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路，是世上最难走的一条路。
让这条路难走的原因不外乎四个：一是敌人的强大而凶残；二是我方前期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三是利于红军在军事上求生存的地方自然环境却又十分恶劣；四是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让党内斗争闪现刀光剑影并且暗流涌动。关于长征，有没有一个直观的故事能对此予以形象地反映？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长征路上6个陕西人的6种走法。
最出名是贾拓夫的长征和“一而一”式走法
贾拓夫，神木人，新中国西安市第一任市长。
他能与中央领导一起走长征，是偶然所致而非必然。1933年，对“地下”的中共陕西省委来说，实在是个大灾年。先是红26军的南下失败，接着是省委一、二号首长的被捕叛变。不仅陕西省还包括甘肃和宁夏，整个西北党的事业面临生死存亡。作为秘书长的他，身处险境、临危不惧，采取力所能及的果断措施予以应变。他深知最好、最有力、最彻底的应变措施是必须尽快找到党中央。西安去汉口的火车人太多，门里挤不进去，窗口也挤不进去，情急之中他只好爬到车顶子上。还好，他顺利抵达汉口，然后坐船到上海。谁知党中央已转移到江西瑞金。在地下交通“上一站转下一站”接力式地帮助之下，他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是1934年1月。使命完成之后，党中央把他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进入10月份，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随军长征。他的长征之所以最出名，一来因为他与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红一方面军走在一起，二来因为他与一批最有名的党史、军史人物走在一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特殊身份与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经典——到陕北去——连在一起。长征路上他的走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而一”式走法：前面那个“一”代表红一方面军，后面那个“一”代表整一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在红一方面军的序列中，用了整一年时间从出发点走到了落脚点。
最幸运是张德生的长征和“四转一”式走法
张德生，榆林人，新中国甘肃省第一任书记。
他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中开始长征的，然而，是被张国焘的人像看管犯人一样押解着行军走路的。他之所以身处四方面军之中、遭遇这种处境、以这种方式长征，纯属偶然而非必然。他本是中共陕西省委所建立的一个特别支部——甘宁青特委的组织部长。这个支部远在甘肃兰州，以“菜根香”的酱菜园为秘密联系点，包括他共有3人常住于此。谁知陕西省委一、二号首长被捕叛变，供出了这个秘密地点。敌人搜捕那个点的那个晚上，幸运的他正好没有在那个点上过夜才得以幸免。他的那两个战友被敌人捕去杀害了。于是，兰州、西宁、银川和西安他都无法立足，只好转到陕南特委任组织部长。他领上海中央局之命送一份中央文件给四方面军总部，前往川北旺苍坝，见到了张国焘，完成了使命。本可以很快返回汉中的，谁知这时偶遇两个熟人——潘自力和廖承志，打打招呼交谈交谈在所难免。谁曾料想这个举动给他惹下麻烦、让他顿时身处险境。于是，张国焘既不让他离开四方面军又不给他分配工作，而是看管起来。直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他有幸见到李维汉，李把他从四方面军调到一方面军，处境有所改善但仍未脱离险境。直到1935年9月某日的一个深夜，睡梦中的他被李推醒，听到李说：“走，割麦子走——”，敏感的他听得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于是一骨碌爬起来跟着李疾走而去。由此，他才真正脱离险境。他的长征之所以最幸运，是因为他能够成功地从四方面军序列中转到一方面军序列中。能被长征的幸运之神如此眷顾的人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幸运让他免受南下之苦（少爬两次雪山、少过两次草地），这个幸运让他提前一年到陕北……长征路上他的走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四转一”式走法：前面那个“四”代表红四方面军，后面那个“一”代表红一方面军，也就是说前面一段路他和四方面军走在一起，后面一段路他和一方面军走在一起。
最坎坷是张宗逊的长征和“一转四”式走法
张宗逊，渭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他是黄埔五期生，秋收起义时的红军连长。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时，他带一个排贴身警卫毛委员的安全。第五次反围剿时任红5军团红14师师长。长征开始时在中央纵队任参谋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3军团红4师师长洪超阵亡，他临危受命接任。血战湘江时他率该师在光华铺打阻击，牢牢控制界首渡河段。1935年2月底，第二次打遵义时负重伤。长征胜利50周年时，将军对他负伤的经历记忆犹新：“我带红10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鸦山时，感到右腿被沉重的东西猛击了一下，起初还能勉强记事，随后就昏迷了过去”。他的小腿肚子被穿了个洞，用肉眼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出口。手术之后，先在总卫生队养伤，后转入休养连休养。作为伤员的他如何行军？前3个月靠担架抬，后3个月挣扎着骑牲口，半年之后强迫自己下地走。如果他略微心存一点“私心”的话，他应该一直待在休养连里，只要能跟着走就是贡献、就是功劳。要是这样的话，他的长征也是幸运的，同样可以少爬两次雪山、少过两次草地、提前一年到陕北。他的坎坷源于他太要强、太爱作战部队。1935年8月，仅仅能下地行走的他，便写信给毛和周要求派他去作战部队。于是，他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这就注定了他的长征之路是一条更加坎坷的路。9月9日晚饭后，他接到右路军总指挥部叶剑英参谋长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于是，他拖着尚未痊愈的腿一夜步行六七十里路，赶到总部时已是10日黎明，因为找不见叶并且不便打问，加上他太累就在司令部里休息，一觉醒来已是11日黎明。这就错过了追赶红1、红3军团的有利时期。50多年之后将军对此还念念不忘：“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1、红3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后，万分难过，懊悔极了，都怪我遇事不敏感……”从草地分离到他再次见到毛主席，时间是1937年1月3日，地点是保安的那孔石窑。毛主席对他说：“张宗逊你倒好，革命把你从南方送回了家”。他的长征之所以最坎坷，是因为按理他本来最有资格、最有条件和党中央毛主席走在一起，只用一年就能完成长征；结果事出意外，让他走了整整两年。其中的万般无奈、万般委屈和万般辛苦唯有他体会最深。长征路上他的走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转四”式走法：前面那个“一”代表红一方面军，后面那个“四”代表红四方面军，也就是说前面那段路他和一方面军走在一起，后面那段路他和四方面军走在一起。
最曲折是潘自力的长征和“押解”式走法
潘自力，华县人，新中国宁夏省第一任主席。
他是陕西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一生的经历曲折而坎坷。1926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团转党，年底回到国内，1927年夏返回陕西，1928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1月遭敌被捕。关押23个月受尽磨难，1930年10月，乘敌中原战败、仓惶逃离西安之际，成功越狱。脱险后，因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经朋友推荐，受杨虎城赞助而出国留学。尚未接上组织关系的这次留学经历，为他一生的曲折埋下隐患。“9.18”事变之后，要求回国参战，1933年经共产国际安排回到国内。为寻找失去联系的党组织，1935年1月来到川北，终于找见红四方面军。不料想以前的经历和关系不仅不被认可，反而遭到严重质疑，结果被羁押。被押解着走长征的不仅有他，还有他的战友张德生，还有中山大学他的师弟廖承志。一技在身，平常时候可以挣饭吃，关键时候还能救命。他们三个人没有被“处理掉”，因为廖承志的宣传画画得好，张德生的蜡版刻得好，他的标语大字写得好。每到一个新地方，他们三个人各司其职搞宣传。人身自由完全没有的，因为时时处处有持枪者看管。懋功会师张德生被李维汉搭救而走；甘孜会师之后，因为有红二方面军的有力牵制，更有朱德、刘伯承等高级将领的长期努力，加上共产国际的压力，张国焘的野心有所收敛，他和廖承志的处境才有所改善。直到1936年会宁会师之后，廖承志被周恩来用智谋救出，他被批准重新入党，这才算保住了性命。这就是潘自力的长征。
最全面是李达的长征和“6.2加二.四”式走法
李达，眉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
他是军史上最著名的参谋长。2015正值将军110年诞辰纪念，京西宾馆有人为他赋诗：“将军一生百战多 ，宁都祭旗斩阎罗； 砥砺三军参谋长，运筹帷幄智慧多。” 他革命生涯的起点是1931年的宁都起义。1932年初他从红5军团调到红6军团，一年之内由连长升为师参谋长。1934年8月7日，远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红6军团的长征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中央的意图是让该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先行探路，并设法靠近红2军团。红2军团因电台损坏，红6军团无法与其直接联系。因此红6军团的首长不能确定红2军团的具体位置。作为参谋长的李达一靠研读军委通报、二靠查对敌情变化、三靠查阅当地报纸或访问当地人士，对此做出判断供首长参考。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实上红6军团在不断靠近红2军团。10月7日，红6军团在贵州石阡县甘溪镇与桂军第七军遭遇，作战失利后全军团被分割为三截，李达率先头部队突围出来后，收拢建制不同的400余人，当即成立特务团。当时他们既联系不到红6军团主力、又联系不到红2军团，成为一支孤军。他决定率这支孤军到梵净山里去找贺龙。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十分正确，10月16日他果然找见贺龙和红2军团。贺龙当即命令红2军团全军出动去接应红6军团。李达率特务团为红2军团作向导，10月24日找到了红6军团主力。王震紧握李达的手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谁知道你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10月26日，两军（红6和红2）在四川酉阳隆重集会、庆祝会师，这是李达的长征所经历的第一个会师；1936年7月2日，两个方面军（红二和红四）在甘孜隆重集会、庆祝会师，这是李达的长征所经历的第二个会师；1936年10月份，一、二、四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在将台堡会师，这是李达的长征所经历的第三个会师；当年11月，毛主席在陕北保安县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将领，李达参加了会见。他的长征之所以最全面，是因为他所在的红6军团走得最早、到达最晚、路程最长；并且开始的路与红一方面军相合、中间的路与红二方面军相合、最后的路与红四方面军相合。长征路上他的走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6.2加二.四”式走法：前面那个“6.2”代表红6和红2这两个军团的会师；后面那个“二.四”代表红二和红四这两个方面军的会师。长征一路走来，李达由师参谋长成为军参谋长，最后成为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
最特别是汪锋的“半个”长征和“蒙面”式走法
汪锋，蓝田人，我党统战工作杰出领导人。
他被誉为秦岭之子，是陕西党史上的著名人物。1935年初，中央军委给他一个“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负责联系红25军、协调该军与杨虎城部的关系。他的有缘长征事发偶然，是无意为之。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的长征由河南罗山出发，12月10日进入陕南。1935年4月15日在柞水九间房发生了“张汉民事件”。红25军在此地设伏杨虎城的警三旅，而该旅隐蔽着数以百计的中共党员，旅长张汉民就是其中之一。当他星夜兼程地赶到警三旅阎揆要团的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几个小时前红25军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听完事件经过，他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25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他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25军军部驻地蓝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25军的所有领导人。他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要求马上放人。随后他又向红25军领导传达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他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变化，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才知道他将无法完成使命。他本想救出张汉民和那些被俘的党员，这下连自己的性命能否保住都成了问题。来人把他五花大绑、在头上套上一个留有眼孔的黑布袋。他是以这种装束和方式开始他的长征的。红25军把张汉民和那些被俘的党员都杀了，为什么不杀他？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特殊，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上、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为证。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杀他。第二，行军途中一有空，他就向战士学唱红军歌曲，因此逐渐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看押他的战士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他却叫醒战士一起追赶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自己如果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就无法证明自己了。最后，红25军的老根据地——河南信阳的党组织派人来联络，红25军委托信阳的党组织前往上海，证实了汪锋的身份。这才保住他能和红25军一起长征到陕北。红25军长征的全程近万里，他经历过后面的五千里，因此他的长征是“半个”。
60多年前，著名的党史学者缪楚黄先生给长征下过一个经典定义：“长征是指1934年至1936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部队包括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包括最早到达陕北的红25军。”贾拓夫、张德生、张宗逊、潘自力、李达和汪锋，这6个陕西人的长征经历，正好构成一个典型案例，用这个案例就能直观形象地解释“长征是什么”这个问题。