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社会转型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性与专业化
《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前言》
李红艳
2008年，当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话语叙事模式在组织行为模式，如媒介组织、各级政府组织、诸种学术机构乃至多样的民间性质的的活动模式一一展现的时候，大众群体则以自身的日常生活模式和消费理念，演绎着个人生命难以全貌呈现的年代记忆。或者，年代记忆是个体意识在蓦然回首之间的一抹情怀，一声叹息，一个简单的音符，一种难以清晰化的叙述话语。
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年的岁月中，知识分子群体承担了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使命，肩负了确定自我社会身份过程的社会责任。那么，作为职业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和特点是如何凸显呢？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获取与传统社会的四民阶层身份的逐渐分化有着密切关系。古代的知识分子身份——士大夫群体，通过科举制度的系统而获得了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20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四民社会自晚明以来的逐渐解体，因此晚清的知识分子已经一跃而从士大夫阶层转化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空间、知识结构和职业选择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发生了断裂，“他们不再是国家精英，而成为自由浮动资源”，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依然成为一个“断裂”社会，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二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裂。在这种社会情形下，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脱离了与体制的关系，“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许纪霖 2005），城市的兴起、新的知识领域的开启、现代商业的日益拓展又吸引以乡村为居住和思考空间的知识分子离开乡村，来到了城市，彻底扔掉了原有的士绅阶层与社会基层的天然纽带，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渐行渐远，城市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形成学术群体、组建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期刊的可能性，这种独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和特征的凸显，却加深了这一群体心理上的断裂与分化，不同的选择趋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中演绎着不同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一系列的革命行为模式中，一方面，新的学术范式逐步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20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经登场。另一方面，党派与主义之争凸显，正是在这一巨变中，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陈平原 1998)。
这种学术转型宏观而言体现在学术信仰、学术价值和学术思路及方式的变化，微观而言体现在某一研究成果起到了开启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的影响力。中观层面则包括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模式与社会变迁之间互为牵制而又竭力撇清的一种质化的状态。
这种现代学术之转型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了空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刻骨铭心地行政化地制造了另一种所谓的学“学术转型”。这种“学术转型”以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的非革命化特征为主要立足点，以一系列的思想运动模式为操作性手段，以脱离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空间为主要行为模式，在30余年的时空中，历练了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知识分子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态势上的巨变。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晚清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前三代，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后三代，其中再细划分为1949-1966年为17年的知识分子，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1966-1976）和后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许纪霖 1997）。
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后三代知识分子在近6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其中，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转型又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认为，这一转型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一是从行政化、政治化话语到思想性话语的逐渐回归；二是从职业化话语到商业化话语的逐渐过渡；三是从商业化话语到行政逻辑下的职业化话语的转化；四是从行政逻辑下的职业话语到行政逻辑下的政治话语、职业话语、日常话语的转化。这四个层面的转化也大致凸显了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导向与演绎模式，同时也表现出过渡性、中介性和拓展性的特点。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因此十七年的知识分子和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就其职业而言，单一性和纯粹性逐渐消亡。知识分子在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也由最初的革命思想启蒙者，到跌落为革命的“同路人”，直至“革命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观点为毛泽东的依附说和消耗财富说。他认为“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即依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所有制上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则依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上，依附在无产阶级上。是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请来的教书先生。这两种观点不仅消解了知识分子原有的职业特性和社会特性，而且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趋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仅是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对社会责任的认同，而是对自身的社会身份的原罪感的认可。由于自晚清以来，革命被赋予了一种崇高救世的内涵，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知识分子便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了革命，并以革命者的身份获得了认同。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化建构所缔造的革命者身份不再为社会所需要，而被迫“堕化”为国家和社会的被雇佣者。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反思和90年代的学术期待之后，转而集中于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现了当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必然性。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勃兴，有对80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编的意图，80年代学风的“浮躁’’和“空疏”是由于旧规范的失落和新规范的尚未形成。就学术发展的规律而言，原有的学术范型在常态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危机，这时就需要调整，需要寻找新的学术典范，这种学术的自我整合是顺理成章的。
伴随着学术转型的发生过程，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经历着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这种回归以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步进行。当行政理性的逻辑逐渐为经济理性的逻辑所冲击的情形下，行政理性的资源与经济理性的选择相互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选择趋向上的混合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生的社会在三个维度上的转型：即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形态转化，在打断了业已发生的学术转型过程的同时，也迫使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发生断裂与转型，经济理性、实用主义的学术选择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自由蔓延、行政垄断资源、个人主义理念无边际泛滥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立场、学术立场、价值与信念，也在发生深刻地断裂。
但现代中国不仅仅是在30年的年轮中盘旋，1949年的刻骨铭心乃至绵延而来的60余年的岁月年轮，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层次中，印刻着属于“我们”的记忆。“我们”不仅是工农兵商的组合体，更是了解和认知这一组合体在社会发展脉络中灵魂的震颤与记忆的刻板化过程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组合体，即“知识分子”群体的组合体。
或者可以说，90年代以来至今正在兴起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还处在行政资源的垄断与经济理性选择的两难抉择中，文化理念、价值体系、社会心理等的重新建构，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变得无从做起，似乎每一种操作性的、工具性的努力在大众媒介的魔化下都成为一种“短暂的过眼烟云”，难以形成稳固而长久的行动模式，或曰社会任务模式。那么，知识分子除了在商业选择和行政选择的两难中，还应该做些什么？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一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理应是重新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进行实践的行动过程。而就学术研究而言，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描述真现状，合力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下个世纪的进步付出微薄之力，是一条较为现实可行之路，也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职业化所要求的，而非行政化、商业化、个人主义的选择所要求的。
参考文献：
许纪霖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论》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年4月版，编者序。
陈平原著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8、22页。
许纪霖 “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