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还未消退，五四运动90周年的话语在2009年的社会大众和学术视野中便不断延展着，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在大众媒介的倾力推进下，日益忘却了自我。同时，当代大众对中国媒介的集体记忆和刻板印象也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新媒介技术工具的自我拓展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伴随着这种新阶段的到来，需要反思的问题甚多。例如中国媒介产业化的过程如何？大众媒介在产业化过程中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如何？媒介从业人员对乡村的了解度如何？社会大众是如何从大众媒介上获取关于乡村社会的刻板图像的？乡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大众媒介变革的进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状况与大众媒介体系的关系如何？乡村社会内部是不是具备了独立的信息传播系统？这种独立的信息传播系统与城市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各种组织以由内及外、自上而下的方式介入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中，其影响力如何？而政府以制度化的形式对乡村社会的农业技术推广又是如何实现的？学者群体以自身的学术实践，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视角在乡村社会的自我实践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力？这种种合力对乡村社会的变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的领域众多，既有新闻学、文学、历史学，也有社会学、经济学；既有政府组织，也有其他社会组织；既有学者的实践性的应答，也有政府的制度化的操作。如何将这些涉及到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以及与城市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关联问题一一清晰地解答，便自然而然地唤起了一个新的信息传播研究领域。
这里不能回避的一个专业领域便是传播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的相关著作陆续推介到中国，对传播学理论的介绍和阐释便随即在文学、新闻学领域普遍展开，直至2001年传播学作为二级学科得以名正言顺的确立下来。作为最早具有传播学本科专业学位授予权的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探索着如何将传播学课程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术特色相结合，2005年这种探索路径逐渐明晰化了。媒体传播系的同仁们在共同的研讨中，共同斟酌并提出了乡村传播学这一概念，同仁们分工合作，共同撰写了《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这本书出版之后，中国农业大学网络学院便将乡村传播学确立为通识课程，并将《中国乡村传播学》设定为指定教材。
换言之，《中国乡村传播学》便是对上述问题的综合回答，并希望由此来确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使之成为中国农业大学传播学的特色，更希冀由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一条研究路径。
时间的迅疾速度似乎总是超过了我们的感受，2005年刚刚开始提出乡村传播学概念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晃五年时间已经悄然流失了。当时集体撰写《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也在跌跌撞撞中走过了五年。这五年中，我对乡村传播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反思一刻没有停止，这种反思也在学界对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之间的关系的质疑中缓慢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也在以各种学术视角丰富和修正着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境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
作为乡村传播学研究发端者之一，我则试图将乡村传播学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五年的历练之后重新界定，并将其纳入高校的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中，为此，特地撰写了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
这本著作的主要特色在于：（1）将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外社会发展脉络相对应，并将传播的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2）围绕信息传播的视角，将有代表性的信息传播理论进行整合，这些理论分别来自于社会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领域；（3）密切关注中国乡村社会中传播理论的新动向和传播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每一章的最后一节均是从中国乡村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描述和解读。
任何一本著作的完成，都意味着一个不成熟想法的提前实现。其中必然包含着种种不完善的地方，希望与同仁们进行充分交流，共同将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向前推进。
作者于200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