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确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径重塑文明秩序
中国学者要研究我们的文明、意识形态等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我称之为“顶天立地”。“顶天”就意味着要思考前卫、尖端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明跟世界的对接、中国文明的定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50到100年以后中国人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总有一些前端的学者摆脱意识形态、各种茫然，站在最尖端的领域中做一些梳理，这些研究也许在100年以后会像马克思•韦伯当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许多宗教跟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立地”则代表研究的内容有操作性，例如如何整合和分离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中国转型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情况下，首先让大家心理上接受，同时技术上也可以操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接地气，既要有高度，又要站在建设性立场上。中华文明的问题最快会在几十年以后突显。
中国崛起可能会对五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形成挑战。一个是世界经济秩序，我们以前做市场，现在经济体崛起已经开始。第二是安全秩序，我们的领土、能源。第三是政治秩序，到底是西方主导还是东方主导，过去500年西方主导，慢慢变成东方主导还是中西共治，这一点正在经历转型。第四是心理秩序，第五是文明秩序，这一点东西方差异比较大。
这五个方面，前面的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是很实在的话题，后面的政治秩序、心理秩序、文明秩序则比较无形，如何去把握和建设这些方面是比较难下定论的。
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文明秩序的研究，国内官方体制也在加强宣传，像核心价值观，希望塑造一些东西，包括提出中国自信、中国梦、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成功的东西里面总结出我们文化基因的作用，写出中国故事。但是现在为时尚早，我们的文明秩序还没有架构，架构不是说来就来，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盲点混在一起，有被现有体制利用的因素在里面。抛开这些，我们需要尖端学者思考这些问题。文明的重构，一是自然形成，另外也需要一些尖端学者在最前沿做一些开拓性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普世价值观称为西方价值观，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过去500年是西方的世纪，所以西方用来覆盖或者验证经济文明工业化并取得成功的那些体制，就跟普世价值观划等号了。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普世价值观将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西方，一部分来自东方。只是现在来自东方的部分还未发展成熟，实力、能力和见解还没达到一定高度，即使官方出于积极目的，也会因为能力不足或者体制转型不到位产生曲解。实际上，中国模式、中国故事很好，由于说的不到位，没有说服力，老百姓不爱听，就会觉得没有吸引力，外国人则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需要一些学者真正在前沿做这些事。中华文明在崛起，我们的体制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推动了经济腾飞，但是现在遇到了很多障碍，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如外科医生在去除病变的同时又不影响别的身体机能的工作，我们要找到一个专业的办法转型，让体制内的能够听得进去，西方也能接受，同时又不引起国内的震荡，还要有正面的正能量使民族慢慢向前。
如果按照这个技术路径往下走，就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有观点认为国学根本不是儒学，我个人赞同这个说法。国学里面也有不少糟粕，西方有一句话说倒脏水把孩子也倒掉，现在我们是捡孩子把脏水也捡回来。过去我们确实丢掉了很多传统的文化，结果现在一些媒体知识分子，像国学大师宣讲似的，把封建国学里面的一些儒学糟粕也讲出来了。例如对皇权的尊崇，对个人权利的漠然，这都是不符合当今价值观的。所以国家意识形态整塑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无论是讲文明，还是讲政治体制，只要提到国家意识形态，那讲的肯定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是要符合现代价值观的。重建普世价值观不能只看西方价值观。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只是因为500年前这一套体系在西方是成功的，但是照搬到东方土地上肯定会水土不服。未来东方价值观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是我们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
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转型是当务之急，在过去几年舆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也常提到执政党转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问题都是转型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四位一体的，即由市场、政府、社会、法制共同组成市场经济，这中间就有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法制的关系。涉及到执政党，社会关系就复杂了，即便是我们的产权结构已经证明当前社会依然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呼唤国家介入。
执政党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暂且不说意识形态，其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时期依靠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来推翻旧体制、建立一套新体制。我认为这三个要素是建政之前的执政党三要素，但实际上建政之后依然沿用了这三个要素。1949年到1979年，前30年用的还是这些，因为那个时候公有制是主体，老百姓是无产阶级，暴力的体现方式不是武装暴力了，可能是思想暴力，包括对媒体思想的管理、控制等。
1979年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当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就需要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手段是让人们致富，目标是让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2006年《物权法》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宪法》里没有写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通过勤劳获得的私有财产必须得到法律保障，而且《宪法》决定体制依然是公有制为主导，但是观察一下社会的产权架构就会发现，公有制占的比例在减少，虽然作用还是很大。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行业中，比如说航空母舰一定要国企来造。虽然国企依然是共和国的长子，但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民营经济在推，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企业家拥有财产，让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让老百姓拥有物业。至少未来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土地，这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其实只是党章和《宪法》里面没有写而已，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并且保护私有制，而公有制主要在国家重要的战略国防部分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无产阶级少之又少，这个阶级正在消亡。所以我们的统治手段不能再是使用暴力了，一定要讲游戏规则，一定要讲妥协、讲博弈，但这个博弈是不是西方模式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执政党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愿意不愿意转？怎样转？所有的冲突都来自于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来自执政党，包括核心价值观和文明的问题。
最后我再用欧洲的经验补充一下政党转型的问题。如果没有当年修正主义的话，可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会存在，今天的欧洲也不会变成人性化的欧洲。1959年，也就是二战结束14年之后，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开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因为它当时已经参加选举，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采取阶级斗争、武装暴力、公有制等，反对的就是法制、个人自由，就会遇到很多内在的冲突，到了现实政治这个层面上，选民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所以他们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勇敢放弃一些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拥抱一些新的价值观，跟现代社会基础结合，但是也继续保留原来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当然这是西方的做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一个左派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可能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永远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共和党实现不了，就选择民主党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形式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是值得内部学者思考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它的价值，只不过历史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去证明。过去十几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时间，有很多社会矛盾依然客观存在。未来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相分离，会不会也像核心价值观一样，写是写出来了，但是最终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