是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信访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监控功能。尽管包括监控手段在内的基层权力技术运作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权力技术运作绩效的讨论，并以此来探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