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尘缘---一根草根的生长记实（中）
八、九十年代之交 忙（上）
“与共和国同岁的我们这一辈”，迎来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关于真理的大讨论、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华夏大地涌现蓬勃生机。
返城知青已成为大龄青年，体内储蓄的生命活力终于突破桎梏，进入了迟到的青春期。比之生理年龄，整整推迟了十年。
我们参加工作不久便要成家养娃娃，为了让独生子女们不再向当年我们那般饿肚子，工作生活就特别的忙。
同时，为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与学校施加给他们的读书、竟考压力也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独生子女们，即“80、90后”们眼镜特别多。
改革中，刚端上不久得铁饭碗被打破，但社保制度尚未建立。对老百姓而言，打破铁饭碗，必须自找吃食，自谋生路、自求发展。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口号鼓舞下，在全民摸石头、逮老鼠、抓效益、求生存、谋发展的宏大游戏中。
“近朱者赤”也许我沾有“仁斗鸡”爱思考的恶习，在计划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稍加审时度势就有了新发现，就会产生新创意，为了把这些所谓创意转化为具操作性的项目，就不停地跳槽。
我七八年由农村调回城市，第一个工作单位是重庆市二轻局供销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处负责为下属的皮革、服装、家具、五金、工艺、家电、玩具、等多个行业公司分配与调拨生产所需的各类物质。再有这些行业公司分配调拨到各生产企业，二轻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最多。
参加工作表现好，被单位领导为接班人培养对象，送到市党校进修，党校放电影《河殇》，被《河殇》*所昭示的时代趋势感召，又受土地承包后农村鼓舞，再读到重庆作为全国计划单列城市和商业改革的试点城市的报导，按捺不住，便向领导递交了承包二轻展销门市部的申请，居然获准。于是邀约几个同事牵头，与门市部职工一起，集体承包经营重庆市二轻展销门市部。
若干措施出台，施行“按效益提成”的计酬办法后效益大大提高，单位与承包单位职工收益直线般上扬，在大家都是30-40元工资的当时，二轻展销门市职工的工资就实现了以千为计。
承包职工的高工资惹发了单位其它部门的“红眼病”，展销门市部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众人非议。
比如门市部采购人员配置计算器，有人就说用了几十年的算盘，不能打算盘咋能当采购员呢。比如安排一些职工参加带薪进文化补习班学习，招聘临时工替代他们的岗位。被指责为招工属于人事部门管，不通过人事部门就是目中无人等等。
最终导致局领导不得不提前终止了我们门市部的“承包”，最后门市部闹出关门罢工风波。
当时法院从未受理过经济案，精明的“叮叮猫”找来重庆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并把我们的申述材料送进了市政府，最后由市体改办的人出面调停，按承包合同补发了职工承包期间工资而告终。
这场风波成为我们命运的拐点，我与“九二零”“叮叮猫”等几个承包“领头羊”因此于85年初辞职下海。
下海办自己的公司，从批发麻袋到到南方进吊扇等家用电器、服装，啥生意都折腾过，离开了原单位这个信用平台，我们只能艰辛维持生存。
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出现一批下海创业的弄潮儿，产生过不少风云人物，风流人物，服装步金生，傻子瓜子、以及我下海弄潮中与之有交接的，曾用国产日品换苏联飞机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等，第一批由小做大的民营企业家，现在已经基本没有踪迹了。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和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就是影响了历史的“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120人是通过征文产生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讨论内容是关于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经过激烈争论，形成了“双轨制价格”的共识，最后形成会议纪要向中央作了汇报。双轨制主张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
此后《世界经济导报》牵头成立了一个青年改革者联谊会叫“金三角俱乐部”常常讨论一些关于改革的议题，（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联谊会解散）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放开价格着手，追逐计划内外商品的价格差成为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手段，一段时期，在人人要打拼，打拼才会赢的歌声激励下，财富在积累、社会在进步、同时“权钱交易”的“人脉关系”蔓延，滋生出腐败。
我参加过一次世界经济导报举办的“金三角青年改革者联谊会”，那次会上来至云南的一个代表，作了一个迎接信息时代到来的报告，报告作的很精彩，犹如在党校看的电影《河殇》，能让人感觉到时代的脉动。
1986年这个代表提出的“建设全国信息电传网络”的计划获得云南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以公开发行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由昆明南方公司负责实施建设。
我们自办的公司维持了一年，有个伙伴见公司经营维艰，便携款远赴海南发展，我们抹不开面子，未予追究，却导致公司人心涣散，难聚合力了，我叮叮猫、任某等人便加盟了南方集团，参与电传网络建设，我被项目发起人举荐为“全国信息电传网络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先后任全国信息电传网络“”郑州、成都工作站站长，与我一同加盟的其他几人也分赴各地。
我们在国内各大城市招聘培训人员，在当地收集各类信息，每天用传真机传往北京总部，总部编辑成《市场电讯》，通过邮政分送各地各行各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和大中型企业。
由于《市场电讯》，以商品价格、供求、经济政策动态等信息为主，不但快捷、实用，且读者可以免费发布信息。很快就成为各地、各级、各行业管理部门与企事业单位经济工作者十分枪手的读物。《市场电讯》每周两期，免费赠阅长达两年以后，变为缴费订阅时，很多读者已经养成了阅读习惯。尽管订阅费高出其他期刊，但读者群依然庞大，《市场电讯》收益颇丰，。通过《市场电讯》，“全国信息电传网络项目，”获得了进一步拓展业务的资本。
此时全国信息电传网络项目领导小组内部却对业务拓展的方向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在通讯设备上更新换代，继续加强，有人认为应该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加大投入，将江浙沪日渐活跃的民间资金引导进西部地区，有人觉得人的智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应该朝智力资源交流方向转型……
其间与我一同加盟这个项目的叮叮猫因小孩在家跌伤了口腔流血不止，医生说孩子血液特殊，需亲人输血才能治愈，于是叮叮猫从上海工作站回到重庆，其他几位也因各种原因先后回了家乡自谋生路。
此段时间有件事情可以一叙：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由万县起家，此时来重庆谋发展，介时他们既在上海大量订购挂钟，又在组织人马收购旧船，拆船买钢材。多头业务同时并举，南德公司采用军事化管理，百余名职工全部驻扎进重庆解放碑附近的纺织招待所，平日里办公、吃、住都在一栋楼。
八十年代中期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公司清理整顿，按规定，自有资金不足30万的公司只能降格为个体商店或合作商行，牟其中找到我，希望向昆明南方公司借钱帮他度过这道坎。
于是牟其中身边的肖助理与我一起飞往昆明，路上肖助理讲了一些轶事，他讲到：牟其中对外交往很儒雅、显大气，对内管理，鼻孔里面冒的是冷气，肖助理这样形容牟其中，语气里面既表达出对牟总的崇拜，又有对南德公司前途的担忧，让他显得无奈的是，公司的财务掌握在了夏某某两姐妹手中，这样下去终究会出问题。
此趟昆明之行并没有借来款项，后来也不知道牟其中是如何迈过了公司清理整顿这道坎。
电视里反复播放着“回来吧~回来约~”那让人撕心裂肺的歌声，强烈的召唤出游子们的思乡情绪。
想起春节回家，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关于战国时代周游列国侠客的电视连续剧时，三岁多点的儿子突然说：爸爸就像荆轲，我问儿子那里像呢，儿子说：你到处走，走到哪里都不安心。稚童儿子的话语，引发心里不可歇止的产生出了要回到父母、孩子身边，回到亲人朋友身边的念头。
终于为自己找了这条“信息网络业务拓展反向发生分歧”的借口，于是告别南方公司同仁。1987年，我带着建设一个全国性智力交流网络的梦想踌躅满志的回了重庆。
重庆作为抗战陪都，曾经汇聚、滞留过不少文化人。至今文化界、新闻界许多翘首前辈，都留有不少的重庆情结，不少骨干是重庆人，有重庆出报人的美誉。
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发展之初，人们基本没有广告意识，亦没有以广告谋生的从业者，重庆率先进行城市经济改革，新闻界各报刊等传媒单位纷纷设立“经济宣传部”开展有偿经济宣传（后来改名为广告部）。重庆的新闻界把有偿宣传版面和栏目相关工作简称为“打版”，当时，重庆出版全国发行的市容报、厂长经理报、自学报经济宣传部的“打版人”足迹遍布全国，
写本篇稿子时遇到一个故人，是原中央广播电台驻渝记者站的老邓，他曾参与策划创办厂长经理报，提起旧事，找到同感，老邓说想写一篇题为“打版人生”的故事。我们都认为这个故事讲出来有点意思，可以把当年《市容报》从上批条子各地找政府，编宣传城市面貌的画册、当年《厂长经理报》大范围横着跑，全国乱窜，缠住老板不放松，刊发企业家专版专访文章，的“打版人生”讲出来。这个故事讲好了就是中国广告如何在经济生活丛林般无序状态中野蛮生长，终成一个偌大产业的成长史。
《自学报》是重庆团市委办的一张周报，文革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讲话，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黑猜想》激起了全民的巨大热情，让人感到科学的春天来临，尊重科学、渴求知识，成为时代风尚。
恢复高考为广大青年透出一道希望之光，但相对于连续十届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能挤进这道缝隙的仅是少数，更多的青年踏上“自学成才”之路。在80年代初由《自学报》发起，请人大代表提案，使“鼓励自学成才“这句话写进了文革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面。
可见 80年代《自学报》曾经十分的火红，经《自学报》磨砺过的同仁王小鹏，出去创办的《中华英才》至今也算一家国内知名传媒。
回到重庆，带着创建智力交流网络的念头找到《自学报》许东河总编，我说：新闻出版业的财政拨款将要要逐年减少，报纸要自办发行，自谋出路，我也正在自谋出路，能否给我一间办公室几个办工桌，我来创造一些效益，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效益，于是起草一个举办“全国自学人才优秀人物评选活动”的报告，先是跑重庆市总工会、团市委、妇联、科协、邀请他们共同来办，然后又跑北京，找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解放军总政、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拿着一份倡议书，半年下来在京城盖了几十个公章，众多传媒同时发消息，“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展开。
评选活动报名费每人100元，全国几千人报名就汇来了几十万元，数万人报名就有数百万到账，80年代末数十数百万元人民币不是小数字，让自学报社过了一段时间的宽松日子。
我们把自学成才者报来的材料大致按文理两类分类归档，按曾经发表的成果获得的奖项等级评分，最终有2000多人的事迹被被编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学成才荟萃》，这2000多人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看见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的自学成才者们兴奋的拿着书本，翻开载有自己事迹的页码相互交流时的兴奋，自己也觉得这两年的付出很有成就。
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令人发笑的是，为了让CCT播放人民大会堂自学成才优秀人物颁奖仪式的盛况，我竟追到央视大楼地下层的公共浴室门前，有人传话进去，堂堂央视台长裹着浴巾接过我手中递上的红色邀请书，至今还记得台长喃喃，你个小鬼，追到这儿来……。
在社会日益看重文凭的时期，我们肯定了自学成才者的价值，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自认为可以他们为基础，逐步建立一个人才与智力资源交流网络，凭借自学报这个平台，建设中国大智库的事业可以起步了。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常常往返京渝两地间，目睹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80年代价格双轨制下滋生的权钱交易腐败现象终于激怒了敏感的青年学子，以纪念周恩来、胡耀邦为起因的活动，演变为要求反腐的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各地学潮泛起，重庆学生也开始声援，社会各方面不同程度的介入，人们焦虑的议论着，今天是天安门的学生绝食第几天？学生们是在反对贪污和腐败呀，为啥中央领导不出面呢？
连日来，全国各大报刊都是这类新闻。《中国妇女报》刊出半个版面的照片，南京的学生竟核然用自己的躯体在广场上摆出两硕大汉字“民主”。
一次上街看游行，面对重庆大礼堂广场那群静坐无语的学生，写一张 “不能哭着要民主，跪着乞自由” 的字条，旁边一位女士夺过字条撕毁，用自己的笔迹誊写一篇，说你的笔迹不能留下，要交，也用我写这张，尽管混乱中不知道她是否交出了那张纸条，但我一生都将铭记这位美丽、善良有气节的朋友。
事件被平息了，因有人上街，还有人联名写信恳请总设计师接见学生，因此自学报受到了新闻管理当局内部通报批评。本人因是较为活跃者之一，被通知停职留薪反省，不能以记者身份开展活动，建设中国大的智库的梦想破灭。
我去北京常住位于工体北路的重庆驻京办，一次偶遇重庆无线电三厂的团委书记，精干的陈书记与我同龄，他带领一群青年上北京为红岩牌电视作宣传，拓展市场，驻京办几次简约的交谈，寥寥数语，竟然分别数十年，彼此难相忘。
三十年后我们都换了容颜，后来再次偶遇重庆人民大礼堂。再次偶遇，使我们成为挚友，相信与陈兄间的友谊必将延续终生。
天安门事件平息后，听同事讲，重庆社科院下面设立了一个“社会形态研究学会”，此时，被停职的我并没收住心，心想人类早就能上天入地了，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经十分强大了，是应该分流一部分智慧出来，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组织结构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就前往参加活动，参加了两次活动后，被会长点名担任“社会形态研究学会”秘书长要职。
殊不知之前，该会就有人认为社会形态方面的研究不应该受地域界限，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就广泛招募会员，学会很快就招引了上千名全国与世界各地的、各类专家学者报名登记。
同时，学会发起人中有人见戈尔巴乔夫华访之前给重庆巫山小学生回了信，就异想天开的也给戈氏写信，介绍学会情况，恳请戈氏至此，这位发起人不解戈氏给小学生回信是一种外交手段，更不知戈氏访华不久，就会宣布解散苏共。
但国家似乎对苏联上层动态已有警觉，这封投递但并未寄往的信引来了国安部门对“社会形态研究学会”的调查。虽没有查出学会危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问题，依然学会被宣告解散，我赋予这个学会的大半年热情，又以无所事事而告终。
于是一段时期心情十分沮丧，几乎天天都“泡”在七星岗“抗建堂舞厅”跳国标舞。消沉了一年多。
在我消沉着，社会却在发展进步，时不待我，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依法治国的思想进一步凝聚为社会意识。这样的大环境中自己能做点什么呢？
1993年我撰写了《奔向太阳》电视片大纲，以自学报的名义申报了一个公开发行的刊号，约请西南政法大学退休了的高院长作为总撰稿，文化局夏兄作为总导演，希望将东西方法律文化用电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做一番比较与宣传。
我们组织了一个“奔向太阳摄制组”开始四处拉赞助拍电视片，当时的电视节目中插播的酒类与饮料广告最多，最舍得投钱创品牌的是酒类产品，于是我跑遍贵州、四川的各个酒厂，希望得到拍摄法治宣传电视片的赞助，但对于法治似乎说起来人人重视，但愿意掏腰包普及法治思想企业家似乎不多，我们跑遍渝、黔、川的山山水水游说于各大酒厂之间，其中赤水河边的知名酒厂的厂长似乎伸出了一枝橄榄枝，让我们往返了好几遍，结果却一无所获。
终于经朋友介绍，我们找到并获得了江汉油田一个企业的支持，《奔向太阳》始能开机，拍出了两集电视片。
在拉赞助过程中，认识了重庆阳光公司老板并与之结下不浅的尘缘。老板喜欢照相，他创作的好几张摄影作品被中国博物馆收藏，也曾上央视的“艺术人生”节目做过该节目的访谈嘉宾。
总之我从1985年初下海，在这个单位实施完一个“项目”又蹦跶到另一个单位去开展另一个“项目”，由于个人与大环境之间信息不对称，能量等级不在一个层面，无论我怎么思考、怎么忙，怎样奔波打拼，常常一个项目完成到手的结余还不够启动另一个项目。加上我这人不大会维护“关系”就难以形成利益共享的“人脉”资源。所以在竞争激励的年代，始终是混得不咋滴。
十余年打拼的血汗，仿佛滴进了童年记忆中那个胖叔叔的漏瓢，始终积蓄不起创业所需的“第一桶金”。空忙十多年。
八、九十年代之交 忙（下）
90年代中期，我被内地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压力挤上了祥和的西藏高原去谋生存、求发展。
90年代的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大街上有稀疏的人们和车辆穿行，也有牦牛和藏鸡、藏猪们在大街上悠闲的漫步。
不难发现，西藏农牧民耕种与放牧的方式与内地不同，内地是把牲畜圈养起来，让庄稼不被侵扰，西藏的农牧民是把庄稼用石块木栏围住保护起来，让牲畜自由自在的敞开放养。
还没能充分体验藏族同胞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就忙开了，进藏不久的1996年十月，我们在拉萨西藏饭店成功的举办了“首届内地与西藏企业家交流务虚会”会议有深圳大学某教授牵头的，来至全国各地的，十多人组成的专家团、十余家国内知名品牌的企业家代表到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光临。可见我们老板人脉之广，功夫之足，神通之大。
会议成果是：自治区领导表了态，欢迎内地企业来西藏投资，同意内地某企业投资参股设立西藏阳光农业公司，对林芝地区易贡茶场进行兼并改制。
西藏高原那通透的天空、林芝尼洋河畔彩色植被与婉约的河流、那云遮雾绕，偶露真容的南迦巴瓦山峰、西藏高原天然大美，说与不说都在那里，相信凡是路过的人都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
易贡藏布江流域像汉字的一笔竖撇，直接从念青唐古拉山脉下滑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从高原到峡谷深深地刻画出祖国西南横断山脉的第一条南北走向地质褶皱线。
易贡一词的藏语语境是美丽得让人心动的地方。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加察冰川冰雪消融，汇流成河，清澈的河水奔泻至易贡时逗留了一下，形成一片约五公里长2公里宽的易贡湖，湖水清澈湛蓝，在静谧的湖湾中稍作恬歇，又狂奔而南下，穿过318国道通麦大桥，直奔雅鲁藏布大峡谷。
318国道通麦大桥段，茶场的场区公路沿易贡藏布北上，穿过崇山峻岭直达茶场，全长45公里，场部设在25公里处的易贡湖畔，开阔地面上盖起群红砖青瓦的小洋楼，登上洋楼凭栏远望，兀自耸立的铁山倒影在易贡湖面摇逸，有朵朵白云悬在山腰，四周是茂密的原始深林。远处是延绵无尽终年不化的雪峰。
记得第一次到茶场时，帕加场长站在318国道通麦大桥头，面朝场区公路方向，伸出双臂不停划拉着自豪地宣示，从这里往上走，一直走到无路可走的大冰川，所有森林、牧场、田地、房屋、人口、牲畜，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林子里面长得，都属于我们易贡农场的,帕加更加自豪的说，前几年，我们的人从大冰川上抬下来两具美国飞虎队战士的遗体。
内地民企组织资源参与西藏偌大国企改制，诸事繁杂，阻力颇大，耗时颇长，忙的一塌糊涂，无需细说。
一晃，时间进入跨世纪之交。刚刚进入新世纪，2000年的4月，易贡茶场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灾期抗洪救灾历时半年.半年救灾期间忙得得几度死去活来。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体滑坡，巨大的冲击波让易贡藏布两岸山崩地裂，原有的易贡湖变成为堰塞湖。
灾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北京派来了相关专家，自治区副主席驻扎现场亲自指挥，抢险救灾指挥部设在318国道通麦兵站。指挥部分设为两个部分：其一由自治区副主席挂帅、各级各部门具体负者堰塞湖的安全排洪泄洪。其二由林芝地区地委书记挂帅，阳光公司具体负责灾区职工群众的安全和安置。
由于本人是阳光公司日常经营的负责人，自治区副主席当着指挥部各部门首长的面，向我宣读一份任命书和两条自治区救灾指挥部命令：任命我为第二指挥部的付指挥驻扎茶场。命令的第1条是抢险救灾期间，若因此死了一个人，拿你是问，第2条是抗洪救灾期间要坚持四个保障：即要保障灾区职工群众有饭吃、有房住、伤病员有病可看，学生有书可读。
宣布命令后副主席口头补充了一条要求：以上两条命令的执行情况，我每天都要亲自听到你当面汇报。
易贡茶场是一个县团级的国有企业，灾区住有400多名职工，连带家属有3000多人。企业办社会是当时国企的一个常态场，易贡茶场办有学校、医院、公安派出所，是一个交通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堰塞湖天天见涨，专家预测的水文信息保密，我们不能知晓，半年来，用木板搭建的灾民临时住宅般了一次又一次，从湖畔避到高地，由高地再次被逼搬迁进两侧山谷。日以夜继的组织劳力转运救灾物质、布置并检查各队的“四个保障”，那种的工作强度，至今回想也令人心悸。
我每天的工作日程是：上午在堰塞湖上游区域奔波，下午朝通麦指挥部跑，黄昏，连夜要召开茶场抢险救灾指挥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当下工作。直到数月后，堰塞形成的大坝决提，一泻千里的那一天，才中断了累死人的来回奔波。
尽管如此忙碌，还是屡遭批评，之前筹备西藏阳光公司时我曾经言语冒犯的、救灾期间担任相当职务的一个副专员，几次来到灾区现场，每来一次来现场，就会恶狠狠的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公司干的好事，自治区主席都到现场了，你们老板呢，跑哪里去了，信不信我一枪枪毙了你……
一些军垦时期参加工作的茶场老职工知道，在抢险救灾的特殊时期，这个级别的干部，那是有权枪毙人的，很替我担心。但我并不怕他，每次他说要枪毙我，我都用用“山顶崩塌，又不是我们老板推下来的”之类的话当面顶闯回去。
蓄势已久一朝爆发的山洪势不可挡，冲刷干净了两岸土层，20余里峡谷带，直接裸露出峥嵘陡峭的山崖石壁，易贡茶场对外交通完全中断，我和3000多职工群众被困在灾区。
被困在灾区就趁机小恬，抓紧休养生息。小恬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周，通过电台喊话进来，让我务必尽快设法脱困，到拉萨去上报灾后安置重建方案。于是由一小队会狩猎的藏族同胞带路，按前辈狩猎人传说中的方向，翻山越岭过草地、趟冰川，翻雪山，在原始深林中跋涉，探寻出路，五天以后，丛林中终于发现了一坨马粪，同行的人们围着马粪兴奋欢呼，见到马粪，标志着我们终于死里逃生，从回人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长达半年的疲劳，令我积疴成疾的并不是两条命令，而是那一条口头补充，让我每天步行往返20多公里，易贡藏布的雨季，空中水分浓郁，风雨中，这个距离快速穿梭令人气踹嘘嘘、歇斯底里，至今留下敏感性的哮喘病根，每逢雨季无论怎样保养都要发作气管炎。
也有因祸得福，因灾区山体滑坡与洪流冲刷裸露出地质地貌特征，后来申报并建设成了易贡国家级地质公园。
令人欣慰的是，我从灾区脱困到八一镇，收到了17岁儿子亲笔写的慰问信，那是迄今为止，儿子给我写的唯一的一封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