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
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
2021年12月31日
「编者按：2021年12月24日下午，值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10周年之际，中国范式与中国梦思想体系原创研究者、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王毅先生受厦门大学校长张荣教授的邀请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了题为《从“案例价值”到“范式提炼”：中国范式与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讲座。本文根据该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2020年席卷全球的大疫情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整体心智模式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西方神话”破产，“中国道路”开始被正视。有人说，2020年是中美力量对比转型之年，美国的衰落之象渐显，而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亮眼呈现；2021年，中国时代到来，多元世界开启。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案例价值”，更要进行“范式提炼”。而在西方的知识围堵下，“中国现代化道路”背后的“中国范式”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关键命题。而这个命题的突破，需要一场学术界摆脱“西方至上”的“跟随式科研”的“边缘革命”，需要中国知识体系创新“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的“三体运动”，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当，需要一大批世界级大师与知名学者的出现。
谨以此文，致敬建党一百周年，致敬即将过去的被称为“中国元年”的2021年；也谨以此文来传播“中国范式”研究的“星星之火”。
中国学术界是国家智慧的一线担当，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后盾和先锋；
中国学术界要有自己的山，自己的海，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辽阔胸襟。」
一．时代的最核心命题：关于中国范式的思想建构（一）时代需求的转换：从“案例价值”到“范式提炼”
2020年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使中国再次从“案例层面”上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尊重，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点赞中国抗疫“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现使 “西方模式”神话在全球范围内破产，所以，2020年可以说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之年”。然而，中国的亮眼表现，引发了美国的强烈恐慌，使其更变本加厉地妖魔化与孤立我们；2020年7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新“铁幕”演讲；拜登政府也试图通过“民主联盟”、“民主峰会”等拉帮结伙、遏制中国的崛起。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郑永年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说美国在经济贸易上跟中国搞脱钩，全方位围堵中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等方面围堵中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围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知识围堵。（郑永年，2021.06）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展示我们“行”，而且要从学理等层面上向全世界阐释“我们为什么行”。如果说2020年，我们是在“案例层面”上又一次取得成功的话，那么2021年，基于“中国案例”的“中国范式”必须要浮出水面。
当然，中国的成功案例不仅仅单指这次的疫情，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成果，以及我们在世界减贫史上所创造的奇迹等等。
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来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二）中国时代与多元世界：东西方是人类新文明阴阳结构
2021年，“中国范式”浮出水面，“中国时代”已正式来临。人类文明还必须要有东方系统思维的补益，不然将永远无解。与强调个人成就的美国梦不同，中国梦本质上是家国梦，是中国系统思维范式的产物，其逻辑是国富民强，有整体才有个体。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道路与话语体系，将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种必要的崭新的可能性。
在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叫嚣“历史已经终结”。在反复的价值观输出与宣贯之后，不仅是西方，整个世界的心智模式都深深烙上了西方烙印，并在潜意识中以西方为模板来衡量或者评判其他的国家（王毅，2015.11）。而2020年以一种狂飙巨澜的方式冲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智程序，这种“共同经验”悄然间在改变很多东西，将会给世界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人类新文明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产生并被大家所广泛接受。而“中国范式”将与“西方范式”一起，成为人类新文明的阴阳结构。
2021年，多元世界已正式开启。“新冠疫情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结，也标志着霸权时代和霸权秩序的终结。……后霸权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多层、多维的复合世界。”（秦亚青，2021.03）
（三）中国范式与世界未来：世界的解答或在中国
为什么必须是多元世界？中国的奋斗到底有多重要？世界的解答或在中国！
席卷整个世界的传染率极强的新冠疫情，让这个世界变得很魔幻，也使这个世界有些像宗教所预言和描述的那种“末日图景”。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为什么就会到了今天这种境地？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人类的未来在哪里？而很多智者早已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给了中国。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整体心智模式的转型期，到了“除旧布新”的节点上。“
在目睹和洞察了世界的危机之后，很多智者都认为‘世界的解答在中国’。80年前，大哲学家罗素曾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以全新的希望。30年前，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中国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并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而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李约瑟博士则说，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以及人文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则认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们必须要产生新的范式，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发现’与‘发明’。”（王毅，2014.12）
（四）这个时代的最核心命题是中国范式的思想建构
所以，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难点与需求点，是关于中国范式的思想建构。
1. 我们必须用“中国范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指导。拓维智库认为，建国之后的百年中国梦可划分为前三十年（1949-1978）、后三十年（1979-2013）以及新三十年（2014-2049）。中国在成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正在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我们没有任何的模板可以照搬或者遵循。前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苏联，后三十年我们可以学西方，而现在我们必须得自己“打版”！（王毅，2016.12）
2. 我们必须要给人类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学者额手称庆，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岂不知同质化的世界，是单调、枯燥而危险的，必将走向“热寂”；更别说现有的西方发展模式本身已是问题重重。（王毅，2014.12）
3. 我们必须要用“中国范式”来应对西方知识围堵，解决“挨骂问题”。如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思想中出话语权。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后发国家缺少话语权，大多与其知识的世界图景有待拓展有关。”（高瑞泉，2020.07）从建国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角度，前三十年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后三十年我们解决了“挨饿”问题，而这三十年我们则要解决“挨骂”问题。我们应对西方知识围堵，解决“挨骂问题”，必须要构建“中国范式”。
4. “两岸制度融合”与“一国两制下话语体系”的建设也必须要有“中国范式”的支撑。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台海必须要统一，台湾必须回归。而台海问题的背后，既是国际外交、军事力量等的角逐，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要得到台湾民众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认可。而这不能靠“硬性洗脑”，除了成功案例的佐证外，更要靠强大的逻辑及理性的力量，靠基于中国范式与中国知识体系之上的“一国两制下话语体系”的建设。
可见，“中国化—中国范式—中国知识体系”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文化现象，更是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我们中国既要通过“中国范式”来从学理上言说我们自己，打败西方的“知识围堵”；也需要完善“中国范式”，而减少我们全面崛起中的系统风险；而要通过“中国范式”，来促进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所以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中国范式”都已经是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要义中的要义。
二．中国范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的理论支撑
那么什么是中国范式呢？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中国范式是相对于“西方范式”而言的，是中国道路背后的根本性的思维体系与理论支撑。
人类文明制度谱系包括制度（实践）-机制-体制-文化-思想理论体系。西方范式与中国范式都是人类文明制度谱系的有机组成。
中国范式是人类在五百年的现代化选择过程之中，与西方知识文明范式所并列的，基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根基，以中国所特有的系统思维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为特征的一种文化文明范式。
中国范式包括思想范式-哲学范式等四大组元。思想范式-哲学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中国是系统思维范式而不是西方的分析思维范式，中国有“执两用中”的智慧而不是像西方一样“执其一端”。
下面，我们以“思想范式-哲学范式”为例而进行深入分析。
1. “执其一端”的思维方式与“个体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是世界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人类的迷局与困境表现为：生态危机（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文明冲突（竞争与不稳的源泉）、社会危机（不平等与孤独感）、人生危机（精神空虚与信仰解体）。人类的问题在于各种“个体中心主义”的作祟，如和集体相对应的个人中心主义，在人类相对应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造成了人类的三大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而这些危机将人类推到了行将灭绝的边缘。而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的背后是西方还原式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见树不见林，虽然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却会造成整体的撕裂。新冠疫情的爆发就是人类欲望的恶果，是自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报复。
各种激烈的碰撞在撕扯着这个世界，如科学与宗教之争、物质和精神之争、个人与集体之辩、技术与道德之争等。而危机的根源与必然表现为：个体与整体（人的觉醒与上帝之死）、科学与宗教（科学革命的祛魅运动）、西方与东方（西方精神的孔雀开屏）、物质与精神（物质至上与精神流放）、技术与道德（社会变革的相对滞后）。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与二元对立是总根源所系。
2.而中国“执两用中”的中道智慧与“整体主义”的系统思维方式正好对治这个时代
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F.S.菲茨杰拉德说：“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即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虞庭十六字”相传是起源于尧舜相传之心学，被称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中庸》说，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国人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是一种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中国人兼具广博性、深邃性、淳朴性以及雅致性。著名学者梁漱溟等都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早熟”。中国的“中道”智慧以及“天人合一”的系统观等正好可以对治时代。
三．中国知识体系创新的“三体运动”：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
“知识范式”是“中国范式”的基础。那如何进行知识体系创新呢？
首先，什么是知识体系呢？中国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知识”又是“中国底知识”。由于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认知，又集中体现民众的文化认同心理，可以为国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选项，同时也对外全面展现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中国知识体系是“体”，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用”。（高瑞泉，2020.07）
其次，我们该如何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呢？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杨光斌曾毅，2014.02）美国通过“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范式生产”的“三体运动”建构出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在冷战对峙中成功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地搞垮了苏联。我们也必须要镜鉴西方经验，进行“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范式生产”的“三体运动”。
而学术共同体必须要有一支“边缘革命”的领军力量。好在历史早已进行了提前的布局，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已经诞生了一支以“中国范式”研究为使命的智库团队。
四．风云际会的历史布局：廿三年的拓维智库与“中国学派”
经过廿三年的奋斗，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拓维智库已经在“中国范式”的一级原创上做了很多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学派”根基初奠。
能够承担“中国范式”一级系统创造、能开启“中国学派”的智库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一）有二三十年的较长历史，并一直在为时代谋局；（二）成功过，而且一直在持续成功；（三）有充分的信息源泉，与现在中央高层之间有过交集；（四）具有独立性，由中国社会最优秀最有良知的人来组成；（五）有具备罕见思想深度与建构能力的“时代思想家”；（六）曾经抵达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层。而拓维智库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拓维智库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初现端倪之时，脱胎于改革开放走向纵深的一系列“问题意识”之中，起步于集中体现中西制度对比的台海研究之中，成长于繁荣与问题交织的二十年间，致力于基于“中国学”的“中国范式”研究，有志于守护中国新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这个时代的前行，背后需要有一双眼睛关注这个时代最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一支不代表任何人、任何派别、甚至不代表自己的完全独立的力量。”二十三年前，正是秉持这样的“智库报国”信念，当时年纪尚轻的笔者毅然抛下了很多东西，从国务院体改办系统走出，以省部领导访谈为起点，创立了拓维智库。
拓维智库是“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最真诚的道义追随者与实际践行者。笔者曾在一次公开研讨会上说：“‘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拓维智库来说则是使命。”（王毅，2019.09）拓维智库早在1998年左右就提出要进行“中国知识体系建构”，当时这种提法被很多学界人士所嘲笑、被认为是“民科”；但笔者本人与笔者的团队还是不改初衷、孤独前行。2019年拓维智库在北大南门成立了旨在研究与传播“中国范式”的“中道讲习所”。今年年初，在回首智库之路时，笔者曾感慨地写道：“初心一片多江海，江海扁舟连远航。不知不觉间，年轻时，‘拓维’守望的身影，已伫立成一道潜心‘中国学’和‘中道范式’研究的一道智库风景。”
20多年来，作为中国最早的中国范式原创研究顶层智库，拓维智库以中国范式和中道思想理论体系为基础理论，以“五元治理模型”为应用理论模型，以其在省（市）政府领域、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打造的国家经典案例对象为政策试点和社会实验，率先在国内开创了以中国范式、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内容的系统性研究和试点示范与社会实验，其相关成果大都为中央高层所有效釆纳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拓维智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首都高校博士团为主体研究力量、以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为调研平台、以中国范式原创研究为目标使命、以深改期中国各级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市场改革为案例对象的拓维（中道）学派。
在政府领域，作为中国范式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创研究者，20多年来，拓维智库王毅院长带领其智库团队原创研究了一套“以省（市）党委领导为核心、以省（市）民生工程为中心、以省（市）政府顶层设计为政府主体、以智库长期跟踪参与并作为社会主体进行省（市）域政策试点或者社会实验、调动各方市场力量进行产业落地的一套“五元治理模型”，并分别打造了省级层面的作为省域、跨省域和海内海外华人华侨为主体力量参与的“海峡战略三部曲”案例；市域层面的作为五位一体量化指标体系的“三爱五福和谐幸福文化工程”案例；代表百年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的微缩样本和县域标杆的“红旗渠3530战略工程”案例。以上案例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战略或者其相关研究成果被中央高层有效釆纳。
在社会领域，拓维智库打造了省群团组织的“量服群团治理体系案例”和中国特色现代智库建设案例。2014年以来，拓维智库在打造“数字政务”的标杆，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让每个鲜活的人民表达诉求、都参与到执政过程中，以增加我们的系统稳定性。选择并跟踪研究了四川量服治理体系，2015年12月25日在人民网发表了《一场现代治理的深刻变革：论四川省残联"量体裁衣"式残疾人个性化服务模式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署名文章，该文得到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尹力、省委副书记刘国中等领导的批示和高度关注，并作为精准扶贫的对标模板在全省推广。
拓维智库及其首都高校博士团作为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区域战略的综合性顶层智库，23年来，其原创的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和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布局体系已先后为国家高层釆纳，其先后在闽三任省领导支持下打造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和海峡经济区案例，成为国内迄今唯一一例集原创研究、课题立项、咨政研究、高层沟通和国务院批复及至项目落地的全程综合性智囊服务案例。2015年以来曾受邀担任林州市人民政府和红旗渠干部学院总顾问，其设计的顶层设计方案曾先后获得王歧山、赵乐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红旗渠干部学院也因此成为中央党校省部级班的教学实践点。二十多年来，其系列原创研究成果和五大国家级经典案例，均先后为国家高层釆纳，并广泛影响了大批国家高知精英群体，在中国道路研究、中国知识体系构建和区域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启蒙和区域试点。除此之外，拓维智库的跨学科研究小组早在十年前就用数年时间闭关完成了上百万字的关于“人类新文明与中国道路思想理论体系系列丛书”（《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构建》、《三爱五福——生态文明时代的全球伦理价值总纲》、《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选择：“量服”治理模式研究》）的精心创作。
拓维智库“两个一公里”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称得上已打下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拥有包括中央党校、国研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等的一流学者在内的300多名研究员和100多名拥有丰富政府治理经验的省部级专家顾问，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的3000多名博士、博导组成博士团成员。拓维智库现在已经形成了以“首都高校博士团”为后备力量、以“拓维学者”为中坚支撑、以“拓维十大研究所和十九个海外工作站”为组织架构、以“中道讲习所”为传播载体，以“顶层智库专家共话后疫情时代系列”为影响力品牌的中国学派体系。
因为一直在为时代谋局，而且廿三年关注的正是中国现在最核心命题的“中国范式”；所以，不知不觉间，拓维智库早已来到了时代舞台的中央。
五．学术领域的“边缘革命”：摆脱“西方至上”的“跟随式科研”
不管拓维智库这廿三年来多么砥砺奋进，但毕竟“中国范式”是一个太过于庞大的体系，即使一级原创完成，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二级原创、三级原创等，才能“蔚然成势”、终成气候。这需要奉行依然“西方至上”的学术界来一场学术领域的“边缘革命”。现在，拓维已经形成了自己内部的中国学派体系，而现在需要更大范围的由广大学术界参与的学术共同体。
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政府主导之外的由民间边缘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为边缘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真正推动力来源于四大“边缘革命”，即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城市个体经济、经济特区。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一场“边缘革命”一样，那么现在，在学术界也需要一场“边缘革命”。我们必须要从“西方至上”中走出，而创造“中国范式”。长久以来，我们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案例”来阐释“西方理论”的传统，甚至这被认为是成功的捷径。当然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有其价值的。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求了。
时代是出题人，我们是答卷者。跑道已经变了，规则也已经变了，我们不能再沉溺于过去对西方的“跟随式科研”中，必须要群策群力创造我们自己的“中国范式”与“中国知识体系”。
六．知识分子的主体担当：“官”“商”之外第三种力量的崛起
“这也是一个需要知识分子阶层挺身而出、成为历史主角的时代！我们将重拾民国遗风，再现士人风骨！前三十年我们被打压，后三十年我们为附庸，而新三十年我们则必须是真正的担当者！我们不仅仅要以我们的智慧去引领这个时代，更要以我们的人格来垂范世人！”“从政府、市场到社会，从‘一’到‘二’再到‘三’，从经济领域的“边缘革命”到社会领域的“边缘革命”，蕴藏于共和国肌体内的潜在力量正在全面生长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完善着，中国的华厦将更加平衡而稳固，权贵资本主义将被制衡而不能横行霸道、到处游走，一个更加公平而正义的‘三和五治’的社会将会出现。”（王毅，2016.12）
七．在“中国范式”主题下，中国将迎来大师倍涌的时代
未来将是“中国范式”与“西方范式”之间的终极较量与二元并行。这是思想家群体与思想家群体之间的对决；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与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斗：请加入到“中国范式”的研究与国家话语权的抗衡之中。“团体战”必须要有一些世界级的选手。
所以，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应有立志做世界级学者与大师的理想与抱负。我们判断：“中国范式”将成为世界级的显学；中国将会迎来一个大师倍涌的时代。“中国范式”是一条有机会“换道超车”的新跑道；“中国范式”的范式创新中将涌现出一批各个领域的大师；过去三十年能够获得大众知名度的是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教人”，而新三十年能赢得时代的将是“中国范式”各个层级的原创者。“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要成为中国范式的学术星空中璀璨的一颗星星。
“我们呼吁大家加入到‘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与传播中来，而‘中道讲习所’的主旨正在于此。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思维拓荒”、拓展“思域空间”；我们要与“西方至上”的思潮争夺思想、学术与舆论的话语权与主导权；我们要在“党性教育与干部培训”以及针对广大学子的“思政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王毅，2019.9）“以梦为马”，望我们都能不负青春、不负来路、不负时代、不负使命！
从“中国案例”到“中国范式”，我们提炼“中国范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模式，更在于展示其他成功模式是存在的。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很多的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国时代的来临将终结“终结思维”，而再次打开了“多元世界”之窗。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多元更美好的、更具“文明多样性”的第二轴心文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