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晚年的去向，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晋书·凿齿传》记载：“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大意是说，襄阳沦陷之后，习凿齿和释道安被苻坚用马车“请往”长安做官，并且苻坚赏赐了不少厚礼。但不久之后习凿齿便以脚疾为由辞归襄阳。待东晋收复襄阳之后，朝廷想要征召他来编纂国史，但他那时已经死了，此事就便不了了之。
而根据《全晋文·一百三十四卷》记载：“凿齿字彦威，襄阳人，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转西曹主簿别驾治中，左迁户曹参军，出为荥阳（原文衡阳）太守，寻罢归”。也只讲到了他跟随桓温，一路升职做到户曹参军，后来又被派往荥阳出任太守，不久便被罢免返回襄阳。习凿齿的生年，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有人根据史料推测习凿齿生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左右。关于习凿齿的卒年，《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
但是根据江西新余白梅和峡江花门楼（古称新淦）等地的家谱记载，明确指出习凿齿晚年迁居江西新余梅岭（现称白梅）：“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八月十三日，殁于义熙八年壬子（公元412年），享年八十有余，葬于分宜枣木山”。
正史与家谱各执一词，到底哪一个更加可信？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要进一步深挖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才能进一步考证和下结论。
一、苻坚为什么要攻打襄阳？
苻坚是何许人也？根据《晋书》记载：“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以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僭称大秦天王，诛生幸臣董龙、赵韶等二十余人，赦其境内，改元曰永兴。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妻苟氏为皇后，子宏为皇太子”。苻坚于公元338年出生，357年即秦王位，时年19岁，还不足二十岁。公元370年灭前燕，371年灭仇池（今甘肃威县西北）氐族杨氏，373年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376年灭前凉，同年乘鲜卑拓跋氏衰乱灭代。二十年之内，所向披靡排山倒海，统一整个北方，时年才不到40岁，可谓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前秦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东南以淮、汉与东晋为界，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双方对弈，大战一触即发。会下中国象棋的人应该知道，接下来的关键举措就是争夺重要关卡——襄阳。为什么是襄阳？襄阳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华夏第一城”。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曹魏争斗的焦点就是襄阳和荆州，南宋时期襄阳也是抵御金、元的战略重镇。金庸小说《神雕侠侣》，描述当年南宋末年郭靖抗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当时的襄阳古城。
从地理位置来看，襄阳不仅是前秦和东晋的边界城市和前沿阵地，更是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地。襄阳城往西北经十堰可以通西安；往东北可以经南阳，穿过伏牛山和桐柏山的通道，进入中原剑指洛阳和许昌；往西也可以控制重庆、四川一带；往东从枣阳直达随州，从随州出发可以到武汉，向东可控制合肥；往南可以直达荆州入江汉平原，如果顺长江而下便可取南京。
在当时来看，襄阳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就是最后一点——攻取南京，因为东晋的首府在南京。苻坚想要顺利攻下南京，打败东晋一统中国，必须首先拿下襄阳这个战略军事要地，控制长江上游。依托长江，不仅可以顺流而下直接兵临南京，威慑整个东晋。还可以为后续攻取南京的战役，快速有效、源源不断地提供重要的物资粮草供应，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后来他发动淝水之战的排兵布阵，也可以间接印证这一点。
公元378年4月，苻坚派遣他的儿子尚书令苻丕兵分四路，步骑十七万合攻襄阳。经过将近一年的鏖战之后，于公元379年二月，苻丕攻下了襄阳。当时，襄阳的守将是朱序。高僧道安以及襄阳大学者习凿齿被当作战利品送往前秦国都长安。道安抵达长安时，苻坚对大臣调侃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有人根据这句话，甚至提出苻坚因为崇信佛教，攻打襄阳是为了道安法师和习凿齿，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当时被“请”到长安的不仅有道安法师和习凿齿，还有襄阳守将朱序。道安法师到了长安之后，去了五重寺（后改名道安寺和护国道安寺，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主持工作，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以外，期间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著作。根据当地府志，习凿齿则被安置或软禁在凿齿村（曾名卓日村，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分为凿齿东、凿齿南、凿齿西、凿齿北四个区）。凿齿村北面也有一个道安寺，据当地府志记载，道安法师与凿齿曾经常在此地游览。因为习凿齿有脚疾且行动不便，所以凿齿村北面的道安寺，可能是道安法师造访习凿齿的临时住所。从前在襄阳的十五年中，习凿齿对道安法师照顾有加。后来两人同时被虏到长安，道安法师是苻坚的座上宾，习凿齿又行动不便，自然是释道安常来造访习凿齿，这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苻丕攻打襄阳，朱序作为襄阳守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坚持鏖战了将近一年，就连朱序的母亲都领着“娘子军”上了城墙。城破被俘之后，朱序也保持军人气节，没有卑躬屈膝。苻坚因朱序忠勇可嘉，遂劝降朱序并委以重任，授任他为度支尚书。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决定征伐东晋。苻坚率步兵60万和骑兵27万，苻融率25万先锋军队，共112万大军，分别从西安、甘肃、襄阳、河北四地出发，兵分四路攻打东晋。由于各路军队“想法”、速度和距离不一致，最先抵达战场的只有苻融带领的25万先锋军队。苻坚求战心切，也脱离了他率领的大部队，只带领八千骑兵赶到安徽寿县与苻融的先锋军会合，其中就有朱序。
秦、晋两军于淝河对峙，苻坚居然派东晋降将朱序前去劝降，我猜可能是因为朱序是东晋旧将，与谢玄等东晋将领相熟。但是，朱序非但没有去劝降东晋统帅谢玄，反而还把前秦军的战略部署，排兵布阵和将领情况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谢玄，并且还建议谢玄在前秦军队集结完毕之前，乘敌不备，主动发起进攻。谢玄听从了朱序的建议，并且向苻坚提议，由前秦的军队后退三十里，让东晋的军队渡过淝河，双方决一死战。
兵法云：“半渡而击之”。苻坚也不是个傻子，他虽然同意了谢玄的提议，但只是佯装后退，实际是想等东晋军队渡河一半的时候就发动攻击，毕其功于一役。但苻坚没有料到，他开始佯装撤退的时候，东晋降将朱序、徐元喜等人临阵倒戈，在军中四处高声呼喊：“秦军失败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士兵们不明觉厉，只听见有将军喊：“秦军失败了，大家快逃命啊”！一下引起军队的恐慌和军心混乱，东晋军队乘机渡河攻击，果然大败秦军。
二、朱序为什么是关键人物？
《襄阳耆旧记》（习凿齿著）记载：“朱序，字次伦，义阳人。宁康初，拜使持节监沔中诸军事、南中郎将、镇襄阳。 苻丕围序。序母韩，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领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筑二十余丈。贼攻西北，溃，便固新城。襄人谓为夫人城。序累战破贼，守备少懈，序陷于符坚。后，坚败得归，拜征虏将军，复还襄阳。太元十八年卒（公元393年）。”
如果说《襄阳耆旧记》是习凿齿写的，那习凿齿就不可能在公元393年以前过世。但是，有学者提出异议说，朱序“太元十八年卒”（公元393年），不是习凿齿本人写的，是后世校稿的学者加上去的。因为根据《晋书》的记载，太元十八年，习凿齿已经亡故了，不可能写下这几个字。
这个论点完全就是歪曲历史，理由牵强附会，因为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录的都是历代襄阳已故的名人，怎么可能会记录当时还未亡故的朱序？如果要记录当时活着的名人，那也绝对不可能仅有朱序一人。所以唯一的解释是，朱序亡故的时候，习凿齿还活着，才有可能将朱序收录到《襄阳耆旧记》中。
根据《晋书》和《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卒于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以前，但是淝水之战直到公元383年12月才结束。公元379年二月襄阳陷落，当时除了释道安和习凿齿被苻坚俘获以外，襄阳守将朱序也被苻坚俘获，并且苻坚因欣赏朱序的才能对他委以重任。也就是说，朱序自公元379年二月到383年十二月的近四年时间中，一直担任前秦的将领度支尚书。
因为不知道真降还是假降，习凿齿不可能在这段时间把朱序加入到《襄阳耆旧记》，所以《襄阳耆旧记》不可能成稿于公元384年以前。如果说《晋书·习凿齿传》和《建康实录》关于习凿齿的卒年是对的，卒于公元384年十月。那么我们的祖先凿齿公实在是太忙了，临死之前还要写《襄阳耆旧记》，不忘把一个还没有死的将军朱序加进去，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
淝水之战中，朱序临阵倒戈，是东晋取胜的关键。因为立此重大战功，而被东晋委以征虏将军，顾名思义就是去征伐苻坚的剩余残军的将军。后来，朱序历任龙骧将军、琅邪内史、豫州刺史等，屯兵洛阳。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朱序派兵讨伐叛晋的丁零首领翟辽，历任兖、青二州刺史、都督司、雍、梁、秦四州军事、雍州刺史等。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击败翟辽，大败西燕皇帝慕容永。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去世，追赠左将军、散骑常侍。
淝水之战后，北方局势并没有稳定，战事紧迫。朱序不可能新晋受封，就请假回襄阳省亲。期间，唯一可能的机会返回襄阳，就是公元390年击败翟辽，大败西燕皇帝慕容永以后。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中写“复还襄阳”，应该是指朱序卸任职务之后。因而这一事件不可能发生在公元384年，一定是公元390年以后。按照《晋书》和《建康实录》记载，在公元384年就已经亡故的习凿齿，怎么可能在《襄阳耆旧记》中写下朱序“复还襄阳，太元十八年卒”？
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公元384年-390年之间，习凿齿并没有亡故；二，后世校稿的学者把朱序这个人物重新增进去的。但仔细想想，第二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后世的学者，为什么仅增加朱序一人？襄阳是战略重镇，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自古英雄名人辈出。既然是后世学者所为，为何独独增加朱序一人？于情于理，这都是说不通的，关键是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后世学者就是习凿齿的儿子或者孙子，或者甚至更远的子孙后代呢？目的就为了伪造习凿齿晚年迁居江西新余白梅的证据，伪造他活了85岁，伪造他是习大大的祖先？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白梅正式修谱已经是一千年后的明朝了，那个时候《襄阳耆旧记》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习大大，也不知道全国人民会这么关注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提前1000年做好铺垫。
所有的这些逻辑表明，习凿齿不是卒于公元384年，应该是如习氏家谱所记载的，卒于义熙八年壬子（公元412年）。
三、习凿齿为什么迁居江西？
根据《晋书·习凿齿传》记载：“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也就是说，习凿齿是在襄阳光复之前，就已经因为脚疾从长安回到了襄阳。习凿齿和道安法师同时被俘到长安，为什么习凿齿回到了襄阳？而道安法师没有回襄阳？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释道安在被俘到长安之前，就已经将徒众遣散到南方各地布道，在襄阳并无牵挂。例如慧远法师到了江西庐山东林寺，慧永法师到了江西庐山西林寺，其他徒弟也分赴四川、湖南、广东、福建各地。相反，习凿齿的妻儿老小仍旧留在襄阳，于情于理习凿齿都必须想办法和家人团聚。
第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和随缘，在哪里研究和讲习佛法都是一样的。既然道安法师已经来到了长安，并主持五重寺的工作，那就没有必要非要回襄阳才能传经讲道。更何况当时的长安，因为丝绸之路（今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文化商贸远通西域诸国，比襄阳更有机会接触到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所以后来在长安期间，道安法师虽不懂梵语，但仍能够组织翻译了大量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著作。如昙摩难提大师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大师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大师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大师翻译《鼻奈耶》，道安法师和竺佛念法师、道整法师、法和法师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于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
第三，苻坚崇信佛教，当时道安法师和习凿齿被俘到长安时，苻坚就已经调侃说，以十万之师攻打襄阳，只得到了“一个半人”，其中半人是指习凿齿。这里“半人”有两层意思，一是确实习凿齿因为脚疾行动不便，当不得一个“完人”；二是也有遗憾、不满意和嫌弃的意思在其中。既然道安法师愿意留在长安布道，道安法师又因为感恩习凿齿过去在襄阳期间十五年的照顾，劝说苻坚释放习凿齿返回襄阳。那苻坚也没有必要因为强留习凿齿，而去拂了道安法师的面子。既然苻坚崇信佛教，道安法师的话总是要听进去几分的。所以习凿齿从长安脱困回到襄阳，就应该不是难事，只是从手续上拿到批文，要费点时间而已。
当时的襄阳（公元379年到383年），用现在的话说，已经是属于沦陷区，属于前秦的属地。习凿齿回到了襄阳之后，他是选择继续住在襄阳老宅，还是南迁到东晋的其他地方？如果说要选择留在襄阳，那还不如把家人接往长安居住，远离边境没有战火，反正当时襄阳和长安都是前秦属地。当时苻坚野心膨胀，襄阳作为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地，习凿齿作为当世的大儒和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襄阳会面临一场生死争夺战。无论是襄阳驻军进攻东晋，还是东晋想夺回襄阳，襄阳迟早有一场大战、恶战。且不论战火中自己身家性命如何，作为一名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学者，作为东晋的臣民，却身处前秦的属地，两军交战之时，习凿齿将何以自处？
换了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处境来看，他都会选择带着家人离开襄阳。既然从前秦首府逃回，那就不可能再回“虎穴”。当时整个北方都是前秦的天下，唯一的去处就是南方东晋，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是因为习凿齿有脚疾，行动不便，所以他最有可能选择水路。在当时来看，如果携带家眷和行李，水路也是最安全和最便捷的道路。南方地貌和北方平原完全不同，南方多是山丘，陆路行走非常不便。如果走水路到南方，则有两条路线可以走：
一号路线：从荆州顺长江而下，经由鄱阳湖—赣江—袁河—孔目江—孔目江源头白梅（亦称梅岭）。
二号路线：从荆州顺长江而下，经由洞庭湖—湘江—渌水—萍水—袁水—新余，再经由孔目江逆流而上直达源头—白梅村。
因为二号线不是连续的，中间可能要换陆路交通，会比较麻烦和费时间。相反，一号线路则水路一通到底，最为便捷，因而可能性最高。
根据白梅习氏族谱记载：“履书堂过白梅，见其山水清幽，喟然曰：此桃源别境也！遂家于斯焉，是时史不及载”。所以才会有《晋书·习凿齿传》的最后一句：“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朝廷收复襄、邓二州之后，派人去寻找习凿齿修撰国史，但是因为襄阳五年之内遭遇了两次战争，派去的人员并没有找到习凿齿及其家人，只好按死亡人口上报，编修国史的事便不了了之。
作者简介：
习明明，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2011），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在《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权威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研究报告6篇，多个报告被省厅局采纳应用；出版学术专著10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教育部、江西省等省部级课题10项；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省部级和服务地方经济课题20多项。入选江西财经大学“第六批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兼任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201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