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李红艳
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渐定型，民办高等教育、网络学院、成人自考等形式与正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配合，成为一名大学生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了。
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考试，逐渐变得热闹起来，各种辅导班、辅导教材、辅导老师等轰轰烈烈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似乎高考也不太难了，博士考试也不难，硕士入学考试成为夹在中间的层面，变得不尴不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费问题。原来是学生交学费，现在随着高等教育不太明晰的改革方针，变成了导师出钱给学生，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还可以从老师那里每个月得到400-600元生活费，而且没有监控机制，无论这个学生，老师是否满意，费用由学校从老师的账户...
又要讲授媒介组织学的课程了！组织的定义先后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新媒体对组织学的挑战是最为巨大的，但现在人们似乎更愿意侧重组织行为学展开话题，而忽视组织学的研究，其实，组织学涉及到的问题有政治学的、文化学的、传播学的、社会学的、管理学的、心理学等层面的问题，因此讲课的时候案例很多，涉及到的领域也很繁杂。但是学生理解起来却总是觉得很难。但是，让他们做媒介策划的时候往往做得很好，也很有积极性。
因此，想到一个问题：策划案与组织运行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尤其是对媒介组织而言？媒介组织结构的变迁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日新月异，主要是围绕经营展开的，一些周刊、专刊以配合广告市场定位为基...
媒介监督的困境
监督是一个尴尬的词语，本身便消解了媒介在中国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专业性和职业特征，将行政化的色彩附之于媒介之上，因此媒介在实施监督功能的时候，便不得不与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博弈。中央的媒介到地方进行监督，地方的媒介到异地监督，其实质便是体制权力与行政隶属关系所形成的直接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提倡的是舆论监督，比较令人困惑的是：监督的是谁的舆论？舆论又监督的是谁？进入21世纪，新媒体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的工具之一，传统媒介的力量在商业化和体制灌输中，滋生出多元化的形态。
一方面是政府信息公开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法制惩治，信息公开的内容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