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从繁荣到崩溃——津巴布韦的经济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个好友理论，认为世界只会越来越好，未来的经济只会越来越繁荣。这一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玛雅文明，就几百年前的玛雅人而言，他们的未来显然不是越来越好，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了未来。同样，近期的热点话题源津巴布韦也有利的佐证了这一点。

 

在英国的监督下，黑人游击组织终于愿意卸除武装结束内战，在1980年时举行了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虽然穆佐列瓦有原本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与南非政府的支持，但却在本国大部分的黑人族裔中缺乏信赖，他的过渡政府并没有在大选中获得持续执政的机会，而是由穆加贝（Robert Mugabe）与他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获得了3月国会大选的多数票，取得政权。在国家政权顺利转移到黑人政府的手上之后，于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正式独立建国。

 

独立之初的津巴布韦被誉为“非洲面包篮”，来自津巴布韦的粮食养活了非洲的饥民。有几年大旱，津巴布韦依然向15个非洲国家出口45万吨玉米，更难能可贵的是，灾荒第二年继续雪中送炭出口粮食，而自己国民则衣食无忧。这里的人民可谓安居乐业，国家刚刚独立，人心一致向上，生活一片欣欣向荣。此时津巴布韦的货币也相当坚挺，1津巴布韦元兑换1.47美元。津巴布韦一度与南非一起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非洲第二富并不代表津巴布韦进入了亨廷顿所指称的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

很简单，正如在7个小矮人那里，选出了第一高，也并不意味着它真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80年该国当年的人均GNI为916.29美元，仍然属于穷国之列。

 

但也正如上图所示，此后的津巴布韦经济是日趋恶化，直到2008年才触底反弹。也就是说，于1980年的津巴布韦人而言，他们的未来显然不像凯恩斯所说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专制，是经济从繁荣走向崩溃的根源？

那么，当年的非洲第二富国津巴布韦为何繁荣不再，其经济为何会在1982年之后一路走低呢？

时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津巴布韦的经济之所以从繁荣走向崩溃，根本原因是专制。在他们看来，在专制体制下，民权不张，官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这就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他们坚信，只有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他以“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国家兴衰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要满足产权制度保障与可信承诺的履行之外，还须限制国家掠夺的动机与能力。奥尔森将专制和民主政体的统治者都假设为自私自利的理性人，都将追求自我租金最大化视为目标。然而，奥尔森发现民主政体的统治者与治下公民的共容性利益，较之专制政体更大，因此民主政体更加倾向于保护经济的稳定发展，以获取社会租金最大化，从而抑制自身的短期掠夺冲动。同时，由于相对于专制政体而言，民主政体从社会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后期回报更高，民主政体也更愿意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1]，这就是奥尔森命题（Olson thesis）。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奥尔森有着相近的问题意识，二人研究所得的结论也彼此支持。诺思认为“产权和产权运用的制度保护，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2]。”他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制度，视为近代西方崛起的重要原因。就近代史中所出现的，英国和荷兰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诺思就直接将其归因为民主制度。

 

从上可见，奥尔森和诺思所坚信的是，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民主机制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所基于的认识逻辑是：民主机制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政府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进而可以保障个人的财产，不受到政府的非法剥夺。同时，政府的行为也能够为人民所合理的预期。以此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进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对于上述观点，美国当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似乎是支持的，他相信通过扩大政治权利，给予更多民主，是能够扩大经济权利的，并进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

 

但奥尔森和弗里德曼的这一命题，显然没能获得太多学理和实证证据的支持。如1945年至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的英国、1947年独立后至1991年改革时的印度、一些拉美及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如智利，都采取了民主机制，但其经济表现却并非如奥尔森们认为的那样。事实上恰好相反，这些采取了民主机制的国家，其经济表现无不表现的缓慢而糟糕，乃至如津巴布韦一样的走向崩溃。

 

综合熊彼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所谓的民主，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中，一种提供法定机会，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居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对竞选政治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加塞特在谈到民主时亦指出，民主所关注的是，谁来行使公权力，其答案是全体公民。李普塞特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条件进一步具化，他认为所谓的民主至少包含如下3个条件：

         

A、指明何种制度——政党、新闻自由等——是合法的一套政治准则或一组信条；

B、一套在职的政治领导人；

C、一套或多套获得承认争取当选的领导人。

于他看来，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不具备一套容许和平“运转”权力的价值体系，民主就会成为无秩序的。

 

参照以上定义和具体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的是，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之前的智利，无一不符合民主政治体制的标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其社会经济就如今日的津巴布韦一样，均陷入了严重的混乱。最后，他们的民选总统的命运，比今日的穆加贝更为悲惨。他不仅被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政权，还为之牺牲了生命——政变的军人们将其乱枪打死。

 

但与上述民主政体糟糕的经济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蒋介石父子治理下的台湾地区、朴正熙治理下的韩国、佛朗哥治理的西班牙、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我们甚至还可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由霍亨索伦王朝的皇帝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由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这类国家，于政治体制而言，无疑都是威权体制，专制体制，甚至是独裁政权。但主要心存一点客观，我们就都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古今无论东西无论人种，上述专制经济体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这可见，一国（或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否，与政治体制无关——固然，像美国、西欧和北欧等民主体制国家，其经济可获得长足发展。但也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像1945-1979年的英国、1947年至1991年的印度，乃至阿连德治理下的智利……这样的民主政体国家，其经济也可由繁荣走向崩溃，至少是崩溃的边缘，印度经济长期停滞，而英国则一直深陷于英国病而不能自拔。相反，正如上述，像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蒋介石父子治理的台湾……这样典型的专制独裁政权，其经济却得到了长足发展。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专制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件，正如津巴布韦、朝鲜等专制独裁国家所表明的，有些专制独裁国家，其国家经济同样也可由繁荣走向崩溃。

 

经济体制才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与否的基石

既然一国经济繁荣于否，与政治体制无关，那么与何有关呢？我们在对过往的经验事实予以检视时发现，经济体制才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与否的基石。

 

正如秋风所论及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那种关系。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政治上是自由的，但经济上却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比如5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改革之前的印度，甚至包括二战后的英国。也有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形：政治上不自由，是威权体制，甚至是专制体制，但经济却是大体自由的，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大体就属于这一类。”

 

管制经济——经济活力丧失和国力衰退的主因

我们且以英国为例。二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再地被美、日、德、法，甚至意大利所赶超。当时的情形正如《英国经济》一书所描述的：“从整个战后时期来看，英国经济是越来越困难了，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也最早走向了没落。”

 

英国病了且病得如此之厉害，以至于当时有人将英国与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提并论。罗志如、厉以宁更是认为“现代英国经济特有的英国病，根深蒂固难以治愈，英国经济不可能有什么起色”。在他们看来，英国积重难返、回春无术。

 

那么，当时的英国到底害了什么病？后来治愈这病的撒切尔夫人给出诊断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工业的至尊地位，面临着先是美国、后是德国的竞争而渐渐动摇，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使得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一朝醒来的英国，不只是遭两大军事强国榨干，还受长期的财经贫血症之苦。战后工党政府当选，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欲重振江山。在总体经济方面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的政策，个体经济方面则让地区和工业依各种标准取得政府补助；并借直接取得所有权，或间接利用法令约束私人企业依照政府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使企业国有化。”当时，整个英国完全处于一种集中管理的状态。撒切尔夫人认为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政府措施，导致了英国经济活力的丧失和国力的衰退。

 

再来看看阿连德治理下的智利。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以“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为施政纲领的阿连德，在选举中阿连德当选。

 

就职后，阿连德开始大规模的推行被他称之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内容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的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前任总统弗雷的土地改革。由于当时智利宪法规定，同一人不得“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每届任期为六年，这可以解释阿连德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于他和当时的左翼而言，要想使他们的事业得到继承，他们不仅要在任期内很好地组织起这次社会经济的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务求获得成功。

 

阿连德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开征“溢利税”，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提高工资、同时冻结物价。其政策的中心是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在前任总统弗雷执政时就已经进行了。弗雷政府没收了全国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易于接管的财产，而阿连德政府的目标是没收所有超过80公顷且有基本灌溉的土地。此外，阿连德希望通过实施国有化的企业或者公共工程项目为穷人们提供工作机会，以此来改善最贫穷国民的经济社会福利。

 

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在其经济部长奉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经济状况一度十分喜人。该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8.6%，工业增长更是达到罕见的12%。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从他上任前的34.9%降至22.1%，失业率也出现明显的回落，至3.8%。

 

但在随后的一年，即1972年，智利的通货膨胀开始急剧恶化，从前一年的22.1%迅速的冲高至140%，且表现得无法控制。与此同时，出口下降24%，进口上升26%。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的应对之策不是从提高企业和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和控制货币增长着手，而是采取一种古罗马帝国时期迪奥克莱汀大帝的——冻结物价——这样一种愚蠢的办法。这一政策使得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的价格飞涨，超市货架上也看不到这些基本货物了。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1]。虽然阿连德在1970年和1971年数次提高工人工资，但都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吞噬。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这让民怨持续累积。1972年10月，阿连德上台后的第一波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终于爆发。大量的卡车司机和小商人，及一部分职业团体和学生组织走上了圣地亚哥的街头。这场大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这令本已受沉重打击的智利经济雪上加霜。早在1971年1月17里，阿连德就公开说过“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那么，他是谁的总统呢，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阶级的总统。但到1973年春天，他所代表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也开始不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他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为此，阿连德回应说，矿山都已经收归国有了，工人不就是矿山的主人吗？你们怎么能还要求加薪呢？然而，飞涨的物价令矿工们的政治觉悟让位给了他们那饥饿的肚子，他们为了对抗该死的通货膨胀只能继续罢工。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失去了他所赖以上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那么，津巴布韦呢？独立之初，津巴布韦全国80%以上的可耕地被占人口不到5%的白人占有。在这个黑人族裔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政客为获取黑人族裔的支持，于是以白人所持有之土地系在殖民时代从黑人手中非法取得为理由，进行土地改革，政府开始采取手段。1992年，政府修宪，强制赎买和征用白人土地，然后将其分给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1996年，穆加贝总统宣布将在5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2000年刚过完新年，“革命老战士”一举强占1200个白人农场。此举造成境内大量白种农人出走，经济陷入混乱。

穆加贝或许没有料到如此行为的后果。在国内，懂管理会技术的白人农场主走了，拿到农场的黑人兄弟们喜悦过后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农场、种好庄稼，农业生产每况愈下。

 

除此之外，据美媒报道称津巴布韦政府还曾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了“死命令”——要么按照该国本土化法律，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张走人。

外部环境上，津巴布韦政府的上述改革，无疑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1998年，津巴布韦联合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出兵支持刚果（金）卡拉比政权，击败了外国军队扶持的反政府武装。为此，美国国会于2001年12月通过法案制裁津巴布韦。2002年，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停止向其提供除粮食救济援助之外的其他援助。从此，津巴布韦的农业、旅游业和采矿业一落千丈，经济逐渐濒于崩溃。
 

内外交困的环境，迫使津巴布韦走上了超发货币的路子。讽刺的是，当时津国各行业的不景气使得生产力进一步下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市场上的货物商品更少，价格自然而然高涨不下，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使得货币进一步贬值，央行不得不再印发更多的货币投放到市场流通，以此弥补财政赤字，结果是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该国通货膨胀到了何种程度呢？从2009年1月，津巴布韦央行发行的新津元面值高达100万亿元就可见一斑。

 

 

经济自由化——经济走向繁荣的基石

而至于民主政治的美国，和专制的皮诺切特治理下的智利、蒋介石父子治理下的台湾、朴正熙治理下的韩国……其共性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不遵循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

我们以智利为例。1973年9月11日清晨，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还不到1个月的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这些将军们命令军队开进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并将民选总统阿连德杀死。

从民主的定义和标准来看，智利从此由先时的民主国家彻底退化为军事独裁国家。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采用暴力镇压，一些非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反对政府的民主人士也遭到迫害。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17年间，有多达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而2004年，由“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而这其中有多达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威权主义者皮诺切特镇压异己者的惯常办法就是严刑拷打。正是在这样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不得不逃亡到异国他乡。以现代视角的文明和民主、自由来看，皮诺切特无疑是野蛮的——排除异己，肆意践踏人权，这些不良记录可谓罄竹难书。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威权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智利的社会经济状态却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这显然与奥尔森的结论——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根据字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奥尔森的这一结论表述为，威权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是不相符的。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但于威权主义统治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却恰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的经济保持了强劲且持久的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称之为“智利奇迹”（The miracle of  Chile）。这一事实也再次表明，民主政制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下，国家也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以台湾为例。1954年陈诚兼任行政院长，撤销经济安全委员会，另设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由尹仲容负实际责任，他将该单纯的美援机构，转变成负责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实权机构。大权在握后，尹仲容立马邀请蒋硕杰等一批持有经济自由化主张而身处海外的学者，返台担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4年夏，蒋硕杰与另一位同样持有经济自由化观点的学者刘大中教授以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份，受台湾当局召回提供对经济发展的意见时，蒋硕杰们立即把握机会，劝说当局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以贬值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建议。

 

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立即采纳。直到1958年4月，尹仲容又兼任行政院外汇贸易委员会主委及中央银行总裁，一时之间兼管外汇、贸易、金融等三项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将美援、外汇、金融、贸易、经济设计及执行等权集于一身之时，在蒋硕杰、刘大中和邢慕寰等秉持经济自由化理念者的说服下，尹仲容才毅然挑起改革的重担。

 

也直到这时，蒋硕杰们的经济自由化的主张才“逐渐赢得当局的采纳”（邢慕寰，1993）。一个重要标志是，1959年“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的出台，这份政策方案的主要思想是解除不必要的经济管制，使经济体制自由化；进行外汇贸易的多项改革，拓展贸易新局；进行财经制度的变革，铲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改革措施涉及奖励储蓄、鼓励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创设资本市场、单一汇率、鼓励出口、扶植民营事业、改善租税制度、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等19项。这样一来蒋硕杰的“主张终于变成政策目标而被次第施行”（蒋硕杰，1987）。于是著名的“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台湾经济也由此开始腾飞。

 

本文摘选自《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相关图书业已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