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任北京大学校校长；6月底教育部内部出现了拟解散北京大学的谣言。（《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二百）

严孝潜

1912年5月1日（三月十五），教育部下发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教育总长蔡元培给袁世凯正式呈文称：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职责，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纷岐。北京大学堂今拟改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任其旧。俟大学法令颂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政府公报》1912年5月5日第5号）

 1912年5月3日（三月十七），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同时发布由大总统盖印，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署名的命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当时，在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内部，鉴于大总统袁世凯的专权独断，同时也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等原因，蔡元培等几位来自革命阵营的总长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客观上成为这场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焦奌。所以就在严复积极筹备开学的时候，连他自已都不曾认识到，他客观上已被卷入民国初年的这一场政治矛盾和官场倾轧之中。

严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否合法，也就是在大总统与国务院总长权限争执中，新任教育总长是否承认大总统所任命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有効的问题。袁世凯当初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无论是从法律上考量，还是从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具体需要出发，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时似乎成了问题。从个人角度看，辛亥革命前，严复曾是革命党人重点攻击的对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被袁世凯选为谈判代表之一。在革命派看来，严复绝不是自已的同路人。

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从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比较敬重严复的道德文章，但为了同袁世凯斗争，他所主持的教育部在5月1日下发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

这一命令委婉地表明，教育部不承认袁世凯对严复的直接任命。蔡元培为此，专门“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给袁世凯呈文称“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更明确提出，你袁世凯以前对严复的直接任命只能算为“暂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必须由本教育部推荐提出后，总统才能再任命。

5月3日袁世凯批准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名为校长，並根据蔡元培的呈文，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署名的 “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命令上盖了印。

 当天傍晚，严复写信给熊纯如，叫他在开学之前来京，“愈早愈好。”

 严复在信中讲：“五月十五号开学，斋务关系紧要，现在派人摄理。台从之来京，似不当在开学之后，愈早愈好。伯严已坚辞不来，可谓善自为谋矣。” （《严复集》第三册第605页）

 1912年5月4日（三月十八），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北京大学校志稿》）

 1912年5月5日（三月十九），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没文科教务长一员。

由於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严复现在身兼校长和文科学长两职，难以兼顾，故此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没文科教务长一员。严复聘请了原安徽高等学堂的同事姚永概出任此职。在这段时间中，严复原似聘请熊纯如在分科斋务供职，还去信叫他在开学之前来京，“愈早愈好。”但最后熊纯如并没有到京任职，只有一直跟随严复共事的周良熙被聘掌管学校财务。

 1912年5月15日（三月二十九），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严复集》第三册776页）

北京大学开学，一时为国内外注目。除全校学生818人外，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校长严复强调北京大学“学校规则，宜趋谨严”。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师生要“研究高深学问”（《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

 当时北京大学设有文、法、商、农、工等科，除严复兼任文科学长外，其它：以张祥龄为法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叶可梁为农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

关于农科，严复在4月16日写信给熊纯如时曾提及“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鉴于这个情况，严复欲重组加强农科建设，拟招生200名，招聘教员12名，并主张以英语传授新农学。那么由谁来担任农科学长呢？严复在4月19日写给熊纯如的信中，除请熊纯如转致陈三立，请他担任文科监督外，还提到“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濫竽而已。”

 严复的外甥婿叶可梁，当时在外交部任职。叶可梁在190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先在康乃尔大学选读农艺，再到密芝根大学进修地理获硕士学位后，赴北部实地考察农业。尔后在1909年年底回国，1900年9月来北京参加游学生考试，中一等第四名，被授“进士”出身。逐畄在北京，先任《北京日报》总编，后因叶可梁的外文造诣深，又熟识大势，旋被任命为外交部参事。

当时出洋留学农科的为数甚少，叶可梁既是出洋学农艺的毕业生，且游学考试又得一等第四名，授“进士”出身，故严复竭力说服当道，让叶可梁出任农科学长。农科设立农业、林业各两班，后经叶可梁尽心筹划，修葺了“望海楼”学舍并拓建农事试验场千亩，供学生学习、实验之用，终使农科粗具规模。

未几，严复离任，叶可梁又被外交部召回，指派他再赴美国从事外交工作。任驻美使馆秘书，并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外交事务。继任驻温哥华领事馆领事。1920年升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 时处“弱国无外交”的劣势，叶可梁在任职期间也勉为其难。但为维护华侨权益，他仍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碰上侨胞涉嫌刑事的法律审判时，他甚至竟日坐镇法院旁听，驳斥带有民族偏见的判定与执行，博得华侨的赞誉。为引导侨商回国投资，他也竭尽全力。叶可梁推介广东侨商何某向国内投资，在上海创办公益性质的丽园牛乳公司。他自告奋勇，义务兼任技术指导，协助侨商到美洲各地选看良种奶牛多头，运回国内繁殖，振兴奶业，终使公司发展成拥有三个奶牛场的企业，出产奶品以低廉价格供应平民。1925年，叶可梁奉召回国，任外交部主事，直到退休，定居南京。

叶可梁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为公奉献；做人正派，博得大家的敬重。叶可梁又是一个珍惜时光，分秒必争的人。每天清晨必拨对怀表。守时，已成为他工作、生活的准则。在公余，他勤于笔耕，可惜文稿在“文革”中全被焚毁。现仅能从叶可羲遗著《竹韵轩诗集》有关他兄妹唱和酬答诗文中，略窥他心迹一二。如其妹称赞他有坚定的爱国抱负，“感兄抱定匡时志”。她在病中收到哥哥热情的问候诗文后，写下“喜兄笔与人同健，佳句能教我病苏”的感言，又曾赞赏他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游踪万里真堪羡，诗句千秋岂是空；淡薄功名原养性，高怀自不与人同”。

1937年日军入侵，叶可梁目睹南京哀鸿遍野，愤恨至及，被迫撤离逃难内地。临行前他在住屋墙上画个东三省略图，在图面写上“指日收回”四个大字，以表明我国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日军逐户搜查时，发现此抗日地图，追捕屋主不获，盛怒之下，竟将他的住屋轰毁泄愤。日军投降后，叶可梁返京，目睹断墙破壁现场，他只说声“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暴行！”就离去。这时，他胸襟中只有胜利者的豪情和对侵略者的轻蔑，丝毫不为出手惹祸而后悔。

1960年经当时南京市领导彭冲的推荐，叶可梁以无党派专家身份出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年近古稀的他，仍勉力用农学、地学的知识，为南京的环保规划出谋献策，经常参与实地勘察，绘图选种工作。他建议的水源开拓，排水泄污系统，清理秦淮河道，植树遮阳蓄水等的设想，受到领导的重视，并得到逐步的实施。为了疏通沟渠用地，他公而忘私，无偿献出自置住地的产权，自愿挤身陋室，群众都很敬佩。今日南京城绿树成阴，道通畅且少水患，叶可梁是有功的。

1972年7月，叶可梁病突发逝世。　　

1912年5月16日（三月三十），严复今天遣戈升到天津，替何纫兰取衣箱。并叫戈升带去一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三儿已入清华，无甚功课。大小姐房屋已看好，在子英旧屋之后，正在收拾，云于初十边先到天津就医，约须月余日光景再行回京。现因戈升到津，为大小姐拿衣箱之便，带去此信。汝处若有钱文，洋烟可再带二两前来。姨太服伍连德药后，病体何若？在念，在念。外边有薄洋汗衫否？有可叫戈升带来。日来天气骤热，已是夏天矣。保险费今年已滿，可以收回，然一总只有七千四百四十七两二钱，颇不合算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776页）

江姨太在1910年6离开北京回福州，时近二年，现在又来到天津。严复在本年4月曾写信告诉朱明丽夫人“姨太必欲北来，恐拦阻不得。伊北来无妨，但津寓窄小。……只合在津暂时挤住而已。”现在姨太已到天津，严复又探询朱夫人：“姨太服伍连德药后，病体何若？在念，在念。”这“在念，在念。”这四个字，表达了严复对江姨太，在感情上还是有所牵挂，关心她的病情。

 1912年5月27日（四月十一），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今佚）

 1912年5月28日（四月十二），严复又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昨去一缄，想必收到。家眷原要早移到京，惟大局不定，时刻令人担险。唐少川有不干消息，借款闻昨又决裂，即使借得款,到后来解散军队，亦是绝大问题，不解散又必不了、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若过此无款接续，亦须胡乱停办，且多一债务葛藤也。避居租界，须得有钱，一旦财况涸竭，不知何处容身矣。大小姐云阴历十八日赴津就医，渠去这里自更寂寞。若家眷未来，只好搬入学堂中住。奈何奈何！

今付上支条三十元一纸，代买大烟六两，有妥人托其带京，千万。” （《严复集》第三册第776页）

1912年6月

1912年6月2日（四月十七），財政部以库款支绌，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6月2日）

这条行政命令立即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中引起混乱，不少人请假离开学校。

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迴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于是他撰写了一份《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上呈袁世凯和教育部。

严复在《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中,条陈了三条反对理由：

“部司寮寀名隶官规，俸给既优，位置已固，迩日虽簿尽义务，将来之权良多。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之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此碍难曲遵者一。

内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学校月薪则以事务繁减而判丰啬。如平均给予，事减者固安，素常任重者必怀觖望，倘各恪日力，放弃责任，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此碍难曲遵者二。

教员薪水本以钟点为衡。授课者多，每星期二十或十六七奌钟，一旦减薪，非抱璞长辞，即隨意旷课，欲加之罪，则无可置词；欲改聘师资，则高材莫致。自前令颁布之后，教员中告假而去者，已不乏人。若有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此碍难曲遵者三。”

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同时也照顾到财政部的面子，以维系政令统一，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已的利益，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校长一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应准额全支。并表示仍将节约经费。严复在说帖中写道：“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额全支，以示体恤，而昭公允。总之，本校长深悉时局艰难，决不肯丝毫浮费。即如开办之初，归并学科，裁撤教务各提调、庶务帮提调、帮支应、监学、检察暨司事书记，共二十余名，所省已属不夕。此后如有涉于糜费者，尚当为求撙节，以期涓滴皆归实济。” （《严复集》补编第114页），

后来，严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薪水仍然全额发放，克服了財政部减薪通令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

 1912年6月8日（四月二十三），政府向外国借款数千万元。

 1912年6月9日（四月二十四），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前数日来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开发，亦未言何时作止。此尚不勾养我马车，至于家用，不消说了。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实堪不起，至于前租期满，自须迁回北京，以节用费。但北京能勾几时平静，甚么人都不敢说。到彼时若遇有事，再行觅寓。搬入租界，则银钱又一大笔，岂能堪之！

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闽，作极俭省打算，卖笔墨过日，但福建眼下亦极危险，讹诈勒捐，结党暗杀，无所不有，岂安居之地？故亦作为罢论。左思右想，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为今之计，只好于端节前后，家眷先行回京，以省目前用度。所有寒衣重要皮箱，可寄顿桂伯处，不必带京。切要切要。见信，汝定何日前来，写信通知，届时我叫丁太出去迎汝。一切用度，自须从俭而行。我处虽然有些积蓄，而区区三、四千元，禁得几回风浪？细想起来，可虑可拍！余俟汝到京后，再行通盘打算可耳。江姨近来病势何如？吃伍连德药可见差否？离乱之际，又遇如此疯病之人，可谓晦气极矣。吕二姑太来过，渠寓鸿升店，云新发一笔三千五百元之财，意甚自得也。胡三厨子，吃心极重，必不可用。刘厨何如？如其可用，家眷来京，胡三便可开发。” （《严复集》第三册第777页）

 1912年6月11日（四月二十六），今天严复收到朱明丽夫人在昨天写的信，当天夜间，严复即回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回信中讲：“念五夜信接到。先农公司不许我们将房屋私租授受，情愿找银，另行租人，尚要长价，如此看来，天津租界房屋，尚是拥挤，而北京大局尚未安稳，大家看坏，不问可知，故吾于汝们全家回京一事，心中实是委决不下，此时回京，盘费须花百元左右，一也，再者，万一回京数月以后，京中又见危险，那时再搬回租界，所费又是不赀，且彼时何处再寻相宜房屋？即使有之，恐拍钱不止百元，当此进款短少之时，如何禁当得起耶？

数日前李秀瑜来言，渠现约朋友数人，向日本领事批出地亩一块，每人赁用一亩，地租月费一十二元，用三千块钱，可造上海式五楼五底住屋一座，尚有余地。如此统计，地租钱利，每月约须二十余元，可以得一安居之所。闻林赞如等亦作如是打算，吾意亦极以为然。因现时政府实靠不住，大抵今年秋冬，恐当有乱，且此数年间，北京必非安居之所，眼前虽然安静，然时时可以出险，家乡又不可归，是以决然作此打算。李秀瑜说房子两月内可以造成，我昨已写信问之，请其的确回信，且看伊回信如何，再作道理。信达汝处，以定行止早晚可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777页）

从6月11日写给朱明丽夫人的信中可知，严复有了在天津买地盖房的想法。

 1912年6月19日（五月初五），今天严复在北京过端午节。

严复在十天前（6日9日）写信给朱明丽夫人说“为今之计，只好于端节前后，家眷先行回京”，实际上，不知何故，严复家眷并未在端午节前后回京。而且，从6月11日（四月二十六日）至11月14日（十月初六），这五个多月的时间中，目前尚未发现有严复写给朱明丽夫人的信，可以说不可能在五个多月的时间中，严复没有写信给朱夫人，肯定的是在这期间中严复的信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缺失。 在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严复家庭生活情况或许还有别的一些事情，这就无从得知了。况且这一年严复的日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被缺失。

1912年6月底，教育部内部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办学经费困难、程度不高、管理不善为由，拟解散北京大学的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