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性发展机制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政府与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我国正以它们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藉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也主要是以政府和市场为基本推动力，通过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来实现发展，互动性机制如下。
1.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双层共生性互动机制
一是在分工层次。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就明确指出，分工专业化可以有效提高生产率。工业制造业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就需要坚持分工的原则，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把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如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外包出去，以实行专业化和提高生产率。市场会自发对此做出反应，催生专业性的生产服务业企业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即生产性服务业是分工发展的产物。反过来，生产性服务业为了进一步发展，基于市场力量，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会加快集聚，扩大市场规模，获取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外部性，根据斯密——杨格定理（Smith-Young Theorem），这会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深化，使生产性服务业能更好地为制造业发展服务，从而持续推动它的发展。
二是在创新层次。在分工维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形成了第一层次的互动。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化，制造业要实现进一步的升级发展，就需要创新，以为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获取市场需求力量的支持。这就催生了创新需求，由于制造业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知识和思想等高级生产要素，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就内含大量高级生产要素，在相关政策的引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就会以供给者的身份嵌入制造业，为其提供高级生产要素，推进它的升级发展。
可见，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首先在分工层面形成互动，然后在创新层面，又形成一个创新需求与创新供给相互作用的更高层次互动，提高互动质量。创新层次的互动是对分工层次互动的进一步强化。而且，由于创新又会促进分工深化，强化分工专业化中的“干中学”机制，该机制的强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创新。因而，创新与分工的相互促进作用进一步导致了分工、创新这两层次的互动机制产生了具有彼此强化特征的正反馈式联动，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在市场中紧密互动而形成一种“共生”模式，在共生之中来实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
2.生产性服务业与城镇化的协同演进式互动机制
就服务业与城镇发展的关系来看，城镇化进程要早于服务业。根据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1988)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在经济发展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0美元时，城镇化就完成了一半的过渡，而服务业就业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0美元时才完成一半的过渡。因此，在城镇化早期（城镇化率30%以下），工业化是其主要驱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它之间互动性不强，不具有协同性；当城镇化进入中期后，工业化也演进到了较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才逐渐突出，与城镇化之间互动也日益紧密，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因此，从中长远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城镇化呈现协同演进趋势。
具体来讲，在城镇化早期，通过政府的支持政策和市场的自发作用，吸引了人口和工业企业的集聚，促进了市场规模化发展，在技术、知识和信息转移以及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了经济溢出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善了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条件。同时，由于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更多的劳动投入和其它生产要素，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进而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水平。因而，城镇化的发展会在其空间内催生相关溢出效应和需求拉动，形成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支撑。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中长期内，它反过来也会促进城镇的内生增长。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强化自身的分工集聚，同时也带动工业企业集聚，这些产业规模化集聚自然会催生知识和信息外溢效应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进而促使城镇的内生增长（Lucas,1988）；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市场机制，融入工业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与环境污染程度，促进城镇内涵式发展。（来源：唐志良.湖南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性发展：机制、问题及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